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查士丁尼瘟疫（541-542）

这次瘟疫爆发于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Flavius Petrus Sabbatius Iustinianus，约483-565，527-565在位）一世统治时期，后人将其称为“查士丁尼瘟疫”。

（一）历史学者与查士丁尼瘟疫

在检索“查士丁尼瘟疫”的时候，读到陈志强教授的诸多文章，并从中看到了一位历史学者的严谨。原来，他主攻“拜占廷学”，代表作包括《拜占廷学研究》、《拜占廷帝国史》、《巴尔干古代史》以及《拜占廷帝国通史》等。他曾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雅典大学、赫尔辛基大学、杜伊斯堡大学和成功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从事合作研究和讲学。在他的《拜占廷帝国通史》中，只有一段是“天灾与瘟疫”，但他发表的文章就有好几篇，为“拜占廷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他[陈志强. 地中海世界首次鼠疫研究. 历史研究，2008，（1）：159-175] 的研究可以看出，关于“查士丁尼瘟疫”，至少有10种左右的拜占廷原始文献中有所涉及，与仅有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的“雅典瘟疫”，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著作的作者中，不少人经历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瘟疫，包括《战史》（和《秘史》的作者普罗柯比（Procopios，500-565），6卷本《教会史》的作者埃瓦格留斯（Evagrios Scholastikos，536-595年），《基督教会史》的作者以弗所人约翰（John of Ephesus，507-586年），《历史（五卷本）》的作者阿加塞阿斯（与普罗柯比同年代）。其后的作家约翰·马拉拉斯在其《编年史》中则提到瘟疫的可怕后果；一部被认为是匿名作家完成的《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和6世纪问世的另一部由匿名作家完成的《阿贝拉编年史》也提供了不少资料。此外，拜占廷诸多著名作家也在其作品中描述瘟疫，如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1083-1153年）在其《阿莱克修斯传》中、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758-818年）在其《编年史》中、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758-828年）在其《当代编年纪》中、尼基乌主教约翰（John of Nikiu，7世纪）在其《编年史》中都谈到大瘟疫及其恐怖的影响，并一致将之归于上帝的惩罚。

可见，与前两次瘟疫相比，“查士丁尼瘟疫”的记载更加详细，内容也更加可靠。

（二）有详细记载的首次大鼠疫

近十年来，人们逐渐重视对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包括医疗卫生界专家在内的许多学者，其中以阿兰和史米斯为突出代表，他们的专题论文从病理学的角度非常专业而详细地探讨了查士丁尼瘟疫的细节。研究表明，“查士丁尼瘟疫”就是人们后来熟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及其几个变种，也就是此后爆发的“中世纪欧洲黑死病”。

“查士丁尼瘟疫”是世界上第一次鼠疫流行吗？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11世纪，埃及地区就爆发过鼠疫，其根据来自犹太《圣经·撒母耳记上》中的文字，其中提到菲利斯丁人就遭受了一次大瘟疫的打击，整个菲利斯丁人的城市和政治中心区都经历了“老鼠的摧毁，即大瘟疫的破坏”，古希伯来人将其症状描述为“隐私部位肿胀”（参见 Hebrew Bible，I Samuel，5，6），但这个以《圣经》为依据的推测还有待其他证据的证明。

那么，“查士丁尼瘟疫”就是鼠疫吗？先看看当代人的描述：

1. 发病原因

普罗柯比将查士丁尼瘟疫爆发的原因归于“上帝”，说它代表了“上帝的惩罚”。埃瓦格留斯说：“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因为这是上帝所掌控的，只有他知道瘟疫的原因和走向。”尼基乌主教约翰认为人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因而上帝正义的审判就要落在他们身上，将许多瘟疫播撒在人间和畜群”。阿加塞阿斯也认为“上帝惩罚的标志显示得特别明显”。不过，他同时也看到，“有人说这个地区的空气被污染了，认为污染的空气是这场瘟疫的祸根。而其他人认为，由于他们生活方式的突然改变造成了灾难，......他们也不了解他们蔑视上帝和人类的法律将要遭受到无情的灾祸”。“另外一些人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次毁灭是因为上帝的愤怒，完全是对人类犯罪的报应和惩罚，是要毁灭整个人类”。约翰·马拉拉斯则称“我主上帝眼见人类的罪恶越来越严重，便向地上的人类施行惩罚，摧毁了所有的城市和土地”。可见，人类的知识，总是与他们所处的认识等量齐观，这种“基督教思维方法”充斥于那个时代。

收藏于法国巴黎奥塞美术馆的《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Peste à Rome），是一幅油画，131×176公分，1869年作（图5-6）。其实，画作者为法国画家居勒-艾里·德洛内（Jules Elie Delaunay，1828～1891）所反映的，也是“查士丁尼瘟疫”那个时代的病因观。据说这幅油画作品的历史背景题材取自十三世纪，一位专门编纂圣人生活传记的意大利作家Jacobus de Varagine所著《The Golden Legend》一书中的圣徒塞巴斯蒂安殉道的故事。

图5-6  《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Peste à Rome），居勒-埃里·德洛内（Jules Elie Delaunay）

1869年作，巴黎奥塞美术馆藏 

阴影之中，病患者的尸体罗列在罗马古老的街道两侧，天空阴云密布，病患者痛苦地挣扎着；红衣的善良天使正指点着黑衣的邪恶天使，使用噩运的长矛，敲击着街道一侧的房门，而敲击的次数表示了将有多少人会死在屋内。弥漫着悲凉气息的阴沉画面，令人不寒而栗，瑟瑟发抖。古老的街道旁，触目可见的尸体、垂死者的惨状，石板铺成的街道，远处矗立的雕像……，而那对红黑善恶天使，无所顾忌的神态，歇斯底里的面容，更使得画面中充满着恐惧与不安。

塞巴斯蒂安是戴克里先称王时期的禁卫军队长，因信仰基督被戴克里先下令乱箭射死，塞巴斯蒂安的威望很高，行刑者们都不希望自己射出的箭将其毙命，射出时都避开他的要害部位，使他活了下来。塞巴斯蒂安并没有因此而躲起来，他去见国王戴克里先，说不该阻止信仰自由，被戴克里先下令当场乱棍打死，尸体丢弃于污秽之地。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油画《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中所描绘的：圣徒塞巴斯蒂安殉道之后，一位善良的天使出现，他指挥着一个恶鬼手持长矛戳击那些助恶为虐的人家的大门，门被戳几下，家里就会死去几个人……

据说法国画家德洛内受到在圣伯多禄锁链堂内表现罗马大瘟疫的15世纪湿壁画的感召而发愿作画，自1857年开始准备草图，十二年之后完成了这幅气势撼人的画作。这是一幅描述圣经故事或者古典神话的传统“历史画”，一幅描述天主教早期纪事的“写实画”，看起来圣徒塞巴斯蒂安殉道的故事，但笔者认为它代表着神灵医学的病因观，与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警示皇帝和世人，如果不遵循“人道”的本分，就会受到上帝或“天的惩罚：人世的罪恶与天降的灾难有着因果相报的关系。

2. 流行特点

不过，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推断，当时活跃的地中海贸易和海上谷物运输与这次鼠疫的爆发有直接关系。普罗柯比注意到瘟疫流行迅猛，“它肆意横行，随心所欲，但其运行似乎又有某种预定的安排。它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国家肆虐， 毫不留情地到处抛下疫种。它通过两个方向传到世界的尽头，唯恐某个角落被漏掉，就连岛屿、山洞和山区中生活的居民也不放过。假如这次它从一些地方经过，没有传染当地居民，过些时候它又会回来肆虐，而这块土地周围的居民因为上次曾被传染过，这次就不会再遭殃了。瘟疫横行之处死亡人数不达到一定的数量它就不会离开，从而使这里的死亡人数与相邻地区以前死亡的人数大体持平。这种疾病通常先从海岸边爆发，进而传播到内地。第二年仲春时节，它到达拜占廷城，那时我碰巧也在拜占廷城”。他认为瘟疫的源头在一个名为“佩鲁希昂”的地方，后来扩散到埃及。这个地区在查士丁尼时代属于拜占廷帝国，是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要粮食供应地。

埃瓦格留斯的说法略有不同：“据说这场瘟疫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之后它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除了一些曾感染过疾病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被波及。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严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存活下来，反之有些城市则受灾较轻并且继续生存发展。这场瘟疫没有按照一个固定的时间发作，也从不以同一个时间离开：它在一些地方于初冬的时候爆发，在另一些地方则是春天，还有一些地方则是夏天，甚至在一些地方是在秋天肆虐。”

比较而言，埃瓦格留斯关于大瘟疫爆发时间的意见可能比普罗柯比更准确， 普罗柯比认为瘟疫在春季降临，事实上由于携带病源细菌的跳蚤在温暖和潮湿的夏季最为活跃，而一旦鼠疫爆发，其传播流行就不分季节了。另外，地中海沿海各地区之间自古就有密切的物质联系，作为地中海北岸各大城市主要的食品供应地，埃及各海港与帝国首都和其他大都市，特别是沿海城市保持最密切的贸易联系。 而君士坦丁堡作为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城市，其粮食供应主要来自埃及，携带鼠疫的老鼠也因此随粮食贸易船只抵达了拜占廷京城。查士丁尼时代，这种联系尤其密切，因为查士丁尼为打破波斯人在远东贸易上的垄断地位，大力拓展红海商业通道，使这种联系进一步得到强化。

3. 临床表现

普罗柯比对大瘟疫的详细记载使我们能够毫无疑义地确定6世纪中期爆发的这次瘟疫就是鼠疫，因为瘟疫发病及症状与鼠疫非常类似。“瘟疫来临时，许多人声称看到了像人形装束的鬼怪幽灵，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被鬼怪身上的某一部分所迷惑。其实他们在看到幽灵时就感染上了瘟疫，他们开始大喊圣徒的名字以驱除魔鬼，但根本无济于事，因为连生活在教堂中的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就算门被打破了，他们也装作没听见，很明显他们害怕召唤他们的人就是魔鬼中的一员。其他人则以另一种方式被感染上的：他们先是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幻象，忍受着站在面前的魔鬼的折磨，还有的人则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已经被记入黑名单了。但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染病的， 而不是通过看到幻象或做了一个梦。他们的症状是这样的：先是突然发烧，有的人是突然从梦中惊醒，还有的人是在走路时或其他的场合突然出现发烧症状。皮肤的颜色没有变化，一直处于低烧状态，也没有发炎，发烧使人四肢无力。但是，医生不会认为发烧有什么危险，得此病的人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会死掉。”可见，即使是临床表现，也与人们头脑中的神灵医学思想密切相关。但是，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腹股沟淋巴结肿胀”和“腋窝处、耳朵侧面各处”淋巴结溃烂 是判断此次瘟疫为鼠疫的最重要根据，而患者出现全身淋巴结肿胀、溃烂以及因此引起的败血症是“黑死病”（鼠疫）的典型表现。

埃瓦格留斯的《教会史》也提到，“疾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些人的表现是从头部开始的，他们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然后会感染到喉咙，最后离开人世。 还有些人会发生腹泻现象。还有一些感染者的淋巴肿胀，然后发高烧；他们一般在次日或者第三日就会去世，而智力以及身体结构和没有感染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些人会发疯，并且置生命于不顾。还有一些人会出现红疹。某些病例表明，有些人被感染了一两次之后就逃脱了死亡，但是却死于再一次感染”。阿加塞阿斯记述说，病人“意识变得模糊不清，像个疯子一样胡言乱语。他变得浑身可怕地打着寒战，嗓子眼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呼噜声。忽而他会脸朝下翻倒躺在地面上，忽而又翻来覆去满地打滚，口吐白沫，两眼可怕地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这个可怜的家伙好像犯了狂躁型的精神病人一样，竟然开始啃食起他自己的胳膊，用牙齿咬吃胳膊上的肉，撕烂吞吃着，舔着脏兮兮的伤口。他就这样吃着自己的肉，慢慢地筋疲力竭，最终极其悲惨地死去。其他人也都如此这样像苍蝇一样死去，瘟疫继续肆虐，直到整个军队都死光了为止。他们大部分人尽管受着高烧的折磨，但仍然保持头脑清醒直到死去。一些人被突然感染倒下就完蛋了，而另外一些人则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还有的变得完全精神错乱了。这场瘟疫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而每一种都是致命的”。

《复活节编年史（284-628AD）》记载：“有一些人在睡梦里也得了这种病。另外一些人不知不觉突然发起高烧，受到精神错乱病症和奢睡的痛苦折磨。他们中有的死于饥饿，因为他们只是想睡觉，但另一些则因不睡觉而毙命。一些人吐血不止，很快被夺去了生命。很多人虽然没有遭受心智错乱的痛苦，但是他们身体的某些部位，特别是腋窝里面肿胀后疼痛难忍，痛不欲生。有的人身上长出火烧火燎疼痛的脓包，他们即刻就死去了”。这些记载为疾病的判断提供了佐证，也证明了普罗柯比记载的准确性。

普罗柯比对瘟疫的症状描述非常详细，“此后病人的症状就有明显的不同了，我不能肯定能从身体的哪些部位找到发病的原因，因为实际上它是遵照上帝的意愿把疾病带到人间来的。一些人随之而来的是沉沉昏睡，另一些人则是强烈的精神错乱，这两种情况都是瘟疫进一步发展的典型症状。那些被鬼怪附身的人忘记了所有的熟人，持续昏睡。如果这时有人照顾，他们便可以在昏迷的情况下进食，而没有人照料的病人则会因为饥饿而死亡。那些精神错乱者要忍受失眠的痛苦，被可怕的幻象所折磨，认为有人要来杀他们，异常激动到处乱跑， 大声喊叫，护理他们的人会精疲力竭，难以忍受。虽然被传染的危险并不大，但他们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当病人躺在床上或在地板上翻滚时，他们要不断地将其拉回原处；当病人拼命地要冲出房间时，他们还得连推带搡地使其回来；当附近有水源时，病人就要跳下去，不只是因为他们口渴，......而是他们头脑中疾病的状态所导致。他们不能顺利进食，吃东西很费力，许多人因为无人照料，或者是饥饿而死或者是从高处跳下去摔死。至于那些既不昏迷、精神也不错乱的患者，他们腹股沟处的淋巴结因胀大而致腐烂，患者因不堪忍受痛苦而死。在所有的病例中，死亡都是最终归宿，但有些人因为精神错乱而失去知觉，所以没有感到这种痛苦。”

4. 预后

“医生们也对此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病症的病因，他们猜测这种疾病的病灶在腹股沟处，便决定检验死者的尸体，切开一些肿块后，发现在里面长着一种痈疽。一些患者很快就死去了，另一些则在几天后死去。而那些身上长满小扁豆状黑色脓疱的人活不过一天就会死去，还有很多人吐血而死。我可以宣称，即使最杰出的医生也治不好这种病，他的患者照样会死去。但有些从痛苦中坚持活下来的幸存者说有很多注定要死的人也都活下来了。这种疾病不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所有的病例中病人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例如，有的人因为洗澡而减轻病情，而另一些人则因洗澡而病情加重；没人照顾的病人虽然死亡的很多，但也有幸存者，不同的治疗方法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取得的结果是不同的。实际上从这件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既没有发现救治自己的办法，也没有发现预防该病或是减轻患者病情的办法；痛苦在不知不觉中来到，或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下痊愈”。“如果是怀孕的妇女，只要她们染上这种病就死定了。一些人死于流产，另一些人在生产时和她们的新生儿一起死亡。然而，有人说三个分娩的妇女活了下来，她们的孩子却全部死去，有个妇女在她的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死去， 而她的孩子出生后却安然无恙。”“如果淋巴肿胀还像以前一样大小，那么可以肯定上述的病痛还不会消除。有些病人的痈脓虽然流出来了，但是大腿却萎缩了，这种病人的淋巴腺肿胀没有发展到化脓的程度。”这些描述与现代传染病学研究得出的鼠疫症状特点基本吻合。

现代研究表明，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在1894 年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和法国细菌学家A.耶尔森发现这种病菌以前，其病死率高达 50%-100%。鼠疫在地中海的首次大规模爆发，其病死率应是相当高的，侥幸死里逃生的病人可能是人体对鼠疫产生的自身免疫力的结果。普罗柯比简单地谈到这一情况，“还有些幸存下来的人舌头僵硬，不再自然灵活，发音口齿不清，说话语无伦次，言语困难。”就此而言，埃瓦格留斯记载得更为详细，“在其他一些地区，有时一座城市里的一两户全部被瘟疫感染，但是城市其余人家却安然无事；但是我们认真调查后会发现，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会成为来年瘟疫的主要受害者。但是令人更惊奇的是，如果一座城市被瘟疫波及而那里的居民在没有被感染的情况下逃往其他城市，那么他们在那座城市还是会遭遇不幸——也就是说，那些从被瘟疫波及的城市逃亡的居民会在没有被感染的城市仍然得病”，他还结合自己幸免于鼠疫的经历说，“在大瘟疫最初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但是在随后的几次大瘟疫中，我失去了我的子女、妻子、仆人和住在我家里的其他一些人，就仿佛这一循环特意将我排除出去一样。现在写下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已经 58岁了，大约两年前瘟疫第四次波及了安条克，在这次爆发中，除了之前失去的亲人，我又失去了一个女儿和她生育的儿子”。

从埃瓦格留斯和普罗柯比没有感染鼠疫和查士丁尼轻度感染鼠疫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有一部分居民确实幸运地躲过了鼠疫的打击这一情况。多年以后，安娜·科穆宁娜在《阿莱克修斯传》中也提到一些人从瘟疫流行地区逃脱感染的情况。

（三）瘟疫的破坏性

这场大瘟疫的发生给整个拜占庭帝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英国学者琼斯曾在其所著的《晚期罗马帝国史248—602年》中称，“可能这个时期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灾难是鼠疫”。

总的来说，这场瘟疫给帝国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 世界历史，2008，（2）：77-85]：

第一，这场瘟疫造成了帝国大量人口的伤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持续时间为4个月左右，虽然对于这场瘟疫所造成的具体的确切伤亡人数，并没有相关的历史记载。据学者艾伦根据君士坦丁堡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比例推算，这场瘟疫的死亡率在244000人左右，而按此推断，整个地中海地区在这场灾难中的死亡率为33%，与发生在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的死亡率大体一致。

《牛津拜占庭史》则估计这场大瘟疫导致君士坦丁堡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人口的损失，也造成了帝国劳动力的极其缺乏，直接影响了社会各个行业的正常运行。总之不管人口的伤亡到底为多少，这场大瘟疫就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使得君士坦丁堡这座在整个世界闻名遐迩的城市顿时变成了一座“死城”。

第二，这场瘟疫也使得帝国人民在精神层面发生了变化。由于生活在帝国时代的人们总的对瘟疫的认识还不是很完善，一旦发生瘟疫，造成极高的死亡率顿时会在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恐惧和绝望。

更重要的是这种恐惧逐渐演变成人们对国家政府的不信任以及人们价值观念恶化信仰的变化。人们开始更多的信仰上帝，而对生命采取一种漠视的情节。从更深的一个层面来讲，这场瘟疫更加巩固和确定了基督教在帝国的地位，强化了基督教正统教在帝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

第三，这场瘟疫极大的冲击了帝国的统治。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一旦皇帝出现意外，则会迅速的影响到整个帝国的统治。而在这场大瘟疫中，皇帝查士丁尼也未能逃脱。幸运的是查士丁尼尽管也受到了瘟疫的感染，但很快就从疾病中恢复过来，并且未留下任何的后遗症。然就在皇帝在养病的期间，关于皇帝身染瘟疫而亡的消息甚嚣尘上。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出现了一股觊觎皇权的行动，各种政治阴谋迅速而起。在皇帝病情恢复之后，一大批的文武百官受到了牵连，这其中就有最为著名的帝国大将贝利撒留。而贝利撒留的死作为帝国的栋梁支柱，他的死对帝国的稳定损失是巨大的。这也正是这场瘟疫所造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而且由于瘟疫的原因导致粮食的缺乏，导致饥民公开抢夺粮食，引发了社会的暴乱，整个帝国的稳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第四，这场瘟疫也给帝国的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瘟疫所造成的巨大人口的损失，使得大量的粮食无人收获，出现了饥荒。而且由于瘟疫的原因使得城市中的手工业都停止了正常的运行，商品的缺乏，也使得城市通货膨胀的趋势愈演愈烈，整个城市陷入了完全瘫痪的境地。

（四）皇权对瘟疫所采取的政策

尽管瘟疫造成了帝国重大的损失，但作为帝国皇帝的查士丁尼并没有完全的听之任之，也采取了一些较为妥善的措施。如面对粮食匮乏的局面，查士丁尼命令相关人员从紧急地向灾民们分发粮食，同时他还命人从国库中取出大量的资金来救济灾民，而当资金不足时，皇帝亲自将自己的财产分发给灾民。

而对于瘟疫所造成的众多的无人认领的死尸，皇帝采取了就地掩埋的方式，由于死亡的人数过于庞大，因此掩埋尸体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而为了解决城内尸体的臭味弥漫，查士丁尼还命人在金角湾的加拉塔地区深挖了几十个巨大的深坑，用其来掩埋死尸，在这些大坑中为了尽可能的保持充足的空间，所有的尸体都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顺序相互的堆叠在一起。据称每一个大坑能够掩埋大约70，000具的尸体。

尽管这种掩埋尸体的方式在今人看来未必是一种控制瘟疫的有效措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方式的确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效用。

查士丁尼瘟疫的发生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影响是巨大的，不管是对当时的统治者还是对后人，这场灾难留给了人们太多太多的教训影响了世界古代史的进程。而对于查士丁尼大帝来说，这场危机也或多或少的成为了其统治伟业中的一和经验。可以说这场危机是拜占庭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它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古代罗马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在此之后逐渐的丧失，并预示着一个以“黑暗时代”闻名的欧洲政治混乱和文化衰落时代的来临，从而个不可磨灭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