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美国巡演幕后推手张彭春

吴琦幸

中华读书报 2015-12-9

中国传统戏曲在向海外推广的过程中，是仅仅照搬传统的舞台元素（包括原声唱腔、表演方式以及唱念做打），还是稍作调整以适应海外观众的需求，使之既不失传统韵味，又符合海外观众的口味，让他们更易于进入中国传统戏曲的大门？

1930年2月，梅兰芳率团到美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夏威夷，七个多月的传统戏曲之旅，创造了中华文化艺术在美国主流社会得到认可的纪录，同时也回答了上述疑问。那就是中国戏曲要走向海外，不能照搬传统，需要经过精心的调整。如何进行改良和裁剪？这就需要兼通中外文化艺术的专家进行诠释和编导。多年来，研究梅剧团赴美成功交流的论者认为，齐如山先生在出国前长达六七年的精心筹划，是此次出访成功的关键。这确实有一定道理。梅剧团的成功至今无人超越，齐如山功不可没。

中国戏曲演出团体到达美国后，面对的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要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其关键是适合西方文化的推广方式和演出内容，也就是说，必须研究观众接受学和接受心理。如果完全照搬中国式的戏曲表演形式，未必能达到中美交流的目的。梅兰芳赴美演出成功的幕后推手，就是民国时期的庚款留美博士、熟晓美国戏剧文化和主流审美趣味的教育家、戏剧家、人权活动家张彭春。

开创中国导演制度

张彭春的名字，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以致他的这段历史也被忘却。他1892年出生于天津，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的小弟。他们的父亲张云藻，为张门独生子，从小酷爱音乐及骑射，精通各种乐器，尤擅弹奏琵琶，天津人称“琵琶张”。张伯苓早年即赴日本、美国留学，对于西方戏剧情有独钟，从1909年开始，在他创办的南开学校中就有话剧（当时名新剧）的演出，张伯苓自编自导，由学生演出。参加演出话剧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政治家的周恩来。在当时传统戏曲云集的天津乃至中国，话剧显然是一种新生事物，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带有西方色彩的新剧种更得到了广泛传播。可以说，中国现代话剧的摇篮在天津，南开学校则是话剧的诞生地，而张伯苓则是现代话剧的拓荒者。

张彭春（后曾从事外交工作，作为中国代表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张彭春从小受其大哥张伯苓和父亲的影响。1904年成为其兄创办的私立第一中学堂(南开学校前身）第一届学生，与后来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同班。中学毕业后，他1910年考取北京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成为庚子赔款第二届留美生，赴美留学。同届考取留美者有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71人。1915年，张彭春获得美国常春藤联盟的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和教育学双硕士学位，并结合家学和个人兴趣，对于戏剧进行精深的研究和创作，为留美学人所瞩目。1916年，张彭春应张伯苓之召回国，在南开学校担任代理校长，并兼任专门部主任。此时的张彭春才华横溢，风度翩翩，人称“九先生”（人们以为他行九，其实只因他出生那年父亲59岁，故取乳名“五九”，后来叫着叫着就叫成“九儿”了）。

在此期间，他把其兄张伯苓开创的南开新剧团接手过来，并以其戏剧天才将之提升到相当高度，成为中国第一个排演外国话剧的剧团。张彭春回国带给南开的第一件礼物，就是导演了自己在美国创作的写实独幕剧《醒》。《醒》剧的演出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成就了两项纪录：该剧本后来发表于1919年，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终身大事》要早三年。张彭春的导演工作比1922年回国、被话剧史上称为“中国最早的导演”的洪深要早六年。中国传统戏曲向无导演制度，只靠老师的口耳相传，讲究“到台上见”的角儿个人奋斗，戏园子也与西方的歌剧院大不相同，环境嘈杂，人声鼎沸。中国戏曲锣鼓震天响，也出于传统戏园子的影响，演员必须要有一副好嗓子，由此获得观众的喝彩。至于表演艺术在开始是非常弱的。故而早期的戏迷去戏园子不是去“看戏”，而是“听戏”，演出秩序比较混乱，甚至在台上演出的时候，还会有人送茶水上台。这与西方戏剧的严肃性和舞台规范性完全是两回事。而张彭春引进西方的戏剧表演制度，开创了中国的导演制度。

在南开学校工作三年之后，张彭春按照兄长的意思，于1919年赴美攻读哲学，与好友胡适一样成为哲学、教育学教授杜威（John Dewey）的学生。在杜威的指导下，胡适于1917年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而张彭春经过五年攻读，1924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由于美国的教育制度比较灵活，在攻读某一专业期间，如果后来对不同的方向产生兴趣，可以改换专业领域，也可以参加工作，故张彭春以教育为其博士专业，并于1922年7月至同年12月间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赴欧考察各国教育制度。1923年至1926年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任南开大学教授。1929年，杜威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发出邀请，由张伯苓支持赞助，张彭春以教授身份赴美讲学。1931年正式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与杜威、胡适创立华美协进社

在美国期间，张彭春做了一件影响至今的大事，即与胡适等人一起参与创办了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化推广机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说起华美协进社大有来头。至今它还是纽约一个重要的推广中国文化艺术和语言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创办跟杜威有直接的关系。1919年初，杜威应邀到日本访问讲学，时胡适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立即发信给他，请他来北京大学讲学。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和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郭秉文都专程上门请他访问中国的高校。杜威欣然应命，4月30日到上海，用15个月的时间，访问了华北、华中、华东11个省的高校。所到之处，杜威用英文演讲，听演讲的学生理解毫无困难。杜威叹息道，中国的学生对于英文的理解毫无困难，但是美国的学生对于中文的理解太困难了。回美后，他与胡适、张彭春等人开始策划推广中国语言文化艺术的机构。1926年华美协进社在纽约正式成立，参与创建的除杜威、胡适、张彭春外，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孟禄（Paul Monroe）和中国知名学者郭秉文、张伯苓、梅贻琦等人，它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宗旨，由纽约州立大学（NYU）系统董事会下发执照，得到联邦政府教育部门的拨款，接受美国各大基金会资助，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学术团体。

由于杜威、孟禄、胡适、张伯苓等的大名，华美协进社后来又得到时报集团总裁路斯创立的基金会的赞助，捐献曼哈顿黄金地段的大楼，又获得美国各高校的教授、学者的支持。而梅兰芳访美演出，成为这个机构重要的文化活动。当年华美协进社愿意出面邀请梅兰芳赴美，正是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华美协进社原社长孟治博士在回忆录中说：“百老汇从未听说过梅兰芳，梅兰芳也毫不了解百老汇，但披·西·张（P.C.Chang——张彭春）对二者都能如数家珍。……他始终相信美国观众能够接受真正熔歌、舞、剧于一炉的京剧艺术。他向梅（兰芳）和齐（如山）建议由华美协进社主办访美演出。”

担任梅剧团总导演

1930年梅剧团访美，在当时中国文化界、政界以及戏剧界都是一件大事，此事前后筹划了六七年，许多名人都参与其中。张彭春是梅兰芳的老朋友，他在国内也参与选剧目等。这在齐如山先生的《梅兰芳游美记》中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当年二月，梅剧团来到美国开始巡演。这里的一个小插曲是，美方的重要组织单位华美协进社在策划过程中，曾经向梅剧团提出现在是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希望能够推迟来美，但是梅兰芳请算命先生给算过命，说他此年2月出行才吉利。而经费缺乏的问题，幸得梅兰芳的钱袋子冯耿光冯六爷资助，得以成行。而此时张彭春正好在美国东部的大学讲学。这个时间节点成了梅剧团成功的关键。

梅剧团的第一场演出在首都华盛顿。这场半官方的演出，由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出面，在中国驻美使馆里招待美国总统以下官员及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除了胡佛总统不在华盛顿，副总统以下的官员都出席了，正在访学的张彭春也应邀观戏。那天梅兰芳演《千金一笑》。演完之后，张彭春到化装室问候梅先生。梅问：“今天的戏，美国人看得懂吗？”张答：“不懂，因为外国没有端阳节，晴雯为什么要撕扇子，他们更弄不清楚。”

此时，梅兰芳颇有所感，立刻紧握张彭春的手说：“这次我们计划以自编的古装歌舞剧如《天女散花》等为主，大都情节简单，照您的说法要另选剧目，请您帮忙重新组织安排一下。如果我失败了，中国文艺界也没有光彩。”张彭春说：“我愿意帮忙，讲学也可以推迟些日子，但必须得家兄伯苓的同意。如果他同意，我就跟你走。”梅兰芳说：“好！我立刻打电报给冯六爷，请他转达令兄伯苓先生，您就和我一起到纽约。”

梅兰芳立即通过冯耿光联系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发电报，同意其弟张彭春参加梅剧团。这样就开始了张彭春正式出任梅剧团总导演的使命。

梅剧团结束华盛顿之行，来到纽约。纽约是美国文化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码头，之前梅剧团在华盛顿的演出只是官方的一种礼节性演出。张彭春知道在纽约演出的重要性，立即联系华美协进社，安排纽约的第一场演出就在华美协进社，招待纽约各大学的学者及文艺界人士。其中的一些戏剧专家在报上和杂志刊文评论梅兰芳和中国的戏剧，鼓励主流社会来观看独特的东方戏剧。张彭春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公会更是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学者举行座谈。杜威教授则单独请梅剧团一行和众多学者五十余人赴宴。

随即，华美协进社运用它的影响力，向全美学术界推荐梅剧团，由此掀起学术界了解东方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波摩那大学、南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等高校的校长、教授公会、知名学者专家纷纷邀请梅兰芳座谈、演说，在美国学术界、文艺界掀起了梅兰芳热。其中，波摩那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特别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荣誉学位，表彰他在戏剧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这都与张彭春在一开始以美国学术界作为推广对象分不开。有社会知识精英的肯定，美国主流社会认定梅兰芳是一位东方的大艺术家，此次来美的目的是沟通中西文化，而非纯粹的商业演出，梅兰芳的名字也成为中国皇家文化艺术的标志。

梅兰芳在檀香山表演剑舞

改良传统京剧

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曾回忆梅兰芳请张彭春担任导演并负责演出的情况，他说这是梅剧团第一次建立（戏曲）导演制。张彭春和大家开了一个会，张说：“外国人对中国戏的要求，希望看到传统的东西，因此必须选择他们能够理解的故事。中国戏的表演手法唱、念、做、打，都要为剧情服务，外国人虽不懂中国语言，如表情动作做得好，可以使他们了解剧情，每次演出剧目要多样化，如同一桌菜肴具备不同的色、香、味，才能引人入胜。我主张以传统戏为主，武打古装戏作为片断，服装、化装要搭配。帔、褶、蟒、靠、厚底鞋、长胡子、大头、贴片、彩鞋、花脸、净脸等，要注意色彩图案的调和。”接着张彭春就和大家协商，选定了三个戏单，根据不同的观众选择不同的剧目，例如在洛杉矶演出的时候，美国华人观众较多，就选择一些以唱腔为主的剧目，其故事、扮相色彩都是经过仔细研究、反复推敲而定的。

张彭春不仅在策划方面身体力行，更由于他的西方戏剧的训练，在导演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开始由于美国观众不懂戏词，兴趣不高，有中途退场现象，这不仅降低演出效果，对演员也是很大的刺激。鉴于此，张彭春在演出前，穿了礼服上台，用流利的英语对观众介绍中国戏曲特点，介绍剧情，强调“中国京剧是古典戏剧的精华，只有最聪明而有修养者才能欣赏。愚蠢者则听不懂，他们是难以久坐的。”果然此次演出效果甚佳。全场鸦雀无声，无一人中途退场。当时，美国文艺评论界对京剧艺术和梅兰芳的表演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这些评论对我们研究京剧艺术史，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彭春考虑美国人的欣赏习惯，提出演出原则：“时间不要太久，每晚最多不过两个钟头，并且要演三出：头一出必要梅君，末一出也须梅君，中间加别人一出。这样办法，则梅君不至于太累，二来使观众眼光一新，更可以引起兴味来！”经过慎重考量，张彭春又将每晚的三出改为四出，“为的是变化观客的眼光，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厌倦”。最后他决定“把梅君的各种舞抽出来，单演一场”，“那样时间不过几分钟，观众的精神就觉得活动多了”。于是将梅兰芳的“古装新戏”压缩，保留剧中的舞蹈表演：杯盘舞（《麻姑献寿》）、拂舞（《上元夫人》）、袖舞（《上元夫人》《天女散花》）、绶舞（《天女散花》）、镰舞（《嫦娥奔月》）、剑舞（《霸王别姬》《樊江关》）、刺舞（《廉锦枫》）、羽舞（《西施》）、戟舞（《木兰从军》《虹霓关》）、散花舞（《天女散花》）。

张彭春用西方的导演制对每晚演出时间进行精确计算，严格按照时间规定，调整演出内容，最终确定如下演出模式，这个模式直到今天对在海外的中国戏曲演出还有借鉴作用，现举一例：

一、音乐两分钟。

二、开前幕将剧场原有的幕打开，便露出我们所备的红缎绣花幕来。

三、总说明在红缎幕外说明：中国剧的组织和其中一切动作是什么意义。四分钟。

四、说明说明随后所演的戏的情节。比如：若是《汾河湾》，就先说明《汾河湾》是什么情节，是历史上的哪一段，要点在什么地方，这出戏在场上一切举动是什么意义，并且将戏里所说的白、所唱的词的意思也大致讲演一遍，使观众先明白这戏的大概组织，看着好容易感到兴趣。占两分钟。

五、音乐占一分钟。

六、第一段戏 占二十七分钟。比如：《汾河湾》改名《鞋的问题》，由梅君与王君少亭表演。

七、休息和叫帘（Curtain Call）共占四分钟。

八、音乐占一分钟。

九、说明：比如《青石山》，说明法略如《汾河湾》。占三分钟。

十、第二段戏占九分钟。比如《青石山》由朱君桂芳、刘君连荣、王君少亭合演，只打两场，末由朱君耍下场。

十一、休息和叫帘共占四分钟。

十二、音乐占一分钟。

十三、说明占三分钟。比如舞剑，就说明舞剑的来源和道理。

十四、第三段戏占五分钟。比如：《红线盗盒》里的舞剑，择一段精彩的，由梅君自舞。

十五、大休息和叫帘共占十五分钟。

十六、音乐占三分钟。

十七、说明占五分钟。比如：《刺虎》，说明法略同《汾河湾》。

十八、第四段戏占三十一分钟。比如：《刺虎》，由梅君与刘君连荣合演完。

每晚共用一百二十分钟。

由于张彭春的决定性作用，梅兰芳赴美演出大获成功。七个月后，梅兰芳凯旋归国，驻英、法、德的外交官立即联系赴欧洲演出的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库里雅科，正式致函梅兰芳，约请带领剧团于1935年3月莅临莫斯科，并表示苏联政府方面对此很重视，期待中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梅兰芳和他的团队均主张再次约请张彭春担任访苏演出总导演，张亦愿赞助完成访苏任务，但此时他正担任南开中学校长兼大学哲学教育系教授，校务在身不能同行。后经梅兰芳多次催促，又经教育部、外交部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商请借调，张伯苓才允诺给张彭春两月假期。最后，梅剧团同样大获成功，还与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流，最终形成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即斯坦尼、布莱希特和梅兰芳表演体系，这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张彭春在梅兰芳出国表演中的推手作用。

张彭春的这些经验和策划方案，甚至对于今天的中美文化交流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2006年9月，由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在美国演出，也在某种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张彭春为梅剧团所定下的演出方案。例如，在演出尚未进行之前，在高校中造势，先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昆剧研讨会，各路专家学者、艺术家参与，在洛杉矶各华人社团进行座谈以及由白先勇参与的说明会，在加州掀起昆剧热。然后，向美国各大学的学者推广，引起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再由他们向自己的学生、社会关系介绍中国戏曲。在每一场演出之前，像张彭春那样举行剧情介绍、昆曲特色的演绎。以这种方式进行的青春版昆剧在美国西部掀起了一轮昆剧文化热。

比起梅剧团海外演出的推手的成就，张彭春在教育和人权理论方面的贡献更加重要。1940年起张彭春脱离教育界，先后担任过驻土耳其公使、驻智利公使。1946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华民国代表。1947年7月任联合国安理会中华民国代表，并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1957年在纽约逝世。（文/吴琦幸）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