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读唐诗之唐军的军纪
扶 兰
杜甫写蜀中之乱的《三绝句》，第三首道：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殿前兵马，这显然是指禁军。直属于皇帝、宿卫禁中的这枝精兵，骁勇善战，但是与党项羌人、吐谷浑人几乎是同样放纵暴虐。听说这殿前兵马杀人于汉水之上，所过之处，掠夺大量妇女随军而行。
这首诗中的唐军，比起唐前初期的军队，形象已经严重崩坏了，主要的崩坏点，就是军纪。
初唐时期，唐军的普通士兵主要来自于府兵，也即来自于均田制下经济比较优沃、社会地位比较高、相应的也比较自信从容的富裕自耕农阶层，能够自备比较精良的盔甲、武器、战马，作为有产者阶层，军纪显然应该是比较有保障的。而在不断取胜的对外战争中，整个唐军的形象是正面的、受到社会尊重的。这种尊重，反过来又保障了军纪的良好。
至于唐军的各级将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从军的士人。因为文武同途、出将入相的制度，保证了军队能够不断吸纳这些想要建功立业的士人从军。士人从军，起点与普通府兵自然不同，故杨炯《从军行》中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百夫长是下级军官，杨炯这句话，虽是豪言，但其实可以由此推测，对于从军的士人，百夫长是很低的起点了，多少有些委屈。
士人出身的军官，军纪可能未必比世袭军职出身的将领更好，但比起招募制出身的军官，至少军纪不会更差，一般而言，大概是在平均线以上。论者称，近代湘军将领比淮军将领的操守要好一些，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湘军将领大量来自于书生，而淮军将领的出身更为庞杂。
但是随着均田制的崩解，府兵制无力推行，募兵制取代府兵制，雇佣兵成为军队的主流。军纪问题，由此也成为一个大问题——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能够突破这一规律的，往往是特例，而非常例。
杜甫此诗中的“殿前兵马”，也即禁军，最初来自于跟随李氏从太原入长安的军队，后来不断扩充，来源就多样了。像神策军，来源于哥舒翰时期的西北边军，安史之乱（755-763）中奉诏驰援、入驻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765年正式成为禁军，兵员常年在十万以上，最多时一度扩充至十八万余人，主要来自于原藩镇军队或边军，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胡兵。
神策军与其他禁军不同，除了宿卫京城，还戍守各地，既是禁军，又是中央直属的野战部队，不止一次奉命征讨藩镇，同时又有防御吐蕃、监督诸军之责。
神策军的战斗力比较强，能够有效地震慑各藩镇，故有论者称，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仍然延续了一百多年，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此；而神策军后期的腐化、战斗力下降严重，也是唐王朝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因此，杜甫诗中的“殿前兵马”，很有可能是禁军中的神策军，所以可称“骁雄”，同时又可以出长安城在汉水之滨行军作战。
但是这样一枝军队，其军纪较之带有浓厚以战养战的掳掠风格的“羌浑”，并无太大差别，“杀人汉水上”——注意是“杀人”而非杀匪或者杀盗；“妇女多在官军中”。
军纪问题，并非中后期的唐军所独有。纵观历代史书，“纵兵大掠”之类的记载，不绝于书。所以也不必苛责这个时期的唐军。大概正因为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军纪严明的岳家军和戚家军才会反复被提出来作为标杆。
关于岳家军的军纪，很著名的一句话是：“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不过也有论者翻出资料来说，岳家军的后勤，是“以五郡钱粮供养”。这一点或者可以视为保证岳家军的军纪与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所以接到撤军命令之后，不愿撤也得撤，因为后勤卡在那里？
关于戚家军的军纪，也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故事：南方倭寇平定之后，戚家军被调往边塞，初至边关，某次校场演练，突逢下雨，号称“九边精兵”的边兵，一哄而散躲雨去了，只有戚家军，未得军令，在雨中屹立不动——这样一个守纪律的举动，在今天可能普通学生军训一个星期就能做到（战斗力问题又另当别论），但是在那个时代，是要经过戚继光严格训练之后的精兵才能做到，这大概是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差别之一？
重新回过头来看杜甫这首诗，审视唐军的军纪，乃至于整个传统中国军队的军纪，难免让人感慨。军队的战斗力、对中央王朝的忠诚、与普通民众的关系，经常是难以兼顾，最坏的情形则是无一处可以称道，而且这最坏的情形，每逢乱世，便成常态。与这最坏的情形对比，杜甫诗中的“殿前兵马”，居然已经是勉强还能过得去了。
这就更让人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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