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化”主要体现于行为

武夷山

    2016年9月1日的《学习时报》发表钱穆先生之子、清华大学教授钱逊的以下文章。请大家先读读这篇文章。

中国文化怎样走出去

——从丁龙的故事说起

    先父的《国史新论》一书中有一个关于丁龙的故事。在这里转述一下。

　　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说的是美国当时有一位将军，退休后住在纽约。他是个单身汉，家里经常雇一些佣人。这个将军脾气很怪，对佣人常常不是打就是骂，所以他家里的佣人都做不长，经常要换。后来来了一个中国的山东人，到他家里去做佣人，这个人叫丁龙。结果这个人也受不了他的打骂，时间不长也跑了。不久，有一天将军家里发生火灾。正当这个将军非常狼狈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丁龙跑回来帮他救火了。将军就很奇怪，说，你不是从我这儿走了吗，怎么又跑回来了?丁龙就讲，我是以前在你家做过佣人，后来我跑了。可是现在你家里有困难，我应该来帮助你啊。他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是孔夫子教导我们的忠恕之道，中国人就应该这样做。这个将军非常吃惊地说，你真有学问，2000多年前孔夫子的教导你都懂，很了不起。可是丁龙说我不识字，是我父亲告诉我要这样做的。将军又说了，那你父亲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丁龙又说，我父亲也不识字，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父亲这样做的。而且接着他又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不识字，这些道理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曾祖父告诉祖父，祖父告诉父亲，父亲再告诉我，我就这样做了。原来他们丁家只是世代耕地，却一代代，祖教父，父教子都讲孔夫子的道理。将军不禁肃然起敬。于是对丁龙说，你就留在我家继续做吧，把他留下来了。这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当然就跟过去不一样了。丁龙一直做到去世。丁龙临去世的时候又跟这个将军说，我在你家里做的这段时间，吃的穿的都是你供给的，你还给我工资，我也攒了一点钱，我走了以后，这些钱都留给你。这个将军听了以后很有感触，一个不识字的劳工，竟有这样的品德，可见中国文化一定有它特殊值得研究之处。丁龙去世以后，将军就拿这笔钱，又加上几乎是自己的全部家产，给哥伦比亚大学，让他们办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讲座，讲座的名字就叫丁龙讲座。这是美国第一个专门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讲座。清廷知道此事后，慈禧还捐了5000册书给这个讲座。直到今天这个讲座还存在，是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重镇。

　　丁龙，一个不识字的普通中国劳工，以他的日常言行，赢得美国将军的尊重，让美国将军从他身上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伟大，以至捐出家产在大学设立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讲座，并且就以这个劳工的名字命名，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对于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在增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赢得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方面，丁龙影响的巨大深远，可以说远超过一部电影、一本著作。这说明中国文化在人。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落实、体现在普通中国人身上。像丁龙那样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不识字，却代代相传，践行着孔子的教导、儒学的传统。这正是中国文化大传统之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在经典文献的传承发展，更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代代相传。这是中国文化活生生的体现，形象、丰富、生动、感人。丁龙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也就说明，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少数人、少数部门或单位的事，而是全体中国人的事。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像丁龙那样不识字的劳工，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都承载着中国文化。在他们的一言一行中，都或多或少、或好或坏地体现着中国文化。外国人认识中国文化，最直观简捷的方法，就是通过中国人的言行去了解。所以每一个中国人，都可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而且实际上也都在向外国人做着传播中华文化的事，只是多数人没有自觉意识到而已。

　　丁龙在美国将军家中打工，影响到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研究中国文化的讲座，延续百年。而今日中国人境外旅游，遍及全球，却常给外人以不文明的印象，由此也影响到中国文化在外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个对比值得我们深思。自觉践行中国传统美德，以自身的言行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是我们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

博主：丁龙没有上过学，显然“没文化”（就这三个字的日常意义而言）。但他的行为与具有高度文明教养的人士无异，这是真正的“有文化”。反之，念了多少年书的人，日后成了贪官污吏，干些祸国殃民的事，能说这些人“有文化”吗?他们是文明社会的死敌。

日本有一位前首相叫田中角荣，就是在他当首相的时候，中日建交了。田中角荣在自传《我的履历书》中说：他临上小学之前，他母亲对他说，你上学不能迟到。哪怕你上学几年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但是养成了“不迟到”的习惯，也是宝贵的收获。

从受教育程度来说，田中的母亲也是“没文化”的人，但她在强调“不迟到”方面很“有文化”。反之，某些领导、某些学术权威动不动就迟到，好像大家都等着他到场才能显示其地位之尊贵。这样的行为能算是“有文化”吗？有时候，领导同志并没有迟到，但是，会议主办方一定请领导到贵宾室去坐着，要等到规定的会议开始时间过了若干分钟后，才引导领导入场。主办方觉得，这样做才合适，但我要问：这样的安排是“有文化”的表现吗？场内的广大与会者难免要想：领导都不准时到场，凭什么要我们准时到场？此时，是会议主办者害了领导。

据哥伦比亚大学官网2013年12月10日报道（http://library.columbia.edu/news/libraries/2013/2013-12-10_WKW_Endowment_Fund_Chinese_Studies_Collection.html）：

    纽约 2013年12月9日--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欣然宣布为其史带东亚图书馆中文馆藏成立W.K.W.基金。

该基金初始本金为50,000美元，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兼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发起理事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亚太发展协会顾问所捐建。

    该基金收入将用于支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发展更多的中国研究领域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献资源馆藏，包括碑铭、哀荣录、谱牒、自传、传记、口述史、照片，以及用于举行相关的学术会议、讲座、读书报告和展览。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研究专业及其世界知名的中文图书馆始于1901年由一位旅居美国工作的、谦恭的、在其捐赠文件上署名为‘丁龙，一个中国人’所提供的数额不大的捐赠。他希望帮助他祖国的文化知识融入美国人的教育课程。” 哥伦比亚大学丁龙中国研究讲座教授及东亚语言文化系和历史学系教授曾小萍说：“W.K.W.基金传承了这个传统，并让我们的图书馆藏更好地服务哥大社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为此，我们深为感激。”

    哥伦比亚大学中文馆藏于1902年由中国政府捐赠5044卷《古今图书集成》而开始创建。目前中文馆藏含逾45万册图书、7800种期刊、470万册电子书，以及如甲骨文、门神纸马、善本地方志和家谱、DVD等特藏。为北美最大、最出色的中国研究馆藏之一。

    “由一位中国公民在中国大陆创造财富而捐建的W.K.W.基金是我们图书馆历史上的第一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东亚图书馆馆长程健说：“这会加强良性循环，中国来的留学生和学者将受益于更好的图书文献馆藏，回国后会成为有影响力的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政治家和作家。 ”

     博主：这个说法与钱穆的说法不一样：是丁龙本人捐赠，不是由那位将军捐赠。但钱穆的说法也没错，因为将军的作用极其重要，详情可看以下链接的文章（含有很多图片，包括丁龙捐赠函的照片）http://kexu.nyc.usa.blog.163.com/blog/static/6655691220147161499640/。

    下面我转贴该文的文字部分。

  一个中国男仆和他捐毕生积蓄创建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时间: 2014-8-13 |  纽约文摘  来源: Vision Times |

作者：LIU XIAO  翻译：Isabel Chang    

    110年前，在美国当仆人的中国劳工丁龙 (Dean Lung) 捐献了自己的全部积蓄1.2万美元，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设立汉学系,以传播中华文化。他的主人（General 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为了实现丁龙的愿望，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上个世纪末，考稽梳理西方汉学旧事的时候，我不经意间撩开了美国汉学尘封的一角，查找出了一百年前一个卑微的赴美华工丁龙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间的因缘。此事时隔久远且缺乏正规记录，我只能利用口述证言、一鳞半爪的史料、私人记录、信件和未经公开的校史文件、会议记录、美国郡县史及镇志考稽、电话、信访等，尽量还原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在当时的发生地只是一件人人知之但却语焉不详的飘渺往事，如果没有当时那段筚路蓝缕的挖掘和抢救还原历程，它也许永远就只能流于传说了。

    穷苦华人劳工丁龙110年前捐钱兴办汉学系的故事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如果哪天有人贸然问一声“为什么”，得到的很可能是令人绝望的无解。为此，我踏上了寻找答案的道路。按理说，这事情发生不过一百余年，这么近的史实求证起来有何难呢？可惜的是，当时的丁龙默默无闻，他的一生也许就做了这么一件大事，然后就云逸杳遁了。

    丁龙捐款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查遍相关文献，翻遍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查找了纽约市和周围几个州、县的人口登记和出生及死亡记录，询问了纽约警察局一百年前的户籍记录，查找了美国和加拿大海关进出北美之中国旅客的所有登记，甚至连当时丁龙曾经生活过的加州旧金山和奥克兰市的政府记录都曾查询过，但丁龙仍然隐藏在尘封的历史中。最后，我查找到了一个多世纪前哥伦比亚大学两任校长和一个校董之间大约三年间的通信，丁龙的故事才神奇而朦胧地浮出水面。

卑微华工的宏大心愿

    1901年春夏之交，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当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被称为“猪仔”、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工丁龙。这位贫穷的华工为了宣扬彼时倍受屈辱的祖国的文明和文化，终生未婚，孜孜矻矻省吃俭用，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

    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目的在于造就其殖民地的统治者，没想到培养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哥大最早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现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可是到了1897年，有远见的校长发现那个地方又快成了市中心，决定学校还要继续北迁。

    这样，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了百老汇116街的今址。校区新建，百废待兴，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像是一个大工地，一派生机，热气腾腾。丁龙捐建汉学系的往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有人捐钱，美国大学一般是乐于接受的，但这次却出现了意外。首先，这笔捐款是有条件的，它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建立一个汉学系。其次，建汉学系要用多少钱，这个卑微的华工根本没有概念。他自己没有正式上过学，他一生的积蓄是1.2万美元，这对当时一般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而言也是巨款，但对要在世界著名大学建立一个学术系科来说，差得太远。第三个条件就更重要了：那时等级森严，名牌大学也并不是谁捐的钱都收的。

    为了用这笔捐款达成自己的心愿，丁龙历尽艰辛。幸运的是，当时他有一个敬重他和深深赏识他的主人卡本蒂埃(1824-1918)将军。卡本蒂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和女校的校董。为了实现自己仆人的这个愿望，卡本蒂埃多次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斡旋，自己又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甚至捐献出了自己在纽约的住房；建成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濒临破产，只得搬回纽约上州乡村的老家度过余生。这场持续多年的捐献史无前例甚至堪称悲壮。

    卡本蒂埃1850年前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其先祖来自欧洲。他出身微寒但成绩优异，是律师和实业家，在开发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中，他以一己之力打造了今天闻名西海岸的奥克兰市。他在当地修铁路、建海港、造大坝、筹建军队和市政府，并自任市长。晚年，他把奥克兰市交还给了联邦政府后，退休回到纽约老家。

    卡本蒂埃的名字，是我在寻找有关丁龙的历史的艰难探索中偶然发现的。因为发现了他，丁龙捐款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系的全程就在我们面前渐渐展开了。

   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

    其实，我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在童年时期，它像一个美丽传说，支离破碎、断断续续却颇为感人。没想到，数十年后，在梳理美国汉学史时，我发现它就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为了验证这段史实，我采访过学校最早的华人汉学教授、102岁的王际真先生，也采访过荣休教授夏志清和其他前辈。可惜的是，这件事虽然过去不过百年且人人皆知，但却几乎没有任何书面资料留存下来。在知道此事的一代人那里，它是口传历史，而到了下一代人那里，它就只能流于民俗传说、罗曼史和无缘无据的稗官野史了。

    从前辈教授那里，我得知了有关丁龙的全部故事。但故事不是历史，我需要文件和笔录的材料证实。于是，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试图查找文献和史料。很幸运，我查找到了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一位前辈蒋彝的一份书面记录，算是公开出版的一份资料，其中简单提到这件史实。蒋彝先生在东亚系任教时距此事发生尚不甚远，他大约接触过一些知情者，他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可惜，他的记述很简略，而且是文学性描写，很难服人。

    一个偶然的际遇，我因搜求其他资料，与东亚图书馆的一位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校史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

    这些发现给我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特别是此事的另一个主角——卡本蒂埃浮出了水面。我顺藤摸瓜调出了卡本蒂埃的文卷，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先生热心地帮我捧来了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历史资料，其中包括筹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期间卡本蒂埃和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史料。我翻阅着这满载沉重历史的亲笔书信和文件，不禁心潮起伏。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寻找有关卡本蒂埃的资料。历尽周折，我终于复原了卡本蒂埃的身世以及他建造美国铁路大干线时雇佣中国劳工并选择丁龙做他管家的往事。那时，加州正疯狂地虐待华工，但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在同华人接触中，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要强的优秀品质。丁龙就是被雇佣的华工之一，他只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略能读书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他开始跟随卡本蒂埃，成了他的私人管家，为他做饭并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一次，由于为一些烦琐的小事烦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立即离开。次日清晨，他才意识到了自己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诚的仆人，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什么麻烦。但出乎意料的是，早晨开饭时，丁龙竟奇迹般地出现了，并一如既往给他准备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悔愧，并立誓不再犯同样的毛病。丁龙平静地原谅了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本质上是个好人，孔夫子的教导也使他深知忠诚的重要。丁龙的忠诚感动了卡本蒂埃，使他知道了在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

    1889年，卡本蒂埃离开加州返回纽约，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卡本蒂埃向丁龙许愿，要为他做一件事，这时候，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一幕——丁龙提出要在哥伦比亚建一个汉学系，并决定为此捐出自己全部1.2万美元的积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其实他对孔夫子也所知甚少。而卑微如他，却做出了富贵如王公巨卿、博学如鸿儒太傅辈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义举。他只是以中国人的个体形象在海外挣扎，并以自己信奉的理想和道德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却在无形中感化了别人，传播了中华文明。

   诚心感动哥大校长

    1901年6月8日，深受感动的卡本蒂埃写信给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50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此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笔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留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1901年6月28日，丁龙也写信捐出了自己的积蓄。他在写给校长的信中标明“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并在署名中写上了“一个中国人”。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卡本蒂埃这样写道：“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慎小心，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考虑到当时美国一般民众特别是居心险恶的政治家煽动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卡本蒂埃如此褒赞丁龙，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连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都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

    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回复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之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具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同样是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当时国会法案通过的迫害华人的条款：“我并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更不是在帮残酷和落后的中国辩护，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维艰。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我们去更多地了解和关注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那大约七亿人们的时候了。”(1901年7月20日)

    经过努力，丁龙和卡本蒂埃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汉学系的诚心感动了校长和当权者，当年的学校毕业生典礼上,学校方面宣布了这一消息。而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不同于学殖深厚的欧洲汉学（滥觞于文艺复兴），它们大多偏重于实用目的。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之一，而且也是完全按照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在创办东亚系时就得到了捐助人卡本蒂埃的慷慨捐助。正是因为“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欧洲任何大学的酬金，使得它能够邀请到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极为郑重其事，派出了哥伦比亚大学最优秀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最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巨匠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教授。哥大校长直接托付这位著名的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慕尼黑为筹建汉学系遴选“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人选。博厄斯和其他教授选中了世界汉学巨擘德国人夏德(此人后来为胡适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此前，他们荐举了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来哥大做“中国与中国人”系列讲座，以启动汉学系建系进程。系列讲座后来出版，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最高水平。

    此后的一百年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秉承传统，一直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难能可贵的是，系主任富路特教授后来关于系史的著作，正式记述了这段传奇的建系历程。

    那么，丁龙后来究竟归于何处？20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250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寻找。我们找到了卡本蒂埃在纽约上州高文镇度晚年的老家。我惊奇地查找到了那个小镇上有一条一百年前命名的“丁龙路”。一百年来，小镇上的人们用这种别致的方式来铭记一位在美国做过贡献的东方人。

    卡本蒂埃也有出色的后续表现。认识了丁龙，也就认识了他在遥远东方的祖国，卡本蒂埃后来又捐款给丁龙家乡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在岭南大学的校史记录上，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早年捐款者卡本蒂埃的名字。

    丁龙的故事乍看上去有些不可能、不可信和不可知。像是神话，却是现实。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但人的意志不死。丁龙以卑微之身做成了彪炳史册的大事。中国曾经出过武训，我当年的调查报告曾经把丁龙比做“纽约的武训”。眼下的中国已远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中国有了经济能力，有了发言的权力，我们更要珍惜。不要怕自己渺小，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够，更不要自我膨胀和盲目虚骄。瞄准高尚事业，有理想，敢于把理想诉诸实践并且始终不放弃，你就是丁龙。（完）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