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曾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语境中的这个“知识”一词，实指运用他所发明的“新工具”归纳法来获得的实证科学知识，所以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表述为“（实证）科学就是力量”。

（实证）科学无疑是有力量的，但是这种力量亦须用到其当用之地，才会成为一种有益于人类和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的“正能量”，否则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现代侵略者、恐怖主义者的武器都是依靠（实证）科学的力量制造出来，甚至其行动方案都有可能是利用（实证）科学的力量制定出来的。

所谓（实证）科学力量的当用之地，其“当”与“不当”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人文问题。所谓“当”与“不当”，用儒家术语来说，也就是“义”与“不义”。孟子有“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之说，大概因为路有曲直之分，用“人路”来解释“义”，在逻辑上也就不能排除“义”还有“邪路”的意义，所以后来像孔、孟一样重“义”甚至比孔、孟更加贵“义”的荀子便提出了“正义”一词：“有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也。”（《荀子.儒效》）于是，“义”与“不义”的问题就转换为“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相应地“当”与“不当”的问题也转换为“正当”与“不正当”的问题。

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可见，“义”与“不义”或“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是直接同“为”（即“行”）相关的，实质上是“当为”与“不当为”或“当行”与“不当行”的问题。在儒家哲学中，这个问题与“智”与“不智”的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孔子说“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朱熹则谓“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或人问》）。据此，“智”是指知事物之所以然之理，“不智”是指不知事物之所以然之理；“义”是指知人之所当行之理，“不义”是指不知人之所当行之理。

按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谓“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理性分类，“智”与“不智”是属于“理论理性”范畴的经验科学问题，“义”与“不义”是属于“实践理性”范畴的先验哲学问题。康德曾称赞培根所发明的归纳法具有“智力革命”意义，这意味着在康德看来，被他纳入“理论理性”范畴的经验科学问题可求助于归纳法来加以解决，而被他纳入“实践理性”范畴的先验哲学问题则应求助于他的道德形而上学方法来加以解决，这种形而上学立基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三大假设。

中国儒家哲学则是一元论哲学，这种哲学把科学问题和道德问题统一起来，将它们都纳入“理”范畴——在主张“性即理”的程朱理学中被纳入“性”范畴，在主张“心即理”的阳明心学中则被纳入“心”范畴——这种一元论哲学也就是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称的“合真善”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智”之“真”与“不智”之“伪”的科学问题被归结于“正义”之“善”与“非正义”之“恶”的道德问题了。

我是信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这种哲学既不是像康德的二元论哲学那样认为科学与道德之间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也不是像中国儒家的一元哲学那样“合真善”而抹煞科学与道德的界限，而是把科学与道德、真与善看作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矛盾关系，并从现实性上将这种辩证矛盾关系理解为统一于社会实践的两个过程：

科学是社会实践中互相合作的人们通过改变自然物的社会生产实践来认识自然物的共性规律的“求真”过程；

道德是社会实践中互相合作的人们通过相互对话的社会交往实践来认识他们的共同需求的“求善”过程。

这两个过程的互相统一即是“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过程——“实事”不仅是指自然物的个性现象，也是指社会人的个体需求；“是”不仅是指自然物的共性规律，也是指社会人的群体需求。“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过程就是社会人认识自然物的共性规律和他们自己的群体需求并达成既反映自然规律又反映社会需求的真善合一之目的的过程。

在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随着知识的分化和学术的分工，追求反映自然规律的真知识成为自然科学的学术目标，追求反映社会需求的善知识成为人文科学的学术目标，于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就成了似乎是彼此互不相干而在两股道上跑的车——两辆“道不同而不相为谋”的“学术之车”。

其实，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辆“学术之车”应该是在同一文明大道上彼此互相差异协同的“文明之车”。而当今中外学术界普遍都视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进而认为人文科学要么是采取自然科学同样的方法来开展实证研究而使自己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要么是舍弃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自生自灭或自取灭亡。在我看来，在当今学术界相当流行的这种唯实证科学观与中国儒家一元论哲学实质上是“异曲同工”，都是抹煞科学与道德的界限，都是“合真善”——儒家哲学是“合真于善”，唯实证科学观是“合善于真”。如果说“合真于善”的儒家哲学是反科学的唯道德论的话，那末，“合善于真”的唯实证科学观则是反道德的唯科学论。

对人类来说，“合真善”应该是文明发展所当追求的一种文化目的或价值目标，而不应该是学术发展所当追求的一种知识目的或认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