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燕. 近代中医防治白喉病史略. 中华医史杂志，2004，34（2）：79-82

人类在其生存、繁衍、发展过程中，其中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就是与疾病做斗争，而人类与流行性传染病的抗争尤显得惨烈而悲壮。白喉这一流行性传染病， 在近代曾猖獗一时，夺去无数人的生命。中国人民和医界人士与之进行了近两个世纪的顽强斗争，最终征服了白喉。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近代我国人民是怎样战胜白喉这一流行性传染病的，或许对现代防治疫病，有所裨益。

一、初步认识白喉

白喉一证在中医属瘟病范畴，系感受时疫毒邪引起的热性传染病。主症初起发热恶寒，脉浮，喉痛，喉间有白点，随之壮热，白腐满喉，喉肿极疼，甚则喉闭神昏，酿成危症。该病因喉症特征明显，故中医将其纳入喉科，归为“疫喉”类疾病。

关于疾病的起源， 有学者认为是清代门户开放，白喉从境外传入，加之外国侵略者数度入侵及外国商船的频繁来埠，疾病多由沿海地区发起、渐次向内地蔓延而成。李庆坪曾对白喉流行状况做过研究，其结论是“每次相隔都是七八年左右”[1]的流行周期。

18 世纪以前，白喉在我国医书未见明确记载，喉证中曾有“喉痹”、“马喉痹”等症状描述，但多语焉不详，并未明确谈及“传染”二字。18 世纪下半叶，白喉开始在我国零星出，医学文献始见相关文字。而中医防治白喉的丰富经验和诊疗方法的逐步完善则主要是在近代形成的。

1795 年郑梅涧在《重楼玉钥》中有一段关于“白缠喉”的论述，这段文字可说是我国白喉确切记载的第一声。其曰：“喉间起白如腐一症，其害甚速……小儿尤甚，且多传染，一经误治，遂至不救……”[2]郑氏寥寥数语把白喉的主症、流行性、传染性、易感人群、预后一一涉及。同时，他亦指出白喉在我国初始流行的年代，大约18 世纪 70 年代前后，其曰“乾隆四十年前无是症，即有亦少。自二十年来患此者甚多……按白腐一证，即所谓白缠喉是也”。[3]郑氏制定了“养阴清肺汤”，确立治疗白喉的基本法则。其方剂组成为：生地、麦冬、生甘草、玄参、知母、丹皮、薄荷、炒白芍。“经治之法，不外肺肾，总要养阴清肺，兼辛凉而散为主 。”[4]“养阴清肺”，这一原则始终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 但治疗白喉的丰富经验还是后代医家逐渐积累起来的。

二、对白喉的认识与防治逐步深化

18世纪我国交通尚不甚发达，彼此隔绝，故传染病流行较为局限缓慢，又经过半个世纪，白喉病开始在我国广泛流行与传播，人们才对白喉有了深刻的认识。19 世纪上半叶，该病引起了众多医家的高度重视，以往白喉病常被放在喉科或其它综合医书中论述。后经过医家们的长期观察与实践，19 世纪中叶，第一部白喉专著终于问世，该书名《白喉咙证论》，成书于“国朝道光间，湖南陈氏雨村始著《白喉咙证论》……”[5]，可惜该书已佚，后“其乡人张善吾绍修本其意作《白喉捷要》”[6]。张绍修亦湖南浏阳人，1869 年对《白喉咙证论》一书进行了整理，并融入后人的经验，将白喉病的理法方药做了较全面的梳理，成为当时流行广泛的一部白喉专著，后世有十几种版本流传。

《时疫白喉捷要》首先详细叙述白喉病因证情及传变，继之阐明白喉辨证施治方法，并介绍常用方剂及加减法以及针灸等其他治疗方法。张氏指出：“白喉时疫一症，其发有时，其传染甚速，其病至危至险……”，[7]“此乃时行疫气为病”。[8]明确该病为“时行疫气”所致的流行性传染病。并在书中撰写“白喉治有十难”，详细描述了白喉早期的发病过程，其曰“白喉初起，恶寒发热，头痛背胀，遍身骨节疼痛，精神倦怠，喉内极痛，或微痛，或不痛，而喉内微梗，有随发而随白见者，有至二三日白始见者，或由白点、白条、白块渐至满喉皆白。”[9]并提出白喉确诊的主要特征，“如系白喉，白块浮于肉上起凸”[10]。同时张氏分析了白喉初期疑似症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其曰“初无行迹可见，似伤风伤寒表症。若投麻桂……之类，致毒涣散，无可挽回。”[11]并对单双蛾喉（扁桃体炎）、劳症白喉（喉头结核）、寒症白喉（咽峡炎）等作了鉴别。指出庸医误把喉间白腐视为寒证，而妄投温燥辛散之品，贻害人命，其曰“有以色白为寒者，不知病发于肺，肺属金，其色白……。肺病日深，故其本色即著……若以色白为寒证，辛热妄投，是谓抱薪救火”[12]。张氏治疗白喉，仍尊郑梅涧“养阴清肺”之法。

人们认识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过程，张氏对白喉的认识，较之前辈深刻全面了许多，但仍难免个人的局限。当时白喉和猩红热（中医称烂喉痧）都是近百年间才流行起来的新型传染性喉科疾病，张绍修误将二病视同一证，错误地认为“此证北方谓之白喉，南方谓之烂喉痧”[13]，以为白喉将退时“每有遍身起发丹痧， 则毒气从肌表而出”[14]的误解。对此，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张氏囿于地理、交通、历史的局限，难免失误。

自《时疫白喉捷要》问世以来，白喉专书纷至沓来，截止到1936年前后六七十年间，白喉专书共出版50余种（综合类医籍论述的白喉不算在内）。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白喉在我国流行已相当广泛；另一方面，众医家高度重视此病，认识不断深化。

1875年，许佐廷著《喉科白腐要旨》，许氏对白喉的病因、病机认识较有见地。他认为白喉发病不外乎内外二因，内因为病家“素体肺肾阴虚”，外因为“感受燥气时邪”[15]，外火引动内火，而致阴亏火热之证，故该病初期，治疗切忌疏散温燥之品动火伤阴，治宜清肺养阴，并对喉间白腐的各类证型进行了梳理。

在辨证施治方面论述较详细的当属李伦青（纪方）。他于1882年著《白喉全生集》，该书诊疗细腻，“以寒热二字为纲，再分轻重虚实，庶几用药无毫厘千里之谬。”[16]他通过观察小便、舌、脉、饮食、肿痛等诸多方面，确定寒热、轻重、虚实，将白喉分为九大类证，尤其对寒热错杂、误治坏证的治疗有独到见解。他还主张内服药与外治法并用，当时运用的吹药有“瓜霜散”，噙药有“蛐蜓辟毒散”，贴药有“救急异功散”等等。配合针灸，具体方法为针刺舌底两边青筋及少商穴放血，效果很好。

三、有关白喉忌表、宜表的学术争鸣

白喉属急性传染性热病，许多重症来势凶猛，瞬息万变，表证初现，迅即入里，一团热毒炽盛，医家往往难于及时确诊把握病机，故该病流行早期误诊误治颇多，以致病死者甚众。为此，众医家对白喉忌表宜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881 年耐修子发表《白喉治法忌表抉微》一书，他看到庸医常把白喉误作风寒表证而妄投辛散之品，致使毒邪内陷，酿成至危之症，确有切肤之痛，故极力主张白喉忌表，“坚信养阴忌表四字治白喉者，历劫不磨之论”[17]，遂将药物分为正将、猛将、次将三类，论述禁忌数项，再三强调发表升散药物为禁忌之品。耐修氏观点博得一批医家附和，其书流传也相当广泛，亦有十几种版本流行。

但他的观点也有一批医家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忌表抉微》之论过于偏颇， 有失中医辨证施治方法。张采田特著《白喉证治通考》一书与之辩论。全书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诸家前贤关于白喉的治略主张，第四部分专撰“抉微辨谬”一文，认为治疗白喉不可一味忌表，表散不可与升散相提并论。“白喉初期表症俱在，即投滋阴养肺汤，岂有成理？故治白喉当审证辨脉，察之秋毫，当表则表，当清则清，药贵神速，十不失一。”[18]

陈葆善亦认为“……泥守忌表二字，纵有外感甚厉，开手即一味清滋， 转使外邪陷入，里燥愈甚，卒成烂喉等病毙命者，所在皆有之”[19]，“若却属夹有时感表症者，则解表自难容缓……夹湿热者可加薄荷、扁豆花之类，夹寒湿燥三气者，虽麻、葛、前、苏、香薷、藿香等皆可酌用……”[20]。杜钟骏分析道“《抉微》一书著者北人 ……南北异宜，不可不知。北方高燥，地气较寒，腠理固密，俗尚火炕，表邪少而里热多，宜乎养阴清肺；南方卑湿，地气较温，腠理不密，易感外邪，宜乎辛凉轻解。”[21]

同期医家李伦青也曾强调“白喉多为热证，然亦有寒证，医者不可不明辨”[22]，“时医各有忌药，忌升麻，忌细辛，忌麻黄……并全忌表药者，若舍证而言药，何药不忌？”[23]所以他以寒热虚实为纲，分列治疗白喉的药物方剂，其论似较全面。

分析这场论争的实质，实际是众医家在讨论治疗白喉如何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问题，治疗该病即要注重白喉的一般规律和共性特点，又要考虑病人的个体差异及不同疫区气候环境等诸多因素。白喉属瘟病范畴，一般都要经历肺热伤阴的病理阶段，清肺养阴是其基本原则，“养阴清肺汤”是其专病专方，这是医家公认的，但个人体质、环境气候差别，病程中出现的变证、坏证，情况复杂多变，又不能一概而论，只有把辨准病与辨好证有机地统一起来，才会不失偏颇。

通过这场学术争鸣，诸位医家将自己多年治疗白喉的临证经验、真知灼见以及独到之处都充分表达出来。他们的观点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极大丰富了治疗白喉的方法，在论争中逐渐明确诊疗思路，总结用药经验，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近代医家治疗白喉的疗法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优秀范例。

四、防治白喉方法渐臻丰富完善

20 世纪初，医家总结白喉论治的著作有增无减，并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系统总结归纳性著作多，二是许多医家开始关注西医方面的知识。前面提到张采田的《白喉论治通考》，陈葆善的《白喉条辨》等书，都对前人诊治白喉的医论经验进行了汇集整理。近代医家曹炳章，整理文献更见功力，他将200余年的疫喉专书做了全面梳理，把确有学术建树的著作一一列出，重点介绍其学术价值、理论贡献。他对白喉、猩红热两种多次爆发、流行广泛的呼吸系统传染病，在病因、病状、病理、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等六大方面，做了比较式的总结，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尤其是治法，总结得更为详尽，分内服汤药与外治手法。外治法包括提毒药、探吐药、吹喉药等，而且还介绍了西医的血清抗体疗法。广东名医黄省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擅治白喉闻名，他著《白喉病药物新疗法》，借鉴西医的分类方法，将白喉从流行病学、病因学、病理解剖学、症状、并发症、鉴别诊断、预后、预防、治疗诸方面做系统介绍，并试图借助西医新说论证中医功效，融汇中西医学理论。

在白喉预防方面，张绍修早有论及，“医视病者，宜防护自己，不可空腹入患家看病。”[24]，“饮雄黄酒一杯，或食大蒜，亦可保不传染”[25]。陈根儒在《喉科要旨》中提倡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今欲防喉症……当慎其居处，节其饮食，时其药饵而调之 。”[26]

曹炳章专门撰写“喉痧与白喉之预防”一章，介绍了医生预防、未病预防、临病预防等数十条预防方法。如：“医家看病，饮雄黄酒，香油调雄黄末、苍术末涂鼻孔，得嚏更妙”[27]，“未病之家宜用驱疫散烧烟熏之”，[28]“喉痧病人不可使之入境”[29]等等，这些手段在当时都是切实有效的预防措施。

20 世纪40年代左右，人类发明了抗生素和白喉类毒素免疫接种，有效遏制住白喉的流行传染，但在我国实行此项预防措施还是解放以后的事。上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人民防治白喉主要依靠中医药，谢观曾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多次提到中医治疗各类疫病的经验，并称曾达到“如珠走盘”[30]的境界。可见当时中医治疗传染病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曾挽救了无数白喉患者的生命。郑梅涧、张绍修治疗白喉的几个方子，已被后来的药理实验证明，“养阴清肺汤与神仙活命饮，对白喉杆菌有高抗生作用，对白喉毒素在体外有很高的中和能力，……除瘟化毒汤有一定抗生作用，但没有中和毒素能力。”[31]“养阴清肺汤中的八味药，有一半抗生力强，另一半中和毒素能力强，所以整方在两方面的能力都强，是治疗白喉病一个很理想的方子。”[32]

200 年前，我们的先辈就创造并筛选出了治疗白喉的专病专方一直沿用至今， 并注重辨病与辨证的有机结合。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前人治疫的疗法与经验，让中医再为人类造福。

参考文献

1　李庆坪.我国白喉考略.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2.97.

2～4 郑梅涧.《重楼玉钥》.卷上.清道光戊戌年谦吉堂藏版.

5，6 陈葆善.《白喉条辨·自序》.不分卷.1931 年上海书局本.

7　张绍修.《时疫白喉捷要·专治时疫白喉咙证论》.不分卷 .清光绪十五年世德堂刻本.

8　张绍修.《时疫白喉捷要·白喉咙续论》.不分卷 .清光绪十五年世德堂刻本.

9，10　 张绍修.《时疫白喉捷要·白喉咙看法》.不分卷.清光绪十五年世德堂刻本.

11，12　张绍修.《时疫白喉捷要·专治时疫白喉咙证论》.不分卷.清光绪十五年世德堂刻本.

13，14　甄志亚.中国医学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2.456.

15　许佐廷.《喉科白腐要旨》.上卷.清光绪元年乙亥（ 1875）古歙芳远堂本.

16　李伦青.白喉全生集·白喉证论.不分卷 .萧山合义和印书局铅印本， 1917， 16.

17　耐修子.《白喉治法忌表抉微》.序.清光绪二十四年江南书局刻本.

18　张采田.《白喉证治通考·抉微辩谬》.不分卷.1921 年绍兴医药学报社刻本.

19，20　陈葆善.《白喉条辨》.不分卷.清宣统元年（1909）刻本.

21　杜钟骏.白喉问答.北京：京华书局本，1912，2.

22，23　 李伦青.白喉全生集·白喉证论.浙江：萧山合义和印书局铅印本，1917，15.

24，25　 张绍修.《时疫白喉捷要·白喉咙看法》.不分卷 .清光绪十五年世德堂刻本.

26　张赞臣.中医咽喉科发展概况.中华医史杂志.1982.1.31.

27～29　曹炳章.喉痧症治要略·喉痧与白喉之预防.浙江：绍城和济药局铅印本，1936，9.

30　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痘疹学.上海：澄斋医社刊行本， 1935，34.

31，32 陈国清，邱小梅，吕敦泳等.养阴清肺汤等三方对白喉杆菌的抗生作用及对白喉毒素在体外中和作用的初步观察.福建中医药， 1964， 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