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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院校不该自主招生 精选

已有 4018 次阅读 2012-2-27 15:40 |个人分类:生活点滴|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自主招生, 不该, 公立院校

看到新闻《郑州大学自主招生获批准 文史类考生只需面试》,心想,又多了一个自主招生的。我反感公立学校的自主招生,出发点很简单:花着国家(纳税人)的钱,不该总想着自己玩全套;谁来监督?

中国很多政策上可能的好事,都是因为缺乏监督给玩成了坏事。


我想,肯定有类似想法的人,于是搜索了一下,果然找到两篇博文;感觉比我写出来的要好,大部分我也认同,就直接转载过来。


转载博文一:《中国公立大学不适合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不是北大首创,除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进行,近些年各个名牌大学到各地以诸方面的优惠条件跟学生提前签约,与其他形式的约定,都是自主招生的不同表现方式。北大自主招生近日又起波澜,争议的焦点是共同的,就是腐败和防止腐败的问题,而且这个焦点一点都不新鲜。一个问题一旦以反复的面孔出现,本身就说明它的顽固性和客观性,同时证明其正是事物信誉的的薄弱点。但是,北大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引入,而且制度化,就有了新的意义。

   大学为取得优秀生员不择手段的潜规则被合法化,则以往所有围绕这一问题的暗箱操作,都将合法化和肆无忌惮;将中学校长也抬举到这个举足轻重的平台上,牵涉面就更大了。

   自主招生本身绝对值得肯定,但当下公立大学引进西方这种招生方式,颇像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学和中学主要领导是官员,教育经费和项目的多少与官方有密切关系,招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主。

   公立大学靠国帑养活,公平性和公正性必须提到比较高的位置予以重视。北大吸收部分中学校长参与自主招生的推荐工作,这类学校和校长的遴选过程和标准如何界定?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有何保证?是不是只有这些中学才有可能出现够得上自主招生标准的优等生?目前看来,这些技术性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北大提出的自主招生监督没有新内容,现有的老套监督方式早已被不断涌现的高考腐败案所否定,而行政权力操作正是这些腐败的根源所在。校长的私德,根本不可能成为公平公正的保证;恰恰相反,却成为人治和专权的更好台阶。连胡适那样德高望重的教育家,都将自己不成器的儿子胡思杜百般袒护,何况当今的校长?再征诸文革高校推荐的历史,哪个上了大学的,不是美轮美奂的颂词?可那里曾经存在过公正公平吗?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尽管应试教育百病缠身,但依然是最公平的选拔方式。

  就上述观点与笔者昨日发表的博文《北大招生搞笑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今晚十点半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电话采访,合作伙伴为主持人玉昆和央视著名时评人郑根岭。欢迎各位博友和听众批评指正。

郑根岭博客:http://622006592.qzone.qq.com/




转载博文二:《公立大学为什么不适合自主招生?(2009年旧作)》
作者:陈祝平
http://chenzhuping.blogchina.com/1160183.html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国名校自主招生热。今年非但未见教育部官方(包括公立大学校官)对过去几年自主招生存在的诸种问题进行回应和反思,反倒还增加了“几校联考”和“中学校长实名制推荐”等新花样。可惜北大自主招生推出“中学校长实名制推荐”后,立即引来了一片质疑声和反对声,其中包括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和教育部前新闻官王旭明的声音。北京的网博写手卫金桂博士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公立大学不适合自主招生”。此言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笔者早就反对公立大学尤其中国的公立名校在统一高考招生的同时进行所谓的“自主招生”加分(但赞成私立大学或民办大学自主招生),并曾经从公共产品、交易费用、利益和风险的对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角度提出了反对的理由。笔者总的观点是:自主招生本身是件好事,它符合高等教育规律和高等教育相当程度上的私人产品属性,比如因材施教、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精英教育等,但自主招生本质上适合私立大学或民办大学,并不适合公立大学,即使公立名校也不例外。

一、公有产权者不适合提供私人产品
统一高考招生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大学自主招生是一种私人产品,它具有私人产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在统一高考招生中,你只要上了某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该大学就不能把你排除在录取名单外,这叫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在自主招生中,你光通过某一大学的笔试分数线,还不能保证被录取,该大学还可能有其他理由把你排除在录取名单外,比如你的面试成绩、你的推荐信、你的获奖甚至你所在中学的名气等,这叫私人产品的排他性。

在统一高考招生中,你只要上了某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你的被录取就不会影响上分数线的其他考生的被录取,这叫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在自主招生中,通过某一大学笔试分数线的考生之间存在竞争性,因为最终招生名额总是少于甚至远少于通过笔试的人数,这叫私人产品的竞争性。

另外,我们知道,公共产品的充要条件是交易费用为零(袁义才,2007),也就是说,私人产品的充要条件是交易费用大于零。据奥利弗·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由于统一高考招生的信息对称和资产通用性以及对舞弊(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管,统一高考招生的交易费用很小,接近于零,而由于自主招生的信息不对称和资产专用性以及由此伴随的机会主义,自主招生的交易费用很大,远大于零,因此,自主招生肯定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地地道道的私人产品。

私人产品适合私人产权者来提供,而不适合公有产权者来提供。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国退民进”的成功,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国退民进”的领域正是私人产品领域,因此适合“民进”,即适合私人产权者来经营,而不适合公有产权者即政府或国有企业来经营,政府或国企应退出私人产品领域,如绝大多数消费品领域。如上所述,既然大学的自主招生是一种地道的私人产品,它就应该遵从市场经济改革“国退民进”的道理,即由私立大学或民办大学来提供,而不是由政府及政府所办的公立大学来提供,即使公立名校也不能例外。

公立大学提供私人产品,或者说,在高教私人产品领域不愿意“国退民进”,就产生产品性质与产权性质相悖的矛盾,通俗地说,就是花公家的钱办私人的事,即,“化公为私”,也就是实质上把公立大学“私有化”,但表面上仍扛着“公立大学”的牌子不放,是“挂羊头,卖狗肉”。例如,北大作为中国公立大学第一块牌子,这次居然完全不听广大公众的意见而贸然地推出自主招生的“中学校长推荐制”,实在与“公立大学”的牌子太不相符。更让人不解的是教育部居然也不听听公众的意见而很快地批准了北大的这个“私人产品”。这不禁使笔者想起教育部一直宣传的“高等教育公共产品论”。试问:既是“公共产品”,那为什么不听一听公众的意见再做决定呢?现在许多公共产品领域都有听证会制度,不听证于公众,就不做重大决策。为什么同样是“公共产品”的公立大学就这么“牛”——就可以不顾公众的反应而“私自”决策呢?可见公立大学的“化公为私”及其对广大公众的“危害”有多严重!也可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公共产品论”的悖论性有多么明显。

笔者并不反对而且极力赞成像北大这样的名校提供高精尖的私人产品,包括自主招生,舍此,钱学森希望的中国创新人才的培养将无从谈起。但公立名校提供私人产品的前提是产权改革即转制——由“公”转为“私”、由“国”转为“民”,也就是使得中国大学的产权与产品性质达到一致,实现“挂羊头,卖羊肉”。如果说以北大为首的名校是中国人民一笔巨大财富的话,那最好“藏富于民”,而不要“藏富于政”,不要老是挂在教育部的财富册上。中国的教育部应该主要管理义务教育和少量的公立高中和公立大学。教育部所管的少量的公立大学,应该以提供公益性和普及性的大学教育为主,不应该办成以提供高精尖私人产品为主的名校。提供公共产品为主的公立大学应该逐步地减免学费,而提供高精尖私人产品的民办大学应该逐步地按市场供求决定学费的高低。只要中国高等教育的产权逐步地为民所有,逐步地实现“国退民进”,中国高精尖名牌大学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像自主招生之类的私人产品的提供就不在话下了。


二、官本位体制不适合民主办学
大学自主招生是一种分散的民主的办学方式。“自主”者,民主也。自主招生,就是大学甚至大学教师拥有招生方面的民主权利。比如,一位学有所长的大学教师看中了某位考生,就可以通过大学的民主渠道向大学管理层提出建议,获得批准和通过自主考试后,就可以招入,而这位大学教师自然要负责指导这位特殊的新生。相信这样的民主招生和专门指导对培养创新人才是有利的。这里,关键词是“民主”二字。教育民主是自主招生的核心和实质。民主的教育体制是自主招生的根本保证。没有教育民主,就没有真正的自主招生。

而现在中国的公立大学恰恰是缺乏教育民主的,原因是中国的公立大学是 “官立”大学,是官本位的办学体制。官本位,就是官作主,而官作主与民作主通常是矛盾的,除非官是真正为民作主的公仆。因此,在官本位的办学体制下,很难有教育民主,其中包括很难真正地做到自主招生。

比如,假定上述这位学有所长的大学教师参加一所官本位大学的“自主招生”。可是他的专长不是他上级——一位官员教师的兴趣,因此,他在“自主招生”中看中的考生,很可能在上级手里被“淘汰”,因为在官本位大学里是权力说了算,而不是学有所长的学者说了算。这里,不民主的体制造成不民主的招生,而不民主的招生何谈自主招生?

进一步看,官员教师虽然有作主权,但作主权有大有小。权小的官员教师比之权大的官员,等于没有作主权或民主权。在官本位的大学“自主招生”决策过程中,系主任的影响力肯定不如院长,而院长的影响力肯定不如校长。也就是说,越是基层的比较了解学生和教学实际的人,反倒越是缺乏自主权或民主权。可见,官本位大学的“自主招生”决策很可能是长官意志的产物,而不体现教育本身的客观需要。

由此,官本位大学的“自主招生”很可能成为寻租者的一个重要目标。权力腐败和招生舞弊很可能在官本位大学“自主招生”的关关节节中产生。毋庸讳言,中国公立大学包括公立名校的经济腐败和学术腐败已经相当严重了,与之相比,公立大学“自主招生”的腐败可能是“小菜一碟”了,就是说,可能根本引不起监管部门的兴趣。难怪教育部对北大自主招生的新方案批得那么快,可能压根儿也不会把“招生腐败”的问题放在眼里。否则,教育部会慎重考虑,不可能批得那么快。令人深思的是:民众反倒比教育部官员对“招生腐败”的警惕性高得多。如据网上统计,78%的网民忧心北大此招为腐败提供了机会。
可见,中国公立大学腐败的症结就在于官本位的办学体制。只要官本位的体制不倒,中国公立大学的腐败就难以避免,其中包括招生腐败。因此,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必先改革官本位的办学体制,必先实行“公”转“民”的转制,必先进行“国退民进”。可以说,在此以前,一切所谓的“改革”都带有虚假的成分。正如一位考生家长对北大自主招生“校长实名制推荐”改革评价的那样,“校长实名推荐,并不能选出什么特别的人才,只不过是北大的一个提前掐尖计划而已。”是啊!笔者早就说过“中国目前名校的自主招生实质上是名校的‘生源战’”,是把“生源战”打扮成“自主招生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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