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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奥运百年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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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奥运百年圆梦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9月1日发布
奥运百年圆梦人们常常挂在口边,但是百年圆梦的含义究竟指什么,恐怕还是见仁见智。在1908年的天津青年杂志上，向当时的国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名运动员可以去参加奥运会？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组织一支队伍去参加奥运会？而什么时候我们又可以举办一届奥运会呢？然而迄今《天津青年》提出过奥运口号吗？是谁提出了这三个问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其实这三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国运动健儿参与奥运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程，即使100年前的1908年没有像今天这样具体化,但是说那时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梦想也是很实际的。
有人说(例如梁文道在凤凰锵锵奥运行上解读)奥运白年圆梦是严复提出来的,他希望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这种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东亚病夫形象和奥运会相连是1936年的事情，这和奥运白年相差较远，难以成立。有材料证明,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式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呼吁我们的运动员加紧准备，筹建奥运会代表队，成为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奥运圆梦当然和中国国民健身强体有关，但是奥运和竞技运动并非群体运动,奥运自然和参与奥运会的运动员、运动队及主办奥运会相关，中国人民早已经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无须到2008年才圆这个梦。至于梁文道、徐子东称中国金牌大国可是小学生连广播操都不做的事实,恐怕不值一驳,至少我坐在家中看到天通苑小学的小学生们在上课前是天天在操场上做广播操的。
凤凰卫视的奥运宣传把人搞糊涂了, 凤凰网的大国崛起榜上显眼地位显示中国崛起为金牌第一大国，可是辩论会在辩论中国是不是体育大国？凤凰锵锵奥运行的三位主持人成中国是金牌大国还得向体育大国转型,杨锦麟则在奥运世界行节目中大讲奥运会后综合症,真实各个别出心裁。
附网上三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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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青年》提出过奥运口号吗？
1908年《天津青年》提出三个奥运会问题 如今这本杂志在哪？
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去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成绩优秀的运动队去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邀请世界各国到北京来举行奥运会并代替在雅典举行？
据记载，这是在1908年，旧中国积贫积弱、尚不知“奥运会”为何物时，《天津青年》向国人提出的三个问题。
如今它被认为是中国早期接触奥运会的标志性口号。那么，是谁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这本杂志现在哪里？有谁见过这本杂志，并见到过这三个问题呢？
故事发生在天津，答案须先从天津找起。本报记者为此奔赴天津，并越洋电话采访有可能藏有当年这期《天津青年》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安德森图书馆，几经周折，一段尘封的往事渐露端倪……
线索
经过多方打听，14年前，在天津市体育局工作，并编纂过《天津体育志》的兰凤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现已退休多年的他回忆：
“一天傍晚，我出去散步，走到离体育局不远的和平区重庆道时，看到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房门边，一个白底的竖牌子上写着‘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因为中国近代的很多体育项目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入中国的，我想，这里可能会有些线索。”
兰老师回忆道，“屋里有个老太太，当时最少也得有80多岁了。弄清我的目的后，老太太拿出很多旧杂志、报纸让我翻阅。在其中，我看到了一本年代很久远的《天津青年》，好像是20世纪初的，但不敢肯定就是你们要找的写有三句奥运口号的那期。”
看来，要想找到答案，我们只有再次拜访重庆道。
追访百岁老太太
由西至东走完重庆道，始终没看到“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牌子。经多方打探得知，原来，早在1993年，女青年会的工作地点就由重庆道搬到了常德道。兰老师当年所遇到的80多岁的老太太，就是现在女青年会的名誉会长、天津市政协委员郑汝铨，老太太1907年生，现在已99岁高龄了。
当记者提出要见郑老太太时，接待记者的副总干事陈恩慈女士显得很为难，“老太太现在身体不太好，又是孤身一人，刚才你进门前，我正在帮她联系医院呢。”不过她用电话联系了郑老。几分钟后，陈女士挂上电话，很愧疚地说：“很抱歉，老太太说当年家里装修时，很多旧杂志都不见了，其中包括你们想找的《天津青年》。”
见记者面露难色，陈女士说：“《天津青年》杂志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办的，我们这里是女青年会，两个不同的组织。你上他们那里找找吧。”
善意的错误
陈女士向记者介绍了青年会的罗世龙总干事。
年代久远，这里也没有那本《天津青年》，但热心的罗世龙还是提供了两个信息：一、当年的《天津青年》一直办到现在，不过名称已经改了。二、那三句奥运口号是老会长张伯苓先生在1908年提出的。“派人、队伍、举办，是这三个关键词吧？我一直都记得呢。”
真是张伯苓？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梁吉生主任不假思索地否定了此说：“这不可能，张伯苓1908年8月去美国参加第四届世界渔业会议后，转道欧洲，去伦敦观看了第四届奥运会。1909年1月返回中国。1908年的下半年，他不在中国，怎么会在南开学校喊出那样的口号呢。”
而后，南开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崔国良提供的一本《严修日记》（张伯苓好友写于1908年）也证明，当时，张伯苓确实不在国内。
罗先生犯了一个善意的错误。
越洋“捞针”
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刘海岩先生最近在基金会的资助下，访问了美国很多大学的图书馆，也去了位于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明尼苏达大学的安德森图书馆，那里保存着大量有关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档案资料。刘先生推测说相关档案应该都保存在那里。
越洋连线，安德森图书馆 Y M C A（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代理馆长大卫·克拉森向记者推荐了案卷保管员达格玛·盖兹女士提供帮助。恰好当时档案馆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后来在邮件里得知她叫张雅茹，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
对方的回复曾让记者一度兴奋不已，传真里出现的“万国大会电影”、“第六届运动会”等史料和先前在国内所获材料完全吻合。但不巧的是，张雅茹马上就结束了这次访问，而正值学期尾声，忙碌的盖兹已经无力顾及记者的要求了。
截稿时间已到，追访告一段落，《天津青年》的“问题”之谜只能再封存一段时间。
天津 中国近代体育启蒙之地
1896年1月11日，《天津公报》刊登出这样一则消息，“一场篮球比赛将在今天下午举行，所有对篮球运动有兴趣的青年4点被邀请参赛”。比赛是否如期进行？现在还未得到考证。
同年4月4日，《天津公报》再次出现这样的文字，“上周六下午举行了一场热烈的篮球比赛，另一场将于今日下午4时举行，来学学这项运动吧。”这则消息显示，一场篮球比赛确实举行过。通过万年历计算，1896年4月4日前的周六为3月28日。
由此可以确定，以目前的史料考证，这一天，中国的第一场篮球比赛在天津举行。
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下，天津率先引进了一批近代体育项目。比如，1904年乒乓球运动被引入中国时，天津是最先发展和流行该项目的城市之一，当时称“桌球”。
1931年，青年会举办了第一次全市乒乓球公开赛，这也是中国乒乓球最早的正式比赛。1936年，天津青年会又举办了第一届华北埠际乒乓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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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first.cn/900tian/90006_2_27_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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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奥运今朝梦圆 忆“体育校长”的强国之梦
来源： 东方网-文汇报 发稿时间： 2008-08-11 19:11
张伯苓为学生足球比赛开球。张元龙
张伯苓。张元龙
●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式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呼吁我们的运动员加紧准备，筹建奥运会代表队，成为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1932年7月，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以张伯苓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的参赛，至此，中国运动员第一次现身世界级运动大会。
一百年前，在天津，有个人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够举办一届奥运会？
他，就是南开之父张伯苓，著名爱国教育家，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一百年后，“三问”皆有答案，奥运今朝梦圆。
在见证这世纪梦想实现的激动时刻，张伯苓先生的嫡孙，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元龙，不禁感慨万千，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向记者讲述了伯苓先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体育校长”强国之梦
“不身处那个时代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不论办学校、办体育，他脑子里面没别的，就是一个目的——救国”。张元龙说，在祖父张伯苓身处的清末，中国太穷了，普通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极差，“愚、弱、贫、散、私”，成了中国人身上的普遍弱点。身体不行，受不到教育，一盘散沙，自私……因此张伯苓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教育救国。
张伯苓出生于清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幼年时体弱多病，是体育锻炼让他体格强壮起来，后来，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在校长严复先生的影响下，很早就接触了西方近代体育，跳远、跳高、爬桅样样都行。
甲午海战，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噩耗传来，血气方刚的张伯苓义愤填膺，而在刘公岛目睹英兵魁梧的体魄与中国兵“身着破军衣，面色憔悴，两肩高耸”的形象，也让年轻的张伯苓心如刀绞。自此，张伯苓奋发蹈厉，以实际行动推广和践行“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教育理念。
与甲午海战同时，1894年，在“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倡导下，沉睡了一千多年的奥林匹克运动得以恢复，1896年，希腊雅典举行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很快，张伯苓通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听说了奥运会，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当时，天津是最早的开放城市，来了很多外国人，西方思想比较多的进入，”张元龙说，那时，张伯苓受到了这些思想影响，参加了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但是祖父从来不去教堂，对于基督教，他有两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帝，但是我知道信基督能够做好事，这一定是没错的；我不知道教育能不能救国，但我知道教育这件事绝对是个好事。’”
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式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他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在此，我呼吁我们的运动员加紧准备，筹建奥运会代表队，争取早日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张伯苓成为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随着南开系列学校的创立，张伯苓开始真正把自己的体育理念付诸实践。作为南开学校校长，他规定凡铅球、跳高和440码的成绩均要达到学校规定标准方为及格，并要求本校运动会要尽量使人人都能上场。
在张元龙看来，祖父当时做的这件事，实际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士大夫、读书人，怎么去干这种踢球打蛋的事情？但他就愣是把运动慢慢组织起来了”。
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设施之精良在全国的学校中名列前茅。
“每天下午4点后，学生都自觉地奔赴操场，三五结伴，锻炼身体从不间断”。张伯苓还选拔成立了各种学校体育代表队，参加校际、地区间，乃至全国性和国际性体育比赛，使体育成为南开与社会交流的重要方式，体育比赛在他的推动下成了一件时髦的事，有人甚至称他为“体育校长”。
躬身践行体育精神
在张元龙心目中，祖父不仅是奥运的传播者，也一直践行“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教育理念，“祖父是个实践家，他担任过历届各式各样的体育协进会的主席、负责人，做过总裁判。要知道，做裁判是很艰难的，当时都说英文，那个时候也有‘黑哨’。在当时，为推动体育事业，他可以说是费尽心思，兢兢业业。”
“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庶不致发生流弊。故体育道德及运动精神，尤三致意焉。”“运动员的品格，较比运动的胜利更为要紧；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
对于当时充斥着“锦标主义”和“选手体育”的旧中国来说，张伯苓的这些言论无疑是一场场罡风。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曾说：“我相信，每个人看了张伯苓的故事后都会感到鼓舞，会从中感受到一个充满激情和信念的人所传递出的精神——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竞技体育，更是一种思想境界。”
1932年7月，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以张伯苓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面筹资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紧急致电国际奥委会，为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的参赛，至此，中国运动员第一次现身世界级运动大会。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张伯苓激动不已，他悬腕提笔，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晚年，张伯苓仍未放弃对奥林匹克的执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重庆组织召开了体育协进会会议，申报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留给后人无尽财富
作为教育家，张伯苓对自己的子女没有什么严苛的要求，“祖父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子女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有点贡献”。
在治家上，张伯苓的一句话“要给子女留德不留财”，深深影响了整个家族。
“我现在是深刻地体会到了祖父这句话，所谓德，就是很好的社会声望，大家都会帮助你。在天津，大家都知道张伯苓，我做事就无形中享受到他留给我们的德，大家都特别信赖我，这对我是莫大的督促和鞭策。”如今，身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工商联主席的张元龙，经常会和许多企业老板打交道，他就会常常对这些老板说，一定要给孩子留德不留财。
“祖父是个很简朴的人，他所有办学的钱都是从社会募集来的，然后自己一点点再去滚动，他有很多学校，社会职务也多，但他只拿一份工资，就是南开中学，我们家当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还要养妹妹，所以他就拿出母亲的丧葬钱办学，去世前，他把所有的学校都捐给了国家，重庆南开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南开大学、南开女中都捐了，临死钱包里就只有7块钱。”
去世的时候，张伯苓先生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钱财，但是，伯苓先生留给后人、留给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却不可估量。
当奥运之光在中国这片古老大地普照，张伯苓，这位被誉为“充满激情和信念”的奥运先驱，他昔日为梦想而做的艰难努力，他先进的体育理念和丰厚的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于中国奥运的史册！
特派记者李扬（本报天津8月10日专电）
http://news.nankai.edu.cn/zhxw/system/2008/08/11/0000178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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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
旧时外国人对 中国 人的贬称。 毛泽东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过去说 中国 是‘老大帝国’，‘ 东亚 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 的面貌改变了。” 郭沫若 《全运会闭幕》诗：“ 中华 儿女今舒畅，‘ 东亚 病夫’已健康。”
由来
对“东亚病夫”一词，许多人的理解是：清末中国人吸鸦片，导致身体瘦弱，所以遭洋人轻视；其意思，近似于老百姓所说的“鸦片烟鬼”。
“东亚病夫”一词，最先叫“东方病夫”，出自上海《字西林报》（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于1896年10月17日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人。按照梁启超的翻译是：“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此后，在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中国申报了近三十个参赛项目，派出了140余人的代表团。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人：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从此，“东亚病夫”就成了外国人对中华儿女的蔑称。
http://baike.baidu.com/view/5827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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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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