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位非常著名的老师（3）：著名植物学家张宏达教授

                           黄玉源

  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植物学教研室当助教，1985年考上了由教育部组织的统一考试，考入了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的硕士课程助教进修班，当时就是为大学的助教深造和拿硕士学位办的。1987年毕业后，即投入了申请硕士学位的硕士论文的研究工作，可是当时我们的学位课都够了，就是那时没安排考公共英语，因此需要再参加研究生英语的考试即可，而且安排的指导教师没有太系统地讲如何把内容组合成硕士论文，因此，申报工作一直就拖着。而我们当时的两个专业：植物学、植物地理与地植物学班里的较多同学都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在后来，我把研究的内容发表了几篇论文。在1994年10月这样，我准备考博士研究生，在选择学校和导师的过程中，我看了较多的资料，其中有中国教育报，那时该报纸刊登博士点的招生简介。由于我在助教和讲师时，就常看到张宏达先生的研究文章，而且知道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而且，我在助教时就购买的全国综合性大学统编教材《植物学》（由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编撰）的主编和统稿也是张宏达先生。因此，决定考中山大学张先生的博士生，同时在精心、刻苦地复习和准备。

复习的过程是紧张和艰苦的，因为那时的博士生全国招收很少，而且中山大学为全国重点大学，知名度高，考入的难度是很大的，竞争太强。记得当时全国的所有大学和研究院所只招收几千名博士生。而且，像中大这样具有20多个博士点的大学很少，一些省总共只有几个博士点。而在我报考的1995年，中大那年也只招收80多人；即一个博士点只招收几人，但是报考的人则很多。（当然现在招得就很多了，记得2003年就招了900多名，现在可能更多了），考试的那几天，考场外的人可多了，面试的时候我们专业的考生也较多，后来记得一部分没被录取。在第二年，报考的人更多了，记得是我博士生一年级的时候，一次在邮局的电话室里，听到一个考生在打回去的长途电话里说，他们的专业是20人录一个，当然可能这个专业又更多一些报考的。

经过认真、刻苦的考试，终于获得了的入学的资格，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我很崇敬的张宏达先生的弟子。那时，张先生在学术界的知名度早就很高，已经81岁了，在张先生的研究中心里，到处是严谨和让人肃然起敬的科学研究领地和场所，然而你还能感受到到处都很舒心和愉快，让人好似处于清静而优雅的环境之中；这里是教育部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实验中心、广东省植物学重点学科，张老师是两部门的主任，里面有多个教授、副教授的办公室，较多的著名专家在这里开展研究工作，如王伯荪、彭少麟（时任中科院华南植物所所长，兼职教授）、缪汝槐、余世孝、杨中艺、李鸣光、施苏华等。这里还有教室，会客室、图书资料室（在张老师办公室里连着的几间房）、小型会议室、标本馆、多个实验室，科研的新闻资料张贴栏和成果的橱窗等。这里的人个个精心、潜心地做科研，在工作中得到很多的乐趣，这里也似乎充满芳香，这就是书香吧。

两个部门在中山大学测试中心的6楼，是张先生选的，他认为高一些对于保护植物标本有好处，因为中大的植物标本馆在国际上很有名，在英国等国记录的世界植物名录中较多的模式标本在这个馆，而且研究植物地理学、植物系统与分类和生态学等实物的资料很多。生命科学学院的楼很多，当时有7栋这样，后来又建了几栋，而且还不是小的楼。这些楼大多数是全部属于生科院的，只有少数的楼为与其他学科和机构共有、共用。其中，植物学和生态学学科就同时在6栋楼里有实验室和工作室，许多植物学和生态学方面的专家、老师在那里工作。看来这样的平台条件，在国内、乃至国外的较多名气较大的高校可能也不算多的，说明学校在生命科学方面的各学科健全，科研的空间和平台条件好，发展也较均衡。

张先生几乎天天到研究室，那里有很多的书籍、文献，还有许多十分珍贵的标本和与同行及博士生、硕士生学生们的会谈，他给博士生上《植物区系学》、《植物拉丁文》等课程，讲课可认真了，举得例子又生动又形象，让学生们在严谨的科学领域里接受教育和熏陶，同时又感受到很大的兴趣和乐趣，让大家充满着探索和追去的热望！

常常有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的拜会，张先生都很热情地接待，他那里有好茶，还有些茶点，客人到那都能品尝。一些还是从国外来的华裔学者，白人也常到。他们大多是来请教、探讨学术问题的，当然也有老朋友友情上的联系和沟通，也含部分来采访的。而大多数的时间是张先生在潜心地研究，你可以看到他在细心地阅读中外书籍和论文，在拿着放大镜看植物标本，在撰写论文和著作。

我在做学位论文方面，由于在硕士学习期间主要是针对生态学中植物与污染物关系方面的研究，虽然当讲师的时候，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做的是植物组织结构与系统进化关系的研究，但是，同时，植物种群和植被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的研究也在同时进行。因此，在选研究方向时，我选择了跟副导师陈桂珠教授，她是我的师姐，为著名的植物生态学家，主要进行红树林方面的污染生态学及群落生态学研究，她在协助张先生指导的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海洋植被生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指导，她有一个种植红树植物及模拟海洋水环境及排污入海对其影响的玻璃钢架结构的实验室，带我到那几次，告诉我将如何开展实验研究，而且研究的较细的计划我也基本制定好了。后来由于陈老师家里等的一些明显的困难，她担心可能会对我按时、顺利地开展论文研究有影响，而被迫提出让我还是另选题目吧。这样，我在与导师张先生商议后，决定做植物系统与进化方面的研究，由他亲自具体指导各项研究过程。由于我在入学前就已经是副教授，因此，在对研究的一些细的计划的制定，独立开展野外调查研究和进行实验室的实验研究方面具备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导师也比较放心。

我的研究是对中国苏铁类植物的研究，含地理学、系统学、分类和进化关系方面，同时也含与环境的关系等生态方面的内容。从微观的实验研究，到野外的山地调查研究都要开展工作；常到较多的苏铁分布的栖息地，调查其种群的分布、数量及生境状况，研究各个类群之间的关系，工作量很大。张先生的指导可细心了，而且对每次实验室的研究问题都兴致勃勃地予以分析和解答，对我在各标本馆看到的标本数据，以及采集到的很多苏铁植物标本都很高兴，在看标本上要注意的环节，如何更客观地研究标本等方面都给以了耐心细致的指导；在涉及到系统分类、区系学理论方面的一些排列和写法的格式上都给以解释和指导。导师在指导时，从来都是放手让弟子自己去探索，有新的发现和进展，他都很高兴和鼓励，赞赏弟子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他只是更多地在宏观方面进行把握，在弟子确实不清楚的一些理论细节方面给予分析和解答。导师对科学的热爱和无比崇尚的精神，以及认真、刻苦的敬业精神，常给我很大的鼓舞和心灵上的提炼和升华。

由于学位论文的工作量很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好。我的博士论文在毕业之后，回到广西大学工作后，马上就在气象出版社出版了，现在国外的英文图书网也很多在卖的，还卖的比较贵，现在常有人还问我要这本书。我衷心感谢张先生对我那样的用心的指导和培养！

我为能有这样一位待人宽厚、豁达，对科学无比崇尚和精心钻研，治学严谨、具有如此多的重要学术成果和威望的导师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张宏达教授，为中山大学的元老，193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曾任中山大学助教、讲师；建国后，1950年任中山大学副教授，1953年任教研室主任，1961年晋升正教授，同年出任生物系副主任，1977年任生物系正主任，1987年以后任中山大学教育部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实验中心主任。中国植物学会第八、九届常务理事，连续多届任广东省植物学会理事长，广东省生态学会理事长、荣誉理事长，国家教委生物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重点学科（后为国家重点学科）主任，《植物学报》、《植物生态与地植物学报》编委、《生态科学》主编。在植物系统学、分类学、植物区系学和生态学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

在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学和植物群落学等3个主要学科方面都进行了奠基性的基础研究。他在植物分类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在1980年以前就非常有很高名望，他发现植物新属7个，发表植物新种400余种，即通过研究，发现其为过去没有被认识的新的植物种类，并按照国际命名法规，用拉丁文给予其名称。张先生所发表的植物新种，在拉丁学名中，在给予名称者处写为：“Chang”，或者“Chang H.T”，（这是旧的汉语拼音写法），即植物拉丁名称中的后面写“Chang”的都是他发表的。一般，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只要发现了近100个新种的学者，可以说已经是很有成就的专家了。而且他在植物的系统学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种子植物分类系统。发表的“种子植物系统提纲”（1980），是我国50年代开展植物分类学和系统学研究以来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还出版了《种子植物系统学》（科学出版社，2004.2）。以前就听人说过，在植物系统学和分类学方面，中国是“北有某某，南有某某”，以长江为界，南方的这位说的就是张先生；（作为其弟子，就不直接把原话照说了），在2007年我到北京参加“第三届国际生态学高峰会”时，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一位专家又这样说给我听。张老师与许多植物学和生态学界的院士和老教授的关系很好，他经常和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通电话和书信往来，和林鹏院士、王文采院士、中国第一位植物学女博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胡秀英（退休后任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为香港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和西南示范大学校长钟章成教授等都关系很好。张先生所研究和发表的大量论文成果，一方面是研究各地的植物分布、系统学与进化的关系，一方面为植物地理学的内容；许多为直接是地植物学的内容（即植物群落生态学、或植被生态学范畴的内容），因为，植物的区系地理研究，一方面是植被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依据，另一方面，也是植被生态学里植被分类和分区等的研究内容范畴，可以说许多为两者相互融合的内容。因此，许多植物生态学家从张先生这里培养出来。

1980后，在继续进行植物系统学和分类学研究的同时，张先生通过对各国主要的植物类群分布、进化的程度和相互关系状况，以及植物化石等证据的研究，发表了论文“华夏植物区系的起源和发展”，认为被子植物（有花植物）的起源不是在以前普遍认为在北欧的区域，即以前认为的“泛北极起源说”，而是起源于含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地区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缅甸等部分国家在内的区域，即华夏起源说（在古地理和古植物学上，华夏台地含了上述国家所在的区域）；同时提出全世界的被子植物起源是以一个地区为主，因为在中生代早期，地球的大陆为联合古陆，而有花植物起源是在联合古陆进行大陆漂移之前的，因此，现在世界上被海洋相隔的各大洲陆地上分布的有花植物应该是有共同祖先的；而且提出，被子植物不应该是以往认为的源于中生代的后期，而应该是在更早的时期，即侏罗纪、甚至三叠纪。这两个理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然，在此以后，也有不少的争议和讨论。张先生则与其同事和研究生们一起，潜心开展了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论证。大量的研究证据证明，在东亚和东南亚等地的区域，为目前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被子植物的起源地；而且，研究还表明，被子植物的起源，不应该是原来认为的在中生代的后期，而应该是在三叠纪—侏罗纪，把其起源时间向前提前了近1亿年。1996年的一天，张老师很高兴，他对我说，他接到科技部的电话通知，要他马上到北京专门介绍这项重大成果的内容，并且在电话里说，他提出的华夏植物起源的理论经过大量科学研究成果的事实已经证明是合理的、正确的。他还马上提笔作诗，这是为经过多年的辛勤、艰苦付出后获得的重大成果而抒怀，我们老师和学生们都很高兴而同贺。这些理论观点已经陆续被广大学者认同，国际上的赞成比例是很高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论述都采用了上述的观点。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最为浩大的研究工程：《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开始全面进行，最初的主编为著名植物学家钱崇澍、陈焕镛，秦仁昌教授为秘书长，后为林鎔、俞德浚、吴征镒任几任的主编，在历时45年的研究中，许多我国的植物学、生态学家为之奋斗、潜心编撰。该系列著作，收集了我国多数的植物，介绍其生物学特征、物候、分布地、分类学地位、栖息地的生态环境，以及用途和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也创了生物学研究之浩大的系列成果的先河。到全部成果完成时，全部的巨著为80卷，126册，记载了我国3万多种植物，共301科3408属31142种；均为16开本的精装本，许多人形容说，必须用一辆小型卡车才能把一套著作装好，要很多个书柜才能全部装进。2010年1月，这项成果获得了我国自然科学一等奖（2009年度），这是此项奖励一等奖在连续7年空缺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全国人民、尤其是生物学届为之感到震撼、欣慰和鼓舞。由于张宏达先生在几十年里，为这部宏大系列著作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主编和亲自研究和编撰了很多的卷、册，因此，成为获得这项重大奖励的10名科学家里的一名；当时获奖者中健在的也只有5位了。在近70多年的科学与教育事业的努力和奋斗中，张宏达先生对我国的植物科学和生态学研究的贡献是很重大的，在教育方面，共培养出博士、硕士近100名，本科生则一时很难做细致统计。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多次，获得了国家人事部、教育部授予的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的“南粤优秀教师”特等奖，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立功证书”，以及多项其他奖励和荣誉。出版了专著和教近20部，已发表论文300多篇。

2004年2月给张先生庆贺90大寿，邀请了500弟子，其中邀请了我参加，在中山大学的小礼堂举行（学校的标志性的建筑），到会祝贺的有来自附近各大学、中科院部分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和中国科协、广东科协的部分领导同志，学校的校长、书记等到会，并主持庆典，各地的贺信也很多。张先生到场也做了讲话，对大家也表示感谢！庆典的活动很多，大家都高兴啊！他93多岁时，还经常到6楼的办公室工作。后来一次不小心好像是96岁时，在路上摔了一跤，然后就常坐轮椅了。

今年张先生已经100岁了，衷心祝愿我尊敬的老师快乐、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