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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仁、敬、信、恕：传统美德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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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基本功能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以达成和谐的社会秩序。因此，道德无疑应当满足人作为人的基本需要。只有满足人的普遍需要的道德，才是合理的道德，合乎人性的道德。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按其从低到高的层次排列，人的需要依次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可以根据人的这些不同层次的需要来确定我们所要建立的道德体系的基本要素，并根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根本要求来确定这些要素的基本内涵。由此，我们拟定出下述五大要素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
（一）与人的生理需要相适应、中华传统让德相承接的集体主义道德
人的生理需要，即人生而具有的本能需要，亦即孔子所讲的“小人”之“喻于利”——这个“利”包括人的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条件。为了满足人的这种利益需要，理所当然要有以利他为精神实质的伦理道德。这种道德，我们可以用中国“孔融让梨”典故中所谓“让”来加以概括。考虑到中国古代“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和习俗，该典故中所讲的“梨”作为一种具体食物的名称，同时亦具有普遍的利的意义，应可将其看作“利”的代名词。所谓让梨，就是意味着让利。“孔融让梨”的典故所提倡的是一种以利他为精神实质的伦理道德，这也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在这个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它改造和升华为集体主义道德。
集体主义则以利他为本质特征。但这种利他原则不是绝对的排斥利己，而是包含利己因素于自身之中，只是它并不以利己作为处理一定的伦理关系（即某人与他人或集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的是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人民服务是通过市场主体自谋其利和各得其利的经济形式来实现的。在这种经济形式中，利己只是手段，而非根本目的。
（二）与人的安全需要相适应、中华传统仁德相承接的人道主义道德
人的安全需要是其处于危难之中显现出来的。中国先秦儒家强调，当别人遇到危难的时候，应该发动其“恻隐之心”（孟子语）[1]去救助别人。若见危不救、见死不救，则就被认为是丧失了其所以为人的恻隐之心的表现。孟子认为，仁德就是建立在恻隐之心的基础上的，故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2]以恻隐之心为基础的传统仁德，就是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既然把解放全人类作为解放无产者自己的先决条件，则无疑亦提倡人道主义，因为所谓解放全人类，当然意味着所要解放的人们是处在被桎梏的危难状态中。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依靠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斗，使现存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从而使全人类得以从被桎梏的危难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其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便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道德的精神实质所在。
（三）与人的社交需要相适应、中华传统信德相承接的交往伦理道德
人是社会动物，人的社会性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的。所谓社交需要，就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本性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人与人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的伦理关系，这是人们赖以开展社会交往的精神基础；离开这个基础，社会交往便无以进行。中华传统信德正是满足人的社交需要的一种伦理道德。
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3]孔子自己也主张“朋友信之”[4]。所谓信，就是要求自己所言与其所行达成一致。其言论与事实相符之对于别人，即是诚实不欺。孔子曰：“信则人任焉”[5]。其意思是说，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必须做到诚实不欺，才能被别人任用。社会交往中相互信任的伦理关系，正是通过一方之信而另一方之任得以确立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注重信德的其实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道家鼻祖老子即主张“言善信”[6]，并且要“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德信”[7]。老子认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8]。为做到言而有信，就一定不能“轻言”：“夫轻言必寡信。”[9]所以老子主张“希言”：“希言自然。”[10]在反对“轻言”的同时，老子还反对“美言”，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1]。
在崇尚信德这一点上，儒、道二家是一致的。例如，和老子反对“美言”的态度一样，孔子也反对“巧言”，认为“巧言，令色，鲜仁矣”[12]；同样，像老子主张“希言”一样，孔子也提倡“纳于言而敏于行”[13]（意谓少说多做）。以重实行、尚自然为特征的信德，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
作为一种传统美德，信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一度遭受严重践踏，与信德背道而驰的“假”“大”“空”大行其道。由此造成的历史后果就是，这些年来“坑”“蒙”“拐”“骗”之肆虐于我国市场经济生活。这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信德，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要求。
然而，与这种时代要求极不相称的是，在我国社会现实生活中为信德所不容的“巧言”、“美言”却依然大行其道。这种现象在商界，特别是媒体广告中，固然有不凡的表现；而在官场上，表现得更其严重——为长官的往往最爱听下级的“巧言”、“美言”，而最善于“巧言”、“美言”的下级往往最易得上级的赏识而平步青云！这类现象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诚信之德就难有立足之地。
（四）与人的尊重需要相适应、中华传统孝敬之德相承接的亲和主义道德
和谐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关系，也只有多样性的统一才是真正的和谐。为了保持其多样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必不可少的。人的尊重需要，实质上就是处于一定社会统一体中具有个性的人的本性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是一个社会维持其多样性的统一，确保其社会关系之和谐的基本条件。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与此相关的最基本的道德是以“敬（父母）”为本质内涵的“孝”。
关于“孝”，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4] “敬”的基本意思是礼待父母，即“（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5]。礼待父母最重要的，在于父母活着的时候，“事父母，能竭其力”[16]，而且“劳而不怨”[17]。孔子把对父母的孝敬之德推广运用于处理与君主的关系，主张“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18]（意谓服事君主，应当尽心尽力，认真踏实地工作，把拿俸禄的事放在后面）。
要之，中华传统敬德的实质在于尽心竭力地为别人办事，向别人提供实际的帮助，而不在于对别人说些赞扬的或恭维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敬德所包含的务实精神。
对于中华传统敬德，我们理应加以批判的继承，使之成为以互相关爱、互相帮助为实质内容的亲和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亲和主义道德是在平等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关系和过程中体现和实现的。
（五）与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相适应、中华传统恕德相承接的人民民主主义道德
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它不仅能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且能根据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来创造合乎人的需要的理想世界。创造理想世界，是意识的能动性的本质所在。在此意义上，与其说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毋宁说人是有理想的存在物。就人作为有理想的存在物而言，人的实践不过是为了实现其理想而进行的“主观见之于客观”或“精神变物质”的现实性的活动。所谓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正是人作为有理想的并且努力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实现其理想的存在物的本性需要。满足这种需要，就是满足人作为真正的和现实的人而存在的需要。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满足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道德是“恕”。
根据孔子的说法，“恕”的涵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从其提倡“能近取譬”（拿自己做比方而推及他人）的类比方法来看，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在意含在于：由自己的不愿意加以类推，知道别人也同样的不愿意；既知道别人不愿意，则不勉强别人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换言之，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它也可以用孔子所说的另一句话“君子不成人之恶”[20]来加以解释：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成人之恶。而所谓“不成人之恶”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不做妨碍或有害于他人理想之实现的事。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恕”是一种满足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道德。
如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普适伦理之一。它之所以被当今世界普遍认可，是因为这种道德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的价值和自由的尊重的人文精神，这是与现代社会所普遍崇尚的民主精神相一致的。对于这种传统道德，我们当然应吸取其精华，并加以充实和提高，使之成为人民民主主义道德。
这就是说，人民民主主义道德应当以恕德作为精神基础，因为很明显，只有养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习惯，从不做勉强别人的事，才能在一旦掌握一定权力的时候不行专断，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群众，从而才有社会主义的民主作风可言。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人格价值和意志自由，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群众而迫使他们去做其不愿意做的事，这无疑应该是人民民主主义道德的基本精神所在。
[1]所谓“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就是对处于危难之中的别人的困苦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即体现在临危不惧的、舍生忘死的救助别人。
[2]《孟子•公孙丑上》。
[3]《论语•学而》。
[4]《论语•公冶长》。
[5]《论语•阳货》。
[6]《老子•八章》。
[7]《老子•四十九章》。
[8]《老子•二十三章》。
[9]《老子•六十三章》。
[10]《老子•二十三章》。
[11]《老子•八十一章》。
[12]《论语•学而》。
[13]《论语•里仁》。
[14]《论语•为政》。
[15]《论语•为政》。
[16]《论语•学而》。
[17]《论语•里仁》。
[18]《论语•卫灵公》。
[19]《论语•卫灵公》。
[20]《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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