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瑜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日前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国际科学合作正在增多。

报告指出，从2000年至2013年，各国合作论文比例从13.2%上升至19.2%。2013年，英国超半数科学与工程学论文有1位国际合作者；美国相关比例约为1/3，中国为15%。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席Dan Arvizu表示：“科学景观正变得越来越多极化。”

今天，对科研实力日渐强盛的中国而言，如何在未来国际化浪潮中掌控更多话语权，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合则立的时代

该报告在揭示整体趋势的同时，也关注了一些细微之处。如在学科方面，天文学出版物国际合作者比例最高，达52.7%。国际合作超过20%的学科还包括地球科学、数学、生物学和物理学。

“天文学有着较好的国际合作传统，容易形成合作基础。”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同时，天文学研究特征也使国际合作成为必然。“比如研究人员想持续观测太空中的某个区域，就必须在不同地点进行，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际合作。”

近年来，陈学雷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天文学领域国际合作越来越多。中国参加了一些国外大型天文项目，如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和30米望远镜（TMT）。而我国一些天文项目，如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和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也有国外研究者参与其中。由陈学雷主持的“天籁计划”也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国际合作对科学研究是好事，不仅能使设备性能更好地发挥，也能在合作中增加彼此的了解和交流。”陈学雷说。

然而略显遗憾的是，与国外相比，中国天文学领域国际合作比例仍然偏低。“这里面既有合作渠道的问题，也有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比如国际空间站项目就始终把中国排除在外。”陈学雷无奈地说。

“选择性”合作

此次报告还关注了国际科学合作中的一些“趣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合作爱好。如英、法和德之间有非常高的合作比例。美国作者更喜欢与中国作者合作。有趣的是，加拿大和中国学者合作的论文中，有很高比例同时与美国作者合作。

“一个重要因素是，目前中国论文数量在全世界占比很高，规模大了，合作必然增多。”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教授孙学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中美学者合作比例较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美国是世界上发表论文最多的国家，中国紧随其后，二者之间交集变大也很正常。”

“中美科技合作‘伞式’总协定下面包含了很多具体领域的议定书，如两国在基础研究、地震研究、高能物理等方面都有合作议定书。”武夷山指出，“同、异、强、弱”4方面因素都是造成中美需要相互合作的原因。

欧盟国家合作比例高的原因在于一体化政策和地域接近性。“除了经济领域，欧盟在科研方面也存在一体化特征，很多研究项目是由整个欧盟资助的。”孙学军说。

然而令孙学军感到不解的是，中、日、韩的合作比例并不高。“这不是一个好信号，在合作理念上应该引起我们更多反思。”

合作内涵待变

报告中，中国占全球科学和工程学出版物的份额正在迅速提升，引起关注。2003年到2013年间，美国出版物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2%，而中国出版物则每年增长18.9%。

“中国科技水平整体在不断进步，这毋庸置疑。”武夷山指出，中国的研发经费排名世界第二，科研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国家投入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论文数量增长是必然的。”

然而，对此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的两种极端态度却让武夷山感到不安：“这种情绪化的指责往往无视数据与事实，缺乏对中国科研现状的准确判断。”

 “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最大问题是：走出去了，却没有引进来。”孙学军指出，尽管中国国际科研合作不断增多，但中国学者大多非主导者。“如何才能引入国外人才为中国科研服务，利用别人的智力给我们作贡献，这将是中国科研实力强大的最好诠释。”

《中国科学报》 (2016-01-26 第1版 要闻)

（博主：此报道的倒数第二段，原采访稿如下，目前的发表版本删掉了几句话，会让读者感到莫名其妙：

  然而，对于中国论文数量的增多，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的两种极端态度却让武夷山感到不安。“比如，对于有些妄自菲薄的人，中国的论文少了他们要骂一顿，说你花钱不出活，论文多了他们还是要骂，说尽是垃圾论文。这种情绪化的指责往往无视数据与事实，缺乏对中国科研现状的准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