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些民间的智慧，非常有用。这里要举的例子是，傻子过年看街坊。我们要搞科研体制改革，到底怎么搞，搞成什么样，如果心里没数，那么就应该去了解一下西方国家的情况。

我们就装一次傻，把老祖宗的话倒过来用：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渔。我们的科学研究就来自西方国家，再把他们的研究体制也学过来。

 

老同学已经是加拿大人，学有建树，蜚声国际地震学界。今年回国学术交流的时候，当着所长的面，我请他讲讲国外研究所的体制，与中国的情况比较比较。老同学见多识广，当仁不让。

按照老同学的说法，一般西方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实行的是双轨制：行政管理人员走一个轨，研究人员走另一个轨。科研行政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业，代表政府来管理科学研究，有一套政策和制度。科研行政管理人员有自己的晋升渠道，及其游戏规则。科学研究以及研究人员不必说了，我们知道他们应该干什么，怎么干。时间有限，到底行政管理人员与科研人员怎么沟通、协作，老同学没有多讲。

我们特别关心的是，所长是个什么角色。老同学说，所长一般是行政管理人员，或者说其职责是行政管理。

但是有例外。主要是德国和日本，有的研究所所长既负责行政管理，也搞科学研究。老同学说，那确实很让人吃惊：这两个国家有办法把那个最优秀的人推出来，成为众望所归的所长，而这个所长也真有能力同时做好两件事。

 

我说日本东京大学的地震研究所其实有另一种体制：教授会负责所有重大决策。所长是教授轮流当。按我的理解，与其说所长是从事行政管理，不如说是在为大家服务。辛苦几年卸任后，可以去欧洲休假几个月。

 

根据我们的“官本位”的国情，科研体制改革应该主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双轨制，在研究所里将官员与研究人员分开。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在“官本位”的作用下，不分开官员与研究人员，结果最终必然是只有官员，没有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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