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老师辞世后，大家提出办一期纪念专刊。组稿过程中，编辑部希望我们这些弟子再完成一篇“师说”。我想到2018年12月，《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编委会召开之际，我到王老师府上看望他，其中谈到中医肝病学术的未来发展，今就记忆所及，加工整理如下：

1  实证研究是中医肝病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

我：您的精气神很好！

王：看见你们就来了精神，一走就泄了气。

我：抱歉，我来的太少了！

王：是啊，我们过去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现在三秋也见不到一面。

我：这次来，我们专门怀旧。那时候，大家一起创办杂志，编写《中医肝胆病学》、《肝胆病中医防治大全》和《肝胆病中西医诊疗学》，仿佛就在眼前。如今过去了这么多年，您对中医肝病学术发展有什么新想法？

王：这次编委会，我就退下来做名誉主编。中医肝病学术怎么发展？是你们年轻人思考的问题，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使命。

我：您说的不错。但回忆一下您那一代人在中医肝病研究方面的努力，也会有启迪后学的意义。比如说，您当初创办“脏象肝病研究室”的初衷？

王：我坚信，学术是不断进步的，没有进步就没有生命力。而且，学术进步不仅仅是沿袭，还需要批判，没有批判就不会有突破。我们那一代“西学中”医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研究和发掘中医宝库的，与过去的“师带徒”的纯中医有着明显的不同。

1962年，湖北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学中班发表“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什么要以脏腑学说为理论核心？就是希望绕开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的羁绊，抛开哲学思辨，把中医带向实证研究的道路。

我虽然出生于中医世家，祖父王建功擅长中医眼科与疮疡科，外祖父张采阁是信阳地区极富盛名的内科和针灸科医生，母亲张志芳也精通医术。但是，学医的经历是从齐鲁大学医学院开始的，后来又转到湖北医学院，历经了8年寒窗。因此，我学医的起点，是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一路过来的，以看得见、摸得着，可观察、可测量、可检验为基础的实证信念，不满足于猜测、想象和感悟。从1958年到1974年，我先后两次参加“西学中”班，才开始系统学习中医。当年瞄准“脏象”，就是要以解剖和生理学、病理学为起点，采用现代技术和方法来研究和发掘中医。因此，我们一进来就有不同的视角，包含着批判性和创造性，可以说是中医研究的一缕清风。

我：是的，您是湖北中医学院第一位招收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的导师，闻集普是第一个开展实验研究的硕士生。我们当时做的课题都是“文献研究”，他的实验研究简直是鹤立鸡群，让人“羡慕嫉妒恨”啊！

王：其实，我们非常重视文献研究。1977年，我倡导成立脏象肝病研究组，王启梁1979年就在《湖北中医杂志》创刊号发表洋洋洒洒的“试谈肝胆脏象研究”的大作。随后，与学院文献研究室合作，我们编写了4本《脏象肝病研究资料汇编》，在他入学不久就出齐了。他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确定课题方向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是采用神经电生理研究“肝开窍于目”。

中医理论认为，“肝开窍于目”，“足厥阴肝经连目系”，但古人仅仅是个说法，并没有真凭实据。当时，我在全国中医院校较早地购进八导生理仪和电子显微镜，建议他采用八导生理仪，观察针刺肝经穴位后的神经电生理变化情况。他就选择肝经的原穴——太冲穴，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安排电生理室毛树松主任带他，并与眼科合作开展研究。通过的对比研究发现，针刺太冲穴对兔子和正常人的视觉诱发电位的变化确实有一定相关性。这就是实证研究，从某种猜测和臆想，走向科学检验的道路。

我：万永红、陈永是你的第二个、第三个研究生，你还记得他的研究课题吗？

王：这个你也知道，我们当时已经参与和主持病毒性肝炎国家“六五”“七五”攻关课题研究，文章发表在《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1年第2期上，题目是“‘乙肝六号’抗肝炎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就是用不同浓度药物分别作用于体外培养正常肝细胞、PLC/PRF/S 人肝癌细胞及 HBV 颗粒，观察药物促进正常肝细胞 DNA 和 RNA 合成，降低培养上清液中 AST、ALT含量，改变Dane 颗粒和管型结构（电镜下），抑制 DNA-P 活性和 PLC/PRF/S 细胞的 HBsAg 表达情况。其中的部分工作，就是万永红完成的。

陈永做课题的时候，闻集普已经在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刚好他也是广州人，本科在那里读的。我就派他到脾胃研究所王建华教授那里做课题，课题完成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中药药理与临床》1992年第3期的“清热药和滋阴药对胃肠运动机能的影响”，《湖北中医杂志》1992年第4期的“电针脾俞对大鼠胃肠推进运动的影响”。

季光的课题，你就更清楚了。我让你带他到中国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陈鸿珊老师那里，参加了“鸭乙肝病毒模型筛选抗病毒药物学习班”，然后就做“乙肝一号”抗鸭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再后来的研究生，课题方向都是你帮忙和协调的，就不必一一再说了。

的确，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与老中医肯定不同，你觉得有哪些区别？

我：首先，老中医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与您不同。他们是传统的“读经典，悟医理，勤临证”模式，而您具备现代基础医学背景，又有现代临床研究与科研设计、实施、评价的知识构成。因此，在研究生培养模式上，强调实证研究。中医经典里，显然没有严格的动物体内外实验研究。我觉得，并不是古人不想做，而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允许，没有您的八导生理仪，就不能研究视觉诱发电位的变化，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即使临床研究，也强调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纳入病例，要符合现代疾病诊断标准，包括分期、分级；分析疗效，不仅注重临床表现，更加关心客观指标的变化，要求符合现代统计学原理，以防止各种偏倚。显然，这些都是传统中医没有的规范，必须加以引进，才能真正推动中医肝病的学术进步，只有打开新思维，引进新技术，拓展新方法，才能迎接中医肝病的创新和突破。

“读经典，悟医理，勤临证”，是两千年以来的传统治学模式，是“师承”教育的产物。而“师承”教育的弊端，一是知识局限，容易执一家之言，甚至产生门户之见；二是缺乏统一标准，虽然传授了部分临床经验，但缺乏规律性认识，尤其是相关学科知识不系统，受业者知识面狭窄；三是保守性，传统的师承存在家传技艺中的保守化倾向，由于个人体验的侧重点不同、多少不同，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医疗专家，医学经验和特长被看成私有的、隐秘的，在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一定的保守性和狭隘性。

因此，我从您的科研经历和课题设计中体会到，中医肝病的学术进步，关键在于实证理念的普及和提高。具体表现在：（1）明确的疾病模型（人或动物）；（2）稳定的干预措施；（3）精准的观察指标；（4）客观的疗效评价（符合统计学原理）。

2  中医“肝病”概念的现代演变及分期辨证模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