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然医学的逻辑缺陷

2005年，自从王树人教授首次提出了“象思维”（Xiang thinking）的概念[王树人.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王树人. 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 学术月刊，2006（1）：51-57]以来，中医界似乎找到了“中医特色”的思维源泉，一时之间一呼百应，群情激奋。事实上，所谓“象思维”就是“取象比类”，它早已为人所知。王树人教授宣称：中国先贤经典主要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创造出来的，《周易》、《老子》、《庄子》和儒家“四书”以及禅宗诸典籍都不是借用理性、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而是运用我们已经陌生、甚至几乎“集体失去记忆”的思维方式“象思维”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已经获得大家基本认同，但“象思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思维？笔者觉得，她是一种介乎于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的一种合二为一的思维方式，还包含了大量的直觉思维。但尽管如此，王树人教授仍然客观地给出了“象思维”的基本特征：本原性、前语言性、前逻辑性、非对象性、非实体性、非现成性、非概念性、混沌性、原创性与悟性。

既然，逻辑学是现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前提，她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在大学从萌芽走向成熟的时候，出现了开创性发展。12世纪到13世纪中期是逻辑学发展的“继承与消化时期”，13世纪中期以后，大学逻辑学的发展渐渐进入辉煌时期，并在14世纪达到了顶峰。杰出的逻辑学家大量涌现，“现代逻辑”获得长足发展，开始对自然认识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奥卡姆。他将逻辑学中的指代理论运用到哲学上，对共相和殊相进行分析，强有力地支持了唯名论的观点，并发展出“奥卡姆剃刀”的方法论，即“如无必要，勿增其实”。这种方法被称为“现代方法”，与之相区别的是“古代方法”。“现代方法”认为，构成论证基础的原则来自经验归纳，凡是超过经验的知识都属于信仰问题，是不可证明的。“现代方法”更重视经验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这不仅在政治上是对教皇权威的挑战，在学术上是对经院方法脱离现实的纠正，成为近代实验精神的先导。正如丹皮尔所言，“由于唯名论的复活，人们就对直接感官知觉的对象重视起来，这种精神打破了人们对抽象观念的信仰，因而最后也就促进了直接的观察与试验，促进了归纳研究。”

逻辑学在大学得到发展，说明科学不是一种草根学问，不是土豪的学问，更不是快餐文化，而是能够坐冷板凳的学究们独立品格、自由探索、求真务实精神的体现。那么，从逻辑学角度看，自然医学有哪些缺陷？

1. 概念与命名

对大自然各种事物的命名，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并表达出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密切关联。但是早期的智者急于求成，他们匆忙地为了“名正而言顺”，借助当时的各种思维工具陆陆续续地给出了很多相互重复、相互冲突的命名。正如《易经》所云，“名为万物之始，万物始于无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事实上，人类不可能先掌握命名规则再开始给万物世界命名，而只能等待命名出现混乱不堪状态的时候，才能总结经验制定命名规则。

日本著名逻辑学家末木刚博指出，中国的逻辑是以正名论为中心的。“所谓正名，即辨正名称、名份”（《辞海》）。这一观点最先由孔子所倡导，他鉴于当时社会变动所引起的名存实亡、名实不符的现象，提出了“必也正名乎”的主张，随之引起了名实问题亦即名称与实际事物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尽管各自根据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去解释和论证，但要求“名实相副”的目标却是一致的。然而，正名逻辑却没有考察要实现“名实相副”的重要工具——定义和定义规则，这是它往严谨性发展过程中没有翻过的坎。

显然，逻辑学里的“概念”是包含定义规则的“命名”，代表的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概念具有内涵和外延两个基本特征。内涵即该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所特有的属性，通过定义规则来阐明；外延是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的范围，必须通过划分来确定。笔者常说，由逻辑学衍生的科学规范，就像一位秉公断案的法官，高高在上而难以通融。他的那些“法律条款”麻面无情（武汉话），不论你是“经典”还是“圣人”，一切都“按规矩办事”。

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即指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形式逻辑的定义方法是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属概念之中，并揭示它与同一个属概念下的其它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种差。因而定义的常用公式是：被定义概念=属+种差。定义的规则有：①应相称：即定义概念与被定义概念的外延相等；②不应循环；③一般不是否定判断；④应清楚确切。由于缺乏形式逻辑的规范，孔子所针对的名实问题，至今仍未得圆满解决，当然也包括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命名）。

随着现代科学的日益进步，人们对“科学概念”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规范。特别强调它的三大特征，即可确定性、可检验性和可淘汰性。所谓可确定性，指科学概念应该反映事物的本质，并明确地规定其涵义。因为只有明确地揭示了概念的内涵，才能使科学概念具有可操作性并作出相应的操作解释。所谓可检验性，指从科学概念所蕴含的意义出发，加上其它辅助条件，就可以导出可由实验直接或间接来加以检验的命题。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的必然的，或者是先验的正确的。唯一地决定一个概念‘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实验）是否有清晰的和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所谓可淘汰性，科学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形态，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可能随着科学认识和观测手段的发展而变化，甚至被淘汰。

1993年，笔者[聂广. 中医学概念的哲学思考. 医学与哲学，1993（7）：25-27]从举实、移植、嫁接、类推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医学概念（实际上是缺乏定义的前概念或命名）的发生学概况，虽然获得了井喷式效应，但良莠不齐，糟粕偏多。进一步从可确定性、可检验性和可淘汰性三个方面探讨中医学概念（实际上是前概念或命名）的逻辑学前提，则绝大多数要遭到“奥卡姆剃刀”屠宰。这一点，也是西方医学史曾经经历过的一幕，如“灵气”、“奴斯”、“活力”、“动物热”等大量思辨性概念，由于最终无法由操作找到本体论解释而在科学革命的浪潮中逐渐被淘汰。由于没有经历过客观化、具体化以及逻辑学规范的洗礼，中医学中大量生理、病理、药理学概念并不能明确反映本质特征的内涵，也无法找到操作性解释。

值得指出的是，曾经被认为是中医理论研究“突破口”的证本质研究、脏腑本质研究，至今仍然停滞在中西医结合的“大门口”。事实上，以寻找客观指标为中心的实质上是试图为传统概念寻求其操作性解释。但遗憾的是，传统概念本身（如“肾阴”、“肾阳”、“瘀血”“湿热”等等）就没有给出明确的本体性涵义，我们怎么能够凭借那些并不确定的临床表现，找出确切的操作性依据呢？手段去寻找已有本质涵义的“本质”（本体论解释）呢？如果我们苦苦寻求一种没有明确性本体的可操作性概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例如，所有的病机以及证候名称只是一组疾病表象的代称，而并非其本体反映。那么，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一些概念，象肾阳虚、脾气虚、心气虚、肝郁、瘀血、阴阳、寒热等等，看起来似乎为它们找到了一些操作性解释，但实际上并不能确定，因而表现出牵强附会、无法通约。因为事实上，传统概念原本没有这样一些“附加条件”，它并不以操作性原则为定义标准。故尔，血液流变学异常可以见于多种非瘀血证的病变，环核苷酸、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改变等并不能确定为阴阳的特异性指标。

缺乏可操作性解释，也就无法通过操作来重现和检验。例如湿热，究竟是一种致病物质还是一种气象因子呢？湿热通过什么途径，怎样进入人体，又是如何熏蒸肝胆的？这种邪气无法捕捉和检测，怎么去经受多几个“为什么”的反复质疑？因此，它只能永存于思辩和虚构的迷宫之中。正如尹文所云，“万名俱列，不以形应则乖”，中医学各种概念内涵不清，分类不明，以致于后世医家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传、注、笺、疏，通过训诂而求字义，结果张氏说张，李氏说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伤寒论》的“六经”，由于没有可操作性解释，后人有认为是经络，有认为是部位，有认为是阶段，有认为是脏腑，有认为是气化，又无法用检验来决定它的“生存权”，也就失去了修正和淘汰旧概念、创新和完善新概念的重要方式。

最后，对中医学概念的动力学进行了考察分析，提出：正名逻辑维护了传统中医学的稳态结构；描述性定义阻碍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追求；流动性概念导致了训诂之学的兴旺发达。

2. 分类与划分

在传统逻辑里，把概念外延即一个类分为若干子类的思维过程称之为“划分”。划分是从属到种，而分类则是从种到属，二者方向相反，但规则一致。要正确地划分，需遵守一定的逻辑规则，这个在前面已经介绍过，此不赘述。

早期医家对疾病认识不清，分类模糊、相互包含的认识是必然的。表0-4是赵洪钧根据《诸病源候论》中的文字汇总[赵洪钧. 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 学苑出版社，2019：42-43]，所划分的外感病四大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重叠、包含现象。我曾经搜集了疟疾、痢疾等疾病的中医分类，都在30种以上，以五脏、六淫、八纲以及临床表现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区分。由于缺乏划分规则，古代医家没有办法进行合理分类，因而随意性很大。这种不讲究划分规则引起的分类混乱，一直持续到今天。

表0-4  《诸病源候论》外感病四大体系

笔者[聂广. 从分型辨证到分期辨证——中西医结合传染病诊疗模式的推陈出新.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36（12）：1501-1506]曾经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在“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里，为什么一种疾病可以分为3型、5型、8型、10型，甚至20型、30型、50型？专家制定的分型标准为什么常常被临床医生突破？原因在于目前采取的“分型辨证”模式则包含了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淫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各种辨证方法具有不同的划分依据，重叠应用会出现“兼容性故障”。

而且，八纲辨证本身就违反了划分规则：①各子项之间包含共同分子，如表、里、寒、热、虚、实均可归纳在阴、阳之中；②一次划分采用不同依据，彼此包含导致“划分”的界限不清。

脏腑辨证也是这样：①把“脏病”与“腑病”一起划分，属于越级行为；②划分中相互包含，既有“表里同病”，也有数脏合病，各子项之间存在共同分子，缺乏严格界限；③分型标准脱离临床实际，大多数疾病属于“本虚标实”、“多脏腑合病”，无法截然分开。

由于分型辨证采用多种依据，没有遵循严格的划分规则，导致证型之间相互包含，各证型越级并列、分布随意。在此基础上的证候规范化、客观化研究，事倍功半，陷于困境。以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标准为例：1991年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肝胆病专业委员会《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标准》将慢性肝炎分为湿热中阻、肝郁脾虚、瘀血阻络、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等5型；1994年《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将病毒性肝炎分为肝胆湿热、湿困脾胃、热毒炽盛、寒凝阳衰4型；2002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将慢性肝炎分为肝胆湿热、湿邪困脾、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血瘀、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热毒炽盛等8型；2010年中华全国中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制定的辨证标准，将慢性肝炎分为正虚邪恋、肝胆湿热、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肝血瘀阻、脾肾阳虚等6型；2017年中国中医药学会将慢性肝炎分为湿热内结、肝郁脾虚、瘀血阻络、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等5型。标准是临床诊疗和新药研制的权威文献，由于辨证分型缺乏严格界限而导致如此分歧，临床医生如何执行？

3. 类比与归纳

前面提及类比推理。笔者认为，从抽象思维角度讲，取象比类是类比推理的初级形式（不完全类推），但其创造知识的能力，前者更胜一筹。由于类比思维是在两个特殊事物之间进行分析比较，它不需要对大量特殊事物进行研究，因而很难获得事物的一般性规律。但它可以在归纳与演绎无能为力的一些领域中发挥独特作用，尤其在那些被研究的事物个案太少或缺乏足够研究、科学资料积累水平较低、不具备归纳和演绎条件的领域。

归纳法是从个别性知识，引出一般性知识的推理，是由已知真的前提，引出可能真的结论的推理方法。归纳推理以个别性知识为前提，为了获得个别性知识，就必须收集经验材料。收集经验材料的方法主要是观察和实验，因而对求真务实有了更高的要求，并直接推动了受控实验的发展。

古典归纳逻辑是由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创立，经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发展的归纳理论，主要研究完全归纳推理、不完全归纳推理（简单枚举归纳和科学归纳）、求因果五法等。古典归纳逻辑曾遭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 -1776）的诘难，他认为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在逻辑上是得不到保证的。归纳推理所依据的普遍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只是一种习惯性心理联想，从个别性的前提不可能得到一般性的结论。休谟的诘难引人思考：个别性的前提是否可以对一般性的结论提供某种程度的证据支持，前提对于结论支持的概率是多少，这就导致了现代归纳逻辑即概率逻辑的诞生。现代归纳逻辑，是由梅纳德•凯恩斯（Magnard Keynes 1883-1946）创立，由莱辛·巴哈（Reichenbach），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科恩等发展，运用概率论、形式化的公理方法等工具，探索归纳问题所取得的成果。现代归纳逻辑正处于发展时期，多种类型的归纳逻辑理论，不断被引入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统计学、决策论、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日益得到广泛应用。

笔者认为，类比思维是轴心时代自然哲学蓬勃昌盛的神秘推手，归纳法却是掀开科学大幕的关键环节。它们是上帝根据不同时机掷出的两枚不同的骰子，不偏不正地砸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上。那么，类比推理如何成为轴心文明的神秘推手的？

（1）类比思维是最活跃但最不可靠的推理方法：类比思维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今天仍然需要），它在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极其有限、自然知识极其匮乏的年代，短时间内创造了大量的“知识”，包括有益的、无用的和荒谬的。当归纳法应运而至（逐渐成熟）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类比思维所揭示的因果关系很不可靠，以实证为后续的科学精神逐渐提炼而出，于是新的科学时代来临了。

（2）类比思维是早期智者最切合实际而又最无奈的选择：类比思维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思维模式。那个让人不可思议的轴心时代，因为人类对本体事物的知识实在有限，各种研究手段和方法远远不够，但是理论思维是人类的特质，而偏偏此时社会分工出现了一些最早“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急于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那是一个理论思维的孩童时代，充满好奇心而又易于被忽悠。按说，那个时代对事物因果关系这种在许多领域至今仍然困惑众多科学家的难题，本无能力探讨。但是天才的智者，聪明地“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各种自然哲学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达到了让人惊奇的地步。

（3）类比思维是时代特征，与地域无关：《黄帝内经》云，“智者察同，愚者察异”。轴心时代最突出的表现，是多个文化中心凸显出来，东西方文化层次并没有显示出巨大差异。那时候，在类比思维推动下，各种自然哲学学说满地开花，由于中医原因为我们所知晓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等只是那个时代的具有中国文化代表性的几朵浪花。但从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水平上，并无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