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将人类知识划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指由传受得来的知识，包括由他人转告得到的传闻之知和自己直接听到的亲闻之知；“说知”是指超越界限，由推理得来的知识，其意义与“恕知”相同；“亲知”则是指从亲身观察或与外物接触得来的知识，其意义与“接知”相同。对于特定的知识创新主体来说，闻知是外来的，而非来自于他自己的创新，他自己创新所得的知识要么是属于亲知，要么是属于说知。据此，知识创新应该且只能有两种基本形式：亲知创新和说知创新。

一、亲知创新是开辟知识源头的知识创造

从知识发生和发展角度看，原发的知识必是由亲身观察或与外物接触得来的亲知，故知识创新必是起始于亲知创新。

在传说中遂人氏发明火、有巢氏发明巢居、伏羲氏发明八卦的时代，人类知识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其每一项知识发明都是且必定是依靠发明者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直接经验才取得成功的。此类亲知创新皆属首创、原创。例如，螃蟹可吃的知识必是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发明；正是由于他的破天荒吃螃蟹的勇敢尝试，才使天下人逐渐都知道螃蟹是可以食用的。（螃蟹可吃的知识，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说是亲知，对后来直接听说或经别人转告才知道螃蟹可吃的人来说是闻知。）再如，中国古代医学领域关于中药的发明，有所谓“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其核心内容是讲神农在尝百草的过程中，识别了百草，发现了具有攻毒祛病、养生保健作用的中药。将中药的发明权归于一个叫做神农的人，这固然属于虚构，但该传说也包含真实可靠的内容，即每一种中药的发明都是通过人们“尝草”的直接经验才取得成功的。诸如螃蟹可吃、某草可入药之类的知识发明皆为亲知创新，其所得知识皆属《墨经》所谓亲知。亲知是其他一切知识的源头，亲知创新是开辟知识源头的知识创造，是知识从无到有的发生过程。

二、说知创新是利用已有知识来开展的知识重建

说知是由推理得来，而推理必以已有知识作为前提，故说知创新是凭借和利用已有知识来开展的知识重建。 

人的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还将继续下去，向未来发展。这意味着每一代人的实践都不过是人类实践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都是前人实践的继续，从而每一代人对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也都是前人认识的继续。因此，如果撇开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起点不论，仅就该过程中每一代人而言，他们的认识就远不仅仅是来源于他们自己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直接经验，而更主要是来源于间接经验——前人（包括同代人中前辈）所累积起来的知识，正是这些既有知识（通过教育和知识传播）成为他们自己认识世界的基础和主要依托。这意味着，如果撇开人类认识起步阶段的原始知识创新（诸如上文所述“螃蟹可吃”的知识发明之类）不论，仅就通常的或一般的知识创新来说，它们无不是凭借和利用既有知识来开展的知识重建。知识重建是知识创新的主要方式。

三、亲知创新与说知创新的相互渗透

知识创新固然是起始于亲知创新，但是亲知创新又包含着说知创新的因素，因为亲知创新的必要前提是：创新主体通过学习语言而学会了思维。当且仅当其掌握了某种语言而能够思维时，他才能开展认知活动。只要承认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是借助于语言系统来进行的，就不能不承认人类对外界事物的一切认知活动——包括亲知活动、闻知活动和说知活动，都是在由一定语词承载着的概念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既有概念来反映外界事物，是人类意识区别于动物意识的本质特征。离开既有概念来反映外界事物，这不是人类意识活动，抑或充其量也只是动物式的人类意识活动——在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那些似猿似人的过渡性动物的意识活动或许就是如此。

以螃蟹可吃的知识发明来说，这种发明是属于亲知创新，但是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尝试吃第一个螃蟹时，他的头脑里并非是一片空白，而是事先已经有了与螃蟹相关的概念，即使在他所掌握的词语系统中尚未有“蟹”或与之同义的词，从而还根本谈不上有“蟹”之类的概念，但至少有能够让他分辨出他将要冒险试吃的那个螃蟹是动物还是植物，抑或是生物还是非生物的概念，因为他不可能在对它毫无辨识的情况下去吃它。此时，他对那个螃蟹的辨识必须运用一定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是用什么语词来表示的，那是无关紧要的。而当他运用这些概念来辨识那个对象并辨认出它和他所吃过的某种动物相似时，他便会凭借其已有的相关经验知识，将它和他所吃过的那种动物进行类比而得到它也许可吃的或然性结论，并依据这种类比推理所得到的或然性结论而决定冒险去吃它。因此，尽管从整体上说，他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做出的螃蟹可吃的知识发明是属于亲知创新，但由于这种创新是基于上述类比推理所得到的说知，所以，它所得到的知识并非纯粹的亲知，其中也包含着说知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它是渗透着说知创新因素的亲知创新。

再就说知创新来说，如上所述，在通常情况下，人类的认知过程都是某代人基于前人（包括同代人中前辈）所累积起来的知识，对于探求新知的这代人来说，这些知识是属于闻知，而非亲知。在其探求新知过程中，他们是依据闻知（以一定语词系统形式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关于客观事物一般属性的概念系统）来理解其经验对象从而获得其亲知（关于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经验知识）的，而正是这些亲知又成为他们进而开展说知创新的经验基础，这意味着他们的创新所得到的知识并非纯粹的说知，而是其中包含了亲知因素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它是渗透着亲知创新因素的说知创新。

（摘自拙著《管理哲学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注：

拙著《管理哲学元论》（40万字）提要：管理哲学是对管理的哲学研究，元管理哲学则是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关于管理的哲学研究的研究，旨在揭示管理哲学的学术本性，使管理哲学能按自己的本性来开展创新研究。本书首先从三个方面开展元管理哲学研究：（1）以“管理哲学”为主题的元研究，是通过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关于管理的哲学研究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来揭示实然的管理哲学的学术本性是如何；（2）以“哲学”为主题的元研究，是通过对哲学史作整体的反思性研究，来揭示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据此来评判实然的管理哲学的合理性，提出管理哲学所当努力的方向；（3）以“管理”为主题的元研究，是通过对管理概念的分析和现代管理理论的反思，来揭示管理学的学科特性，并据此提出关于管理学创新的原则性意见。由此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1）管理哲学的发展方向是管理文化哲学。（2）管理文化哲学应当研究创新思维规律。（3）现代管理学的根本缺陷是“人性假设”缺乏“自由”要素，管理学要走出自己的“理论丛林”，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使自己的理论立基于“自由人”理念，建立起关于“自由人”的后现代管理学，即研究自由人互相合作创造价值观的文化过程中社会思维与个人思维的差异协同规律并依据这个规律来制订思维规则的学问。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书接续现代管理哲学中的价值管理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探讨了寓于知识创新过程中的思维规律，所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知识创新是在规范思维与自由思维的协同作用下实现的；当且仅当思维主体自觉地将规范思维与自由思维互相结合起来并加以合理协调时，知识创新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