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通行的普通话，其实是操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鲜卑族、女真族等等游牧民族学习汉文时所说的“蹩脚”汉语。
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从历史上讲，四百多年前的明末，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马窦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四百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吴语）。
满人进驻北京后，把紫禁城周围十哩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内城，而十哩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
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至于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更无法用满语准确表达，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此时，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习和使用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
满语对比汉语，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但是，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暂时使用英语的称谓，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in，读作“满大人”）。
随着北京内城的“mandarin”这种蹩脚汉语的形成，在北京内城形成一个固定的说“mandarin”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阶层─—八旗贵族。“mandarin”也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清官话”。
这种语言形成的具体时间有待考证，在《康熙字典》中记载的语音跟今天的普通话的语音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跟其它汉语方言相比，它已经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了。
从“满清官话”的形成历史看，“满清官话”受满语的影响主要在语音方面，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受满语的影响则十分有限。“满清官话”形成后，操着“满清官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从京城到各地的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最终使“满清官话”成为中国的“国语”。
从地域上来讲，中国的北方是满人活动的主要地区，而南方的个别地区，像两广、福建等地则由于“山高皇帝远”而受到较少的影响，因此用南方诸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押韵更亲切，而这也是清代没有著名诗人的原因之一。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究竟谁代表了传统的汉话？关于这点，我们不能不回到历史事实。远的不说，汉族语言文化中心本在黄河流域，东晋的南渡和南宋偏安一隅，两度将文化中心迁往南方。东晋之后，继而宋、齐、梁、陈五朝，中国北方在鲜卑族北魏，以后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统治之下。北魏孝文帝曾禁止胡服胡语，可见胡语即鲜卑语在华北非常普遍。北齐后因鲜卑人的反对情绪，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大加提倡鲜卑语。山东、河南以北几乎都成了鲜卑语通行的地区。后来，南宋将都城南迁，淮河以北成了金朝女真人的统治区域。据宋人记载，当时河南地区竟到了“庐人尽能女真语”的地步。说白了就是“连饭铺伙计都能说女真话”。
鲜卑语词在《二十四史》中大量地保存着，仔细对比，和今天蒙古语几乎一模一样。女真语是满洲语的古语，对比女真语词与满洲语词竟“十同六七”。鲜卑语既同于蒙古语，女真语又同于满洲语，而满蒙语言不管从语词、语法或语调方面又非常近似。那么，这两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在华北前后竟统治有千年之久。这时的汉话也早成了胡人的腔调，与南方截然不同。南方语言中至今保存着的“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南方语言近似文言，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北方语言则是新加入的北语（叫“胡语”也没关系），北人说汉语也是“汉语胡音”，这是早有人说过的。因此北京的语音是“胡音”无疑，决非原来的汉音。北京的语音既是“胡音”，语言也是汉胡语言的“大杂烩”、“大融合”。
我在内蒙古执教二十多年，所教蒙古族学生本来不会汉话的，学会汉话之后，一讲即是正确的北京音。而南方学生就不行，总带乡音。外国学生更不行，四声都学不好。此决非蒙古族学生聪颖过于南方学生和留学生，必有一定的道理。现有的惟一解释就是蒙古语音与北京语音相近。
这反过来证明，北京话的语音不是汉族传统的语音（保留在江南的），而是满蒙语音占主导地位的“胡音”，即满族学习汉文时所说的蹩脚汉语，但他们是统治阶级，于是他们的话就成了正统的国语。 摘自《京旗的满族》（有删节），作者为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金启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