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 癔病：疾病史叙事与思想史钩沉. 医学与哲学，2022，43(23)：7-11+21

摘要：近年来，医学史叙事的多元化探索正在逐渐成型。癔病，一个古老的疾病，如今已不再是研究热点。对癔病进行了多维的历史叙事，还原了19世纪癔病研究的热络情境，引出癔病命名的荒诞性，诊疗与干预的或然性，折射出精神分析学说的兴衰，透过当代影像叙事凸显了社会文化对癔病的重审，例举了它不同于传统的歇斯底里表现的新类型、新境遇，展现了叙事医学对于癔病本质认知的新视界，缘此揭示出疾病与疾苦、正常与异常等哲学范畴的永恒思辨。

近年来，医学史叙事的多元化探索正在逐渐成型，皮克斯通[1]曾提出要在编年史与固有的叙事工具之外开启一个社会与历史的交叉议程，试图将这一议程拓展成为更为普遍的知识实践史，譬如，对于19世纪早期的分析和1900年前后的综合，需要与西方艺术的重要特征协调一致[1]。如果要勾连西方艺术史的脉络，医学史的图像叙事思维不可或缺，它不仅是医学史研究的新视点，医学的图像志有望成为编史学的新范式，它不只是史料的图像记录或插图本的专著呈现，而是开启视觉化叙事、图像诠释历史内核的新路径。罗伊•波特的《身体政治》曾关注18世纪图像医学史的印迹，包括雕塑、插图、速写作品等[2]。Gilman[3]2认为医学图像志有两重涵义，狭义的内涵是“艺术品、艺术家与医学”的关系研究，广义的内涵则是视觉艺术文化的整合，打破医学史与艺术史的硬边界，具有跨文化的叙事与解读的意义。Marti-Ibañez[4]认定这一尝试可以“把美和浪漫带给医学，使医学实践成为史诗般的冒险”。无疑，可以大大提升医学史叙事的鲜活度。时至今日，静态的图像志已经落伍，并逐渐被动态的影像志取代，展现出全新的历史叙事样态。蒂莫斯•伯恩认为，影像志成为把握生物医学概貌特别有趣的证据，还可以透析影像志参与者的政治与社会态度，再现医学发展的场域效应。而制作者的患者-观众双重立场也构成为公众理解（反思）医学的“拉力”，而不同于社会需求的刚性“推力”[3]582。

本文试图以“癔症”这一横贯古今的疾病图像志、影像志为案例，还原、剖析图像−影像疾病史叙事的若干细节，旨在揭示其思想史（观念史）内涵。

1　一幅名画引出的话题

在精神病图像志中，皮埃尔•安德烈•布鲁耶（1857年～1914年）创作于1887 年的著名油画《萨尔贝蒂耶医院的临床课》是一个伟大的传奇。该画描绘了让-马丁•夏科（1825年～1893年）颇具传奇色彩的“周二课程”，不仅包括大师本人（1872年任巴黎医学会会员、病理解剖学教授，1882 年任精神病首席教授），还有与他合作的患者惠特曼，以及他的学生，当时的助手巴宾斯基（1857年～1932年）、图雷特（1857年～1904年）。还有一些非医学专业的“社会贤达”前来旁听，如夏科的右手边是雕塑家保罗•里歇尔（1849年～1933年）。右侧桌上放着一些器具和设备。可以辨认出叩诊锤，还有电疗仪。电疗仪的发明者是夏科的老师杜彻尼•德布洛涅（1806年～1875年）[5]。然而，画家本人的资讯却被忽视，他的其他医学主题绘画也很少被提及[6]。

在此，应该先交代一下医院的背景，萨尔贝蒂耶医院位于巴黎第 13 区，原址是一个军工厂，萨尔贝蒂耶意为硝石，是制造火药的原料。1656年，路易十四下令将其改造成女子医院，收容患有精神疾病的穷苦女患者。萨尔贝蒂耶医院是一所不平凡的医院，在夏科之前 50年，萨尔贝蒂耶医院的首席医师菲利普•皮内尔就开始着手医院治疗和管理手段的改善，许多患者被去除了镣铐和束身衣，托尼•罗伯特•弗勒里1795 年创作的《皮内尔下令为精神病患者解除锁链》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解放的里程碑。皮内尔大夫也是第一位将精神病患者的形象从“疯子”转变为“需要医生照顾的患者”的人。随后，萨尔贝蒂耶医院致力于改善精神病院的境遇。据称米歇尔•福柯在这完成《癫狂与文明》的博士论文。2021年，由梅拉尼•罗兰编剧、导演的《疯人舞会》讲述了女主欧仁妮因行为叛逆而被家人送进萨尔贝蒂耶医院的故事，她在该院见证各种可怕的治疗手段，最终借“疯人舞会”逃脱。该片让皮内尔与夏科同台出场，很显然缺乏历史依据。

言归正传，在《萨尔贝蒂耶医院的临床课》这张画的背后，上演着怎样的一台医学史大戏呢？无疑，夏科既是演员（画中的主角），又是导演（画外的策划者）。他指示布鲁耶将他本人与患者惠特曼置于画面的中心，以展现其对癔症诊疗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夏科有“神经症领域的拿破仑”之称。夏科认定歇斯底里症是一种心理疾病，不是患者的掩饰行为。病因在大脑，而不在子宫，他还发现这个疾病影响男人的层面并不比女人少。夏科观察到歇斯底里发作的四期，分别为癫痫状期、大活动期、情态期（幻觉期）、终末谵妄期。夏科是癔症治疗的先驱，在找不出任何器官损伤的情况下，将暗示疗法用于歇斯底里症的矫治，催眠术被引入该病的治疗。

布兰彻•惠特曼是夏科的御用患者，被称为“歇斯底里女王”，她本是作为护士来院工作的，但是后来出现了癔症发作征象，于是变成了医院的患者。夏科发现她有某些早期精神创伤，且极易被催眠，依从性非常高。因此，她成为经常出现在夏科讲座上的“教具”。令人费解的是，夏科逝世前下令销毁所有患者病历信息，因此，她与夏科的合作记录无法考辨[7]73。孩童时期，惠特曼就成为巴黎萨尔贝蒂耶医院的标准化病人，一生都作为职业患者而生存。夏科死后，她成为放射影像实验室的助手，后进入玛丽•居里实验室，成为第一批核辐射受害者，最终被截去双腿和右臂，死于癌症，未再出现精神障碍[8]。

夏科倡导的催眠术靠谱吗？癔症患者易受暗示，催眠术的路径凸显了“意诚则灵”的特征，没有“意诚”，催眠效果就要大打折扣，而经典科学的对象化、客体化思维是要最大限度地排除情感因素干扰，如何解读“意诚”对于个体化医疗的赋能价值，是一道悬题。催眠中如何融通心理治疗师与催眠师，术与理，压抑与宣泄，意志羸弱与赋能强健，使心理与心灵互映，继而去叩问医学与科学的分野。

画面中，离夏科最近的人是图雷特，他不仅是夏科的学生、学术秘书，还是他的侄女婿。图雷特忠实地继承了夏科的衣钵，专注于癔症研究，著有《癔症治疗技术专论》，书中将病况简约为抽搐、震颤、秽语、模仿，有遗传倾向，与社会断连密切相关，怀疑是心智退化导致的意志软弱疾病，似乎没有什么病理解剖学证据，治疗除催眠之外，还有蚂蟥（阴道）、水疗（长时间沐浴）、电疗、拘束衣。出于对图雷特的钟爱，夏科曾提议将“抽搐震颤病”命名为“图雷特震颤病”（这一命名并未持久）。1904 年，图雷特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逝世，时年 46 岁[9]138-139，154，163。

在当时，曾经轰动的社会新闻是图雷特遭遇癔症患者的枪击，1893 年 8 月 15 日夜，夏科突然去世，享年 68 岁。四个月后的 1893 年 12 月 6 日傍晚，经夏科诊治的女患者罗斯•坎帕敲开学生图雷特的家门，声称她是夏科的患者，是夏科毁掉了她的一生，要求索赔 50 法郎。经图雷特耐心劝慰无果，坎帕掏出手枪朝他连开 3 枪。幸运的是没有一颗子弹击中要害，图雷特化险为夷，坎帕被送至圣安娜精神病院，医疗迫害妄想（臆症）促使她又一次企图杀死值班护士。1955 年，坎帕逝于圣安娜精神病院，享年92岁，远比图雷特长寿[9]140-141。

2　画面外的重要人物与历史叙事

在夏科的弟子中，还有两位专注于癔症的研究，他们却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一位是皮埃尔•让内（1859年～1947年），先在巴黎高师修哲学，1889年应夏科之邀来实验室工作，将实验室重心由神经病学转向心理学，1892年让内完成博士论文《癔病患者的精神状态》，夏科亲自为其作序，1892年让内出版了《癔病的心理状态》，1906年出版《癔病的主要症候》。1895年起在索邦大学讲授实验心理学课程。1902年接受法兰西学院院士席位，执教于法兰西学院，成为实验和比较心理学主任，一直到1936年退休。1904年与杜马一起创立法国《正常与病理心理学》杂志并任主编。著名的心理分析大师荣格（1875年～1961年）医学院毕业后曾赴巴黎，师从皮埃尔•让内，研究心理学[7]73-74。

另一位是萨尔贝蒂耶医院的进修生弗洛伊德（1856年～1939年），他比夏科小31岁，是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当时，人们普遍认定癔病即撒谎，癔病患者想引起关注、博取同情，逃避生活上的责任而装病，无需治疗且无法治疗。受夏科影响，潜心研究癔病。弗洛伊德倾其半生从事癔病研究，与布洛伊尔合著了《癔症研究》（1895年），他在干预方法上超越夏科，摒弃催眠术，转入心理分析治疗。

1895 年，弗洛伊德与同事布洛伊尔一起发表了《癔症研究》一书，同年放弃催眠法，开始尝试采用对梦进行分析。1896 年，他开始使用“精神分析”一词。1900 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梦的解析》一书，并撰写了《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1年），初步完成了其精神分析理论的体系化。该理论不仅适用于对心理障碍的解释，也适用于对正常心理现象的解释。弗洛伊德学说的提出标志着心理治疗的真正的开端。但其泛性思维又将癔症心理分析引入情色想象。

弗洛伊德引以为傲的经典案例是安娜•O（本名帕莎•帕潘海姆）的诊疗叙事。1880年7月，21岁的安娜•O深爱的父亲患了胸膜脓肿。安娜竭尽全力照顾父亲，不到一个月，她出现了虚弱、贫血、厌食、睡眠紊乱、内斜视。症状迅速加重，发展为肢体的痉挛和麻木，并伴有交替的兴奋、抑制和失神（absences）状态（恋父情结断裂）。

4 月 5 日，安娜•O的父亲去世，她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兴奋，随后，出现持续两天的深度昏迷。接着她似乎平静了些，但仍有幻觉和“失神”、睡眠障碍和饮食障碍，出现过语言方面的错乱和强烈的自杀冲动。

弗洛伊德的合作者布洛伊尔医生对她进行催眠，然后进行心理分析，她能讲述白天的幻觉，清醒起来，显得平静而又快活，她会坐下来理智地工作、写字或画画至夜晚。随着治疗（催眠+咨询）的推进，安娜•O的一些症状消失了，但不完全是催眠的作用，因为安娜•O“完全不受暗示的影响……而只是受争论的影响”。当安娜•O在咨询中说出她的某些“幻觉”后，她的症状就会消失（宣泄−赋能−平衡−回复）。

安娜•O 的真实疗效究竟如何？治疗结束时，安娜•O 远未达到完全康复的水准。其病况比起接受心理分析之前的几个月好不了多少。她“完全丧失了德语的听说、理解能力，伴有强烈的神经痛，注意力不集中，发怒、焦虑、想哭……”治疗中，医生需要使用强烈的成瘾性药物（水合氯醛+吗啡）才能获得镇静效应[7]81-94。

弗洛伊德的另一部癔症作品是《一个歇斯底里的个案研究》，记叙了 16 岁少女杜拉的故事，发病时表现为咳嗽，声音嘶哑，情绪低落，精神涣散，书桌上还有一封信，流露出轻生的念头。弗洛伊德初步诊断，少女杜拉有歇斯底里的症状。杜拉对父亲非常依赖，他是一位大亨，经济宽裕，得过肺结核、眼疾，眼疾由梅毒引起的。他们一家曾在 B城疗养，和 K 夫妇结下深厚友谊。K夫妇有两孩子，杜拉会陪他们玩。K 先生也会陪杜拉散步，某一天 K 先生与杜拉游湖，在湖边向杜拉求爱，杜拉将此事告诉杜爸，杜爸前去质问 K 先生，K 先生否认此事，反过来质疑杜拉……背后隐藏着一个多角的心理畸恋，最终弗洛伊德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将乱麻解开[10]。

弗洛伊德之后，癔症的诊疗出现转向，1961 年，法国精神病学家让塞尼奥发表一篇关于图雷特综合征患者的报告，他曾用实验药物氟哌啶醇−后来以好度（Haldol）的商品名进入市场。氟哌啶醇来阻断大脑中多巴胺受体和促使脑中多巴胺转化，起到抗兴奋、抗躁动、抗幻觉妄想的作用。用于急慢性精神分裂症、躁狂症、抽动秽语综合征。控制兴奋躁动、敌对情绪和攻击行为[9]156。

3　歇斯底里：认知与命名的荒诞性

歇斯底里是外来词，是hysteria的音译，具体译者不可考。指无法控制的恐惧、兴奋、愤怒等。Hysteria 是新拉丁语（公元1500年以后），第一次使用是在 1801年，源自拉丁文 hystericus 和希腊语 hysterikos。希腊时代起，即认为该病是女性的特有精神障碍。在希腊语中，hystera表示子宫，在当时，癔症被认为是女性特有的疾病，病因是子宫扰动。

为子宫“位置不正”或“游走”所致。妇女受到精神刺激后，引起子宫的“游走”而导致各种临床症状，如“游走”到肢体部位，就导致抽搐或麻痹。中世纪，基督教认为癔症与恶魔附身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猎巫运动兴起，这些女患者被指为女巫。18世纪初，医学家才开始意识到癔症可能与中枢神经系统异常有关。

癔病核心意涵在“臆”、癔，亦真亦幻，癔病即臆病：瞎想，拟或遐想。属于“没病装病”或“脑子有病”，没有生物学证据（臆度为子宫作乱），症状学凶险，但没有器质性变化，应归因于形态−功能−代谢变化脱节、失序。歇斯底里核心意涵在子宫狂乱，hystera 即子宫，歇斯底里即子宫乱跑，情绪狂暴，歇斯底里症属于早期精神疾病，是女性的专有病。曾几何时，一些古代女性因为歇斯底里症而遭到约束，甚至被切去子宫。无论意念如何荒诞，都是那个时代的疾苦想象与归因臆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疾病认知。

如果掺入一点比较医学史的视角，中医历史上也有类似病证。癔病即臆病，同疑病，妄想（神经症），表现为无病呻吟，小病大作。杯弓蛇影，疑人投毒，迫害妄想（作蛊，下蛊，扎小人），迫害妄想者往往具有固执、多疑、敏感、拘谨等性格特点。遇事悲观，缺乏自信。歇斯底里，病况类似于中国古代医籍中记载“脏躁”“奔豚”“薄厥”，大多相当于歇斯底里表现。奔豚，指奔跑的小猪，奔豚发作时有剧烈的腹气上冲，《金匮要略》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师曰：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11]。

20 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Ⅲ》（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Ⅲ）中，废除了hysteria 的诊断名称，并将它肢解成若干“独立”疾病，如转换性障碍、双重或多重人格、分离性障碍等。立即受到欧洲各国与我国精神医学界的反对、拒绝，并不予采纳。虽然此病与子宫无关，取消 hysteri名称有其合理性，我国将此病名定为癔症也不含有与子宫有关的意义。国际疾病分类-10（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0）在精神障碍分类中将此病改称为“分离（转换）性障碍” [dissociative（conversion）disorder]，仍保留为一个疾病单元，采取 DSM Ⅲ-Ⅳ的做法。我国《精神疾病分类诊断标准》（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s，CCMD）第二版和第三版修订本中仍沿用癔症名称[12]。

此后，癔症研究逐渐回归脑（神经）科学，回归证据主义。2000年，谢菲尔德大学Spence等[13]在《柳叶刀》上发文。报告正电子断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与对照组相比，诊断为转换性障碍的患者大脑的激活模式明显不同。2007年，爱丁堡大学临床脑科学中心的 Stone等[14]通过磁共振成像扫描观察到患有功能性脚踝和腿部无力患者大脑的几个区域包括基底神经节、脑岛、舌回和额下回呈现异常。这表明转换性障碍患者大脑中的运动控制可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伤。随后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大脑网络中某些异常的功能连接。例如，凸显网络（大脑皮层和皮层下部分的神经元集合，帮助处理和确定感觉信息的意义）和边缘网络（涉及情绪处理的深层大脑连接）都出现了异常，剑桥大学Voon等[15]指出，功能性神经障碍（functional neurological disease，FND）患者在右侧颞顶叶交界处的脑活动减少。这类报道虽然开启了脑科学揭示癔症病理的新视界，但毕竟无法完成基因组学、细胞组学的完形拼图。

4　癔症影像志的当代叙事

拍摄于2021 年的电影《歇斯底里》标志着癔症传统意识的复辟，该片喜剧式再现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癔病的困境与解脱。其病症为女性性欲压抑−焦虑−反弹，过于兴奋；病因为“过于活跃的子宫”（性的压抑与张扬）；治疗方法为让患者走进诊所，让医生把手伸到她们的裙子底下，替她们做阴道按摩，后来发展出各种按摩器具（女性振荡器发明史）；若病入膏肓，那就直接切除子宫（偏见）。

癔症的现代泛化：病与非病的模糊地带，癔症的要害在“臆”，由臆生病，特点是器质性变化不大，却病情严重。现代影像志拓展了许多全新的疾病谱系，如创伤应激综合征（梦魇）、丧亲哀伤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术后空鼻症。

创伤应激综合征的影像叙事十分丰富，经典影片有《第一滴血》战争创伤难以磨灭（史泰龙主演，1984年），《从心开始》恐袭创伤难以平复（钱德尔主演，2007年），《烈火英雄》灾害创伤难以超脱（黄晓明主演，2022年），从不同的职业、文化语境中释出身心“转换”之难的主题。

发生在温岭的连恩青弑医案，源自“术后空鼻症”之争，1994 年，美国医生尤金•克恩和莫妮卡•斯蒂恩韦斯特命名了空鼻综合征，认为是因鼻腔组织缺失造成的病症。2000 年，莫瑞•艾瑞克明确指出“临床医师不可过分地切除鼻腔组织结构，以免引起鼻腔不可逆病理损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空鼻症是由于人体感应到鼻腔中异常的压力与温度引起的。位于鼻甲上的压力或温度感受器如果被手术破坏，就可能导致某些人失去感知鼻呼吸的能力[16]。患者连恩青鼻窦炎手术后，出现严重的鼻部症候群（无法入睡，无法上班，失业）。数次申诉，反复做了局部 CT，经各级医学专家鉴定皆无病理性损害。然而，医患间出现严重的感受差，加上连恩青的人格缺陷，促其铤而走险，残忍刺杀医务主管王某某（类似坎帕枪击图雷特）。后来，连恩青被处以极刑，医患关系的反思点在空鼻症的疾苦与疾病落差[17]。

纪录片《起身》把人们拖入那些不被认可的疾苦，该影片制片人兼导演杰尼夫•布蕾得了一种怪病（慢性疲劳综合征），声音会让她浑身疼痛，不能写字、不能坐，情况越来越糟……而且这种病没法治愈。而慢性疲劳综合征确诊之前的求医经历都不无坎坷，她们或是得不到医生的解释；或直接被告知患了某种精神疾病；或一度被医生说没病，却因坚持诉说自身的疾痛（illness）而遭致他人口中诸如“没病装病”或“脑子有病”的非议。

纪录片主人公之一的杰尼夫•布蕾这样诉说：“患病的第一年，我感染了六次，我每天从床上爬起来去上课，再回来躺到床上。我去看过医生，他只是告诉我：‘你就是有点脱水。每个人都有压力大的时候。’我看了各种各样的专家：传染科、内分泌科、心脏科，最后是神经科，诊断我得了转换障碍。”另一位主人公蕾拉德恩通也有类似的诉说：“我看了十到十二个医生都告诉我没有任何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雷迪开始怀疑我的病有什么怪异之处。我丈夫的家人自此开始责骂我：‘哦，这是精神问题。如果医生找不到什么问题，那就是她脑子有问题。’”

编导带有强烈的批评意识，剑指现代医学、科学主义与医生威（男）权。“无疑，癔症这个概念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埃及人认为它是由失常的子宫导致的，希腊人则把病因归咎为性剥夺……我们现在把癔症叫作‘转换障碍’。我被诊断是得了这个病，此前一直听说有女患者后来被诊断为肌纤维痛、莱姆士病或红斑狼疮，她们一开始都被告知是癔症患者……我们之前会囚禁有癔症的女人，如今我们仍然这样想，并这样做。”“有个病人来找我之前，受到过医疗系统的残酷对待，她病得很厉害，几乎精疲力竭。她没有任何抑郁症状，却要她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她没有任何精神疾患，却要服用精神病药……因为每个人都告诉她，她的躯体绝对没有问题，一定是她脑子出了问题。”在编导看来，现代医学权威性的获得不仅依靠其引以为傲的医学知识与精密仪器，还必须要求患者的屈辱与配合、让步和妥协。

从叙事医学的角度看，慢性疼痛综合征的诊疗蕴含着对疾苦叙事价值的轻率否定，断言一个真正生病的人没病，即是对真正生病的人其自我疾痛叙述的否定。冠某个疾病以“癔症”之名，则是消解患者本人对自己疾痛展开的一切言说的根基。这种话语将承受疾痛的患者推向边缘，声称“癔症是病人自身无法了解的一种情感障碍”，它将疾病的原因推向患者自身深不可测的精神领地，却从未建立对疾痛的真正解释，只能依靠精神病病因的那份含混性，寻求自身所做指认合法性的建立，实质上完成对患者疾痛解释权的剥夺。其所剥夺的不只是患者自身疾痛叙述的内容，还旨在压抑患者自由地展开自身疾痛叙述的动机[18]。

5　由癔症引发的疾病思想史反刍

癔症，是病，还是非病？是疾病，还是综合征？是癔症，还是歇斯底里？是心理障碍，还是意志纤弱？是神经症，还是精神障碍？是精神疾病，还是神经疾病？是女性特有疾病，还是男女共患疾病？医者的关注是疾病，还是疾苦？适合催眠治疗，心理分析，还是药物治疗？一切都在纠结之中，过去如此，当下依然如此。

1939年，弗洛伊德的逝世，标志着精神分析的落寞，癔症研究的热潮也随之消退，尽管战后仍有大量由大屠杀阴霾笼罩的心理疾病（他们无法从苦难深渊中走出，需要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学派依然跌落谷底，先是专业培训萎缩，然后是患者需求消减，临床介入的个性化太强，缺乏循证与统计数据，造成临床路径易轨，取而代之的是生物精神病学，药物治疗学，心理分析逐渐被移除出主流的精神医学，而遁入艺术与文学的空间，不再被视为一种优越的精神疾病疗法[19]。

相对于器质性疾病，癔症横亘在健康与疾病、正常与异常之间，心理状态与功能状态的跌宕起伏，疾苦叙事远比疾病叙事丰富，临床表现也呈现出亦真亦幻征象，可测性与测准性都受到困扰。换言之，患者的境遇在生理性与病理性之间递延，绵长的连续性，难以通过越来越小的分割，将一端（类型）化约为另一端（类型），也就是说，以便找到某一确切拐点，诊断的弹性让位于刚性，只能描述为“怎么不舒服”，而无法锁定为“哪儿不舒服”。乔治•康吉拉姆将这一现象定义为疾病与健康的“同质性”与“连续性”，似乎在两种生存状态之间，量变到质变之间没有一条“楚汉界河”，只有程度的区别，正常现象的放大、不均衡或者不协调造就了疾病状态[20]。催眠术、心理分析等非药物干预的有效性也进一步印证了宣泄、转换、暗示、赋能的矫治价值。即使是药物治疗，安慰剂也被列为首选，临床上的处方药氟哌啶醇旨在调节多巴胺受体以及内源性多巴胺分泌，也算不得是严格意义上的病因治疗。至于水合氯醛等安眠药物纯属症状学处理。

随着现代癔症内涵的更新，创伤应激综合征、慢性疼痛综合征、哀伤综合征、术后空鼻症等病患浮出水面，更强化了患者“意象性”等现象学镜像的漂移，强化了患者以存在主义哲学诠释的生存困境，对于这类功能性异常甚于器质性异常的疾苦，认知“转换”更大于行为“矫治”，在众多的认知干预中，疾病影像志无疑是一种亲和力更强的矫治杠杆。影像志的要点在疾苦叙事，凸显了讲故事与听故事的力量，即透过故事来重新建构身份，通过宣泄、赋能来达到疗愈的目的。精神疾苦的人渴望被倾听、理解并得到抚慰，但常常陷于沉默，病耻感、罪感也油然而生，影像志的价值在于打破这种沉默，也不断地稀释着病耻感与罪感，不仅在诊室，而且在剧场、在广场，为积郁了精神疾苦的群体争取到发声的权利。让他们在大庭广众宣泄郁闷，在社会关注中获得理解性认同。

叙事医学的兴起带来疾苦叙事的复活，从叙事医学的视角看，精神分析学派的经典案例安娜•O，杜拉的诊疗故事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平行病历”，既可以细读，也可以重新关注−再现（复述）−寻求新的归属。有着医学、文学双重学术训练的丽塔•卡伦在叙事医学的建构之中，重新倡导疾病与疾苦两分，深刻揭示了临床境遇的五大叙事特征。在疾苦体验中，时间性（历时−共时的丰富性）、独特性（不可聚类）、因果偶然性（超越因果必然性）、主体间性（反叛纯然的客体性、客观性）、伦理性（抵制技术至善主义）无所不在，值得深入挖掘，这不仅是对循证医学的挑战（仅有证据是不够的），也是对循证医学的补充（故事也是证据）。丽塔•卡伦的开明之处在于她不再将叙事形式局限于文字书写，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和音乐。可以更好地表达体验，再现经历，关注境遇与冲突，激发临床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展现了临床境遇的丰富性与深刻性[21]。

叙事医学的哲学基础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它是一种建立在直观呈现与本质洞悉二元基础上的哲学领悟方法，对于癔症而言，无论患者，还是医者，语言描述都是短拙的，常常会词不达意（苦不堪言），词不尽意（苦不尽言），相形之下，疾病的图像志更直观，而疾病的影像志则由患者主导（充当编剧、导演）让疾苦现象本身呈现自己的样貌，流淌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苦闷，既不对疾苦叙事本身进行医学化，也不挖掘现象背后的病理建构，而融直观形象与本质认知于一体，让公众理解疾病之“意”，社会认同、疗愈的土壤便自然形成了。

一个疾病，一个疗法，或许只属于一个时代。如今，癔症的时代，心理分析的时代已经逝去，然而，它留给我们的思索不尽，疾病与疾苦，正常与异常的思辨不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戛然而止，还会继续拷打着我们的智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