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两位科学家屠呦呦和张亭栋在本土获得“GSK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余向东医生对张亭栋教授获奖十分关注，写了多篇文章阐明自己的看法，包括“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简史”（见棒棒医生，2023-05-16 21:30）。关注此事的人很多，李永明医生1999年就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还写了“砒霜治疗白血病的三次高潮和创新点”[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7 ，37（4）：401-405]。总之，这是继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又一项创造性成果，也是中医药工作者的卓越奉献。但这一成果的取得，是沿着诊断和治疗两条精准路线进发的结果，其中包含着历代医学家的里程碑贡献。

就诊断而言，1845年英国生理学家Bennett和德国病理学家Virchow同时发现和命名命名白血病，是该病获得精准治疗的起始。1957年，Lelf K.Hillestad首次报道了急性白血病中恶性程度最高的一个亚型，并命名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

但是，直到1976 年法美英血液病分类标准发表，才首次将 APL列为独立的亚型（M3）。随后，美国科学家于1977年发现 APL 染色体基因易位（t15；17）诊断法，使 APL 的诊断准确率几乎达到100%。在此之前，APL 并无统一严格诊断标准，同其他粒细胞白血病或急性白血病难以区分，临床上常是混合治疗。

中国文献数据库显示，在 1980 年前后，中国血液病学者开始发表 APL 骨髓象分类诊断的回顾性研究（根据病理片）文章。引进和实施新的国际白血病诊断标准，使中国临床医生有机会探索 APL的新疗法。因APL属于罕见病，全世界每年不过几千例，哈医大一院内科在1978年到 1980 年的 21个月中，仅收治了10例 APL。所以，要用前瞻性临床试验证实“新药”治疗 APL有效，时间应该是在80年中到90年代初比较合理。这是关键的，正是诊断方面的逐步精准化，才为精准治疗找到了突破的基础。

另一方面，砒霜（三氧化二砷，或砷剂化合物）是古今中外知名的毒品和药品，用其“以毒攻毒”的古老原则治疗多种疾病，在东西方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献记载。但是，治疗什么病和如何使用，却凝结着一代代医学家的艰辛探索。1786 年，英国医生 Thomas Fowler发现砷化物是治疟疾药液的有效成分，创造了Fowler药液，其主要成分是亚砷酸钾（Potassium arsenite）和微量调味剂，口服 Fowler 药液可以治疗疟疾和梅毒等疾病。在此之前，砒霜在中国传统医药中，也用于治疗各种传染和非传染性疾病，有多种剂型和复方并存。

1865年，德国医生 Lissauer 和 Valentiner 首先尝试用 Fowler 液体治疗白血病，取得改善临床症状的效果，因当时缺乏血液细胞计数技术，并不知道砷剂对血细胞的影响，也没有留下病理记录。之后，Billroth于1871 年报告了砷剂治疗淋巴瘤的成功病例，Winiwarter于1877 年发文认为口服或注射砷剂可以诱发肿瘤损坏和组织吸收。同年，Morrill 首先发现砷剂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ML）有效。1878 年，Cutler 和 Bradford 在波士顿市立医院首次用客观定量的方法，研究了砷剂对健康人和患者的血细胞数量的影响，发现 Fowler 砷剂可以降低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停药后细胞数量恢复。之后一直到 20 世纪初，有近 30 位学者发表过砷剂治疗白血病的文章或书籍，其中包括现代医学教育之父 Osler 医生，在他的经典医学教科书中也提到了砷剂可以用来治疗白血病。

1902年，X 线放射疗法用于治疗白血病取得成功，医学界几乎完全忘却了砷剂疗法的临床价值。后来虽然也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砷剂对血细胞主要是“滋补”（tonic）作用，但是因 Fowler 药液对胃肠有副作用，临床使用不方便，当时还有其他几种砷剂化合物被用于临床试验，其中也包括一些注射用砷剂。而砷剂治疗白血病被遗忘的更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当时对白血病的诊断和认识水平有限，病理诊断分类不明确，临床治疗效果不稳定，重复性不高。

1931年，美国康奈尔医学院的Forkner和Scott关于Fowler氏液治疗白血病的研究，论文发表在JAMA上。

但是，1958年，哈尔滨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关继仁医生采用Fowler氏液治疗慢性白血病，得出无效结论。

机缘巧合的是1971年，哈医一院药师韩太云在巡回医疗过程中，得到了民间采用偏方“癌灵一号”辨证加减治疗各种肿瘤的经验，回院后研制出“癌灵一号”注射剂，开始试用于治疗各种实体瘤和白血病。该方药物组成为：砒霜、轻粉、蟾蜍等。

1973年，张亭栋、韩太云用“癌灵注射液”（“癌灵1号”）治疗6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主要用砒霜的化学成分“亚砷酸（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轻粉（氯化低汞）”。发现6例病人症状都有改善，其中1例为慢性白血病发生急性变的患者，在使用中有人出现了蛋白尿、头疼、高血压等症状。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黑龙江医药》杂志上，是“癌灵1号”的开创性论文。

在以后的试验中，张亭栋发现轻粉中含有汞，可影响肾功出现蛋白尿，蟾酥具有升高血压和强心作用，注射后病人会产生难耐的头痛，因而把蟾酥和轻粉都去掉了。结果单味药砒霜的疗效并不降低，由于砒霜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于是就直接使用，效果进一步提高（约1987-1988年）。张亭栋说：“开始用的量少只有4毫克，当后来用到6毫克的时候临床就表现出好的迹象，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副作用很小，所谓的头疼、蛋白尿就没有了。”

1979年，张亭栋等发现“癌灵1号”治疗后存活4年半和3年的两例病人，皆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于是张亭栋和荣福祥在《黑龙江医药》杂志发表了题为“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辨证论治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的研究论文，总结了1973-1978年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55例。该文虽提出了“对早幼粒型（即APL）更适宜”的猜测，但55例中并没有一例确诊为APL。

1983年，哈医一院胡晓晨单用癌灵一号治疗M3（即APL）共3例达到完全缓解，并摸索出小剂量30天的有效方案。论文发表在黑龙江省急症研讨会上，题目是《癌灵一号注射液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四例报告》。

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血液界研究APL的先驱，上海瑞金医院王振义教授开始探索APL的新疗法，并在 1988 年首先报道维甲酸治疗 24 例APL有效。

1991年，哈医一院孙鸿德等总结该院中医科自1974年-1985年间用癌灵一号+中药辨证治疗APL共32例，完全缓解率59%，5年存活率50%，首次清晰得出“癌灵一号”对APL的显著疗效。而且，明确说明使用的白血病诊断标准是1980年苏州白血病分类分型标准和 1986 年天津白血病分类分型标准。显然，国际白血病诊断标准的更新，对中国学者发现砒霜治疗 APL 的特殊疗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95年，哈医一院血液科张鹏团队首次明确用三氧化二砷单体而不是“癌灵一号”治疗APL有显著效果（研究自1992年始，有效率达90%），并且证明其与反式维甲酸之间无交叉耐药，同时初步明确三氧化二砷诱导分化和诱导凋亡的机制。

1996年，上海血研所研究明确ATO治疗APL的分子机制，成果发表在BLOOD上。接着，美国MSKCC 癌症中心的 Soignet SL 等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用三氧化二砷治疗 12 例 APL 的重复试验报告，其中 11 例取得了临床完全缓解。文章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同行的瞩目和相关研究的热潮。正是因为砷剂对 APL 的可重复特殊疗效，以及中国前期完成的大量临床研究，美国 FDA 于 2001年，仅根据一项30 余例的美国临床试验，就快速批准了三氧化二砷为治疗 APL 的新药。

自此，三氧化二砷治疗APL的成果累获大奖。2000年，《全反式维甲酸与三氧化二砷治疗恶性血液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8年，美国血液学会（ASH）把哈尔滨学者发明的ATO治疗APL疗法评为50年来血液病学的11件大事之一，高度评价其“开创了肿瘤凋亡治疗的新纪元”。2011年，张亭栋因此成果获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并于2015年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2019年获“以岭整合医学奖”和吴阶平医学奖，2020年获未来科学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