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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把亿万年前的故事讲好
2024-09-18 16:04
来源:《国科大》杂志

 

编者按:

十五年后回访,徐星的办公室还是初见的样子:摆满化石的三面货架、放着显微镜的工作台、放满专业书和恐龙模型的书柜、电脑桌……就连他本人也一如往常,温和儒雅、一身利落,只有两鬓间的星点白发暴露了些许岁月的痕迹。从中国科学院的古脊椎动物学专业硕士生,到成为大名鼎鼎的“恐龙院士”,他用了近30年。

如今,他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但当他看向远古化石时,专注的神情与我们第一次采访他时所见到的别无二致。置身不确定的时代,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热爱并坚持一项亿万年之久的远古事业,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亲眼见证的笔者而言,都着实是一大幸事。

 

多年过去,徐星还是喜欢有着故乡风情的戈壁滩。

2005年,徐星还是古脊椎所一名普通研究员,为了寻找恐龙化石,他来到业内人们熟知的“采集点”——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当中的五彩湾地区。

和外行人想象的不同,在这里“挖”化石,没有先进的雷达探测、重机挖掘,更多依靠的是古生物学家的双腿和眼睛,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超常的耐心,去发掘那些经多年风化,裸露在地表的骨骼、足迹、牙齿等大小化石。

这一次,徐星又看到了疑似大型恐龙骨骼的化石。为方便观察,他俯身趴在地层露头上,用刷子轻扫骨骼化石上风化的岩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扒拉扒拉”。

这一幕被同行的人用镜头拍下,经杂志文章、电视台纪录片层层转播,倒映在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郭特眼中。12年后,国科大2023级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的郭特,怀揣着“做一名古生物学家”的童年梦想,进入徐星的课题组,并成为徐星学生的学生,俗称“徒孙”。

2023年8月,同样是蓝天戈壁,郭特在内蒙古出野外时发现了类似徐星当年的“趴位”。看着熟悉的人和风景,他灵机一动,往地上一趴做出同款扫化石的样子。他不是一个人,“全副武装”穿戴的徐星也在一旁俯身指导,为他遮挡住了些许高原阳光。

当徐星试图向访客介绍,在看似堆放废纸旧报的桌面下,藏着尚未对外公布的重要化石时,他拿开压在纸上的诸城暴龙模型,俯下身子,摩挲化石围岩凹凸不平的表面。20多年过去,他仿佛还是从前那个会随地趴下“扒拉”化石的青年。正如他所说:“我们可以内心骄傲,但我们的身体要拥抱大地。”

与古生物学“先婚后爱”

现在,不少孩子都曾或多或少地痴迷过恐龙,即便说不出名字,也大都知道,远古的地球有个侏罗纪,有着茂密的丛林和各种会吃植物、偷蛋的恐龙,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小短爪”霸王龙,所到之处让别的恐龙闻风丧胆,好不威风。

当然,随着多年科普,人们已经得知,霸王龙并非生活在侏罗纪,而是白垩纪,在白垩纪还有比它更大更“霸王”的恐龙。可在50年前的新疆,没有好莱坞电影、没有侏罗纪公园、也没有恐龙连环画,连“古生物学”这一学科都鲜为人知。因此,当19岁的徐星离开从小生活的新疆,在北京大学被分配到地质系,乃至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攻读研究生的最初两年间,他对远古生物并不感冒,而是沉迷于哲学、经济学、计算机……就是不认真研究恐龙。

这也难怪,别说当时,全国就没几个人在研究恐龙,即便在大学扩招的20多年后,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也因“六代单传”一度引起关注。这是一门“高冷”的学科。不仅研究的对象在遥远的亿万年前,研究本身也远离现实生活,不少人认为这是个“花瓶学科”——中看不中用。

而徐星从北大毕业的那年正值1992年,全国市场经济如火如荼,公务员们宁可不要“铁饭碗”也要“下海”,他的16名本科同学各奔前程,有的做生意、有的搞金融、有的敲代码、有的做律师……最终,由于排名靠前的同学都纷纷“转行”,他机缘巧合地进入古脊椎所,“那会儿我们免试推荐研究生,我们班还轮不到我,因为我学习成绩‘中不溜’,但前面几位跟我一样,也打算报考经济系的专业,他们放弃了保研机会,名额最后轮到了我。”

不过,即便到了硕士阶段,仍不乏有人中途“离队”。徐星在3年后毕业时发现,和他同一年入所的4名学生中“三个都跑了”。

其实,他也差点从事金融工作。平日里,徐星没少读经济学著作,还不时从北京大学跑到中国人民大学旁听课程,他本想趁机跨考经济学的研究生,但在老乡的劝告下,他没有“弃理从文”,而是成为古脊椎所当年唯一的硕士研究生。由于各种原因,他直到研究生三年级时,才真正接触恐龙化石,并从中找到了乐趣,正式踏上作为古生物学家的“进化”之路。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半道出家的金融从业者,多了一个冉冉升起的古生物“中国星”。

2024年6月,他对同样即将毕业的北大学生们说:“我们的人生都充满了意外……幸运的是,我和我的同学最终找到了各自的归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念。”

古生物学便是他的归宿。在此后的30多年里,以恐龙为代表的古脊椎动物研究,早已渗透他的科研生涯。

徐星喜欢用“先结婚后恋爱”来形容他与古生物学的关系,这段关系始于“分配”,陷于论文,忠于热爱。来自马来西亚的2017级博士研究生保罗发现,平日谦虚内敛的徐星,一旦旁人提起恐龙化石、生物演化等话题,就会变得“特别能聊”,黑色的眼睛里会闪烁明亮的光。

最会起名的“恐龙院士”

如今,当人们走进徐星的办公室,目之所及都是恐龙元素,从货真价实的恐龙化石,到逼真的模型,精致的素描、海报,比起“中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人们更熟悉的是他的另一个绰号“恐龙院士”。

外行人未必知道,不同恐龙化石对于生物演化的研究意义不同,但通过简单数数,人们也能直观感受到他的科研成就——他是目前世上发现和命名恐龙种类最多的人。截至今年,时年55岁的徐星已经参与命名了80多种恐龙。

对古生物学来说,命名不只是简单地起名字,而是要通过广泛地搜集证据,证实一个新物种的存在。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能为同时期地球生态、生物演化等后续研究提供依据。人类对远古地球的认知,往往就建立在古生物学家们从岩石当中刨出的无数化石之上。

正如生物演化有进有退,新物种发现也有纠错的过程。比如曾震惊中外古生物圈的“辽宁古盗鸟”事件,就是当时一件由不同物种拼接成的化石被当成新物种,并被命名为“辽宁古盗鸟”,经徐星等学者指正后被“推翻”,这种就属于“无效命名”。

恐龙界的无效名比比皆是。比如在19世纪提出过“恐龙会越变越大”这一“柯普法则”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暨著名古生物学家柯普,其命名的恐龙一大半都是“无效命名”。到徐星这一代人,这种无效命名就很罕见了。徐星对权威的质疑不止于“假化石”。从英国生物学家欧文首提“恐龙”,到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建立全生物的命名体系,此后两百多年间,各国生物学家都按同一规则给物种起名字。可是,中国的恐龙为何要用拉丁文命名?有一些规则是否可以修改?30多岁的古生物界新人徐星提出了疑问。

从2004年开始,徐星开始用拼音给恐龙起名,于是,20年来,中生代出现了一群有中国风格的恐龙,比如来自辽宁的奇异帝龙(Dilong paradoxus)和朝阳传奇龙(Chuanqilong chaoyangensis),来自新疆的当氏隐龙(Yinlong downsi),甚至完全抛弃拉丁词缀的全中文拼音版恐龙,比如斑嵴龙(Banji long)、神奇灵武龙(Linwulong shenqi)等。其中不乏让徐星也感觉很“妙”的名字,比如:迄今发现的最大窃蛋龙类二连巨盗龙、长着对奇特大门牙的切齿龙、不小心踩坑里成化石的难逃泥潭龙,还有言简意赅的奇翼龙(Yi qi),既突出它与众不同的类似蝙蝠的膜质翅膀,又是世界上最短的恐龙名称,“没有会比这更简洁的了”。

正是这些千奇百怪又各具特色的恐龙化石,为徐星填上了远古时期,古脊椎动物从陆地飞向天空的演化拼图。

“飞向蓝天的恐龙”

对古生物学家来说,大概没什么比生命本身更浪漫。

目前的研究表明,宇宙历经百亿年的演化,终于在约46亿年前凝聚出了地球,并可能在短短的4亿年后就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在细菌等单细胞生物“统治”地球20多亿年后,多细胞生命在演化竞赛上开“卷”,并在5亿多年前带来了奇迹般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此后,无数生命试图摆脱原生环境的束缚,不断向外开拓生存空间,先是鱼类从海洋爬上陆地,然后翼龙飞向天空。伴随着恐龙的灭绝,新生代的动物们在此后6000余万年里竞逐,直到数百万年前,东非古猿用双脚踏上进化的“快车道”,并在约30万年前逐渐变成现代人的面孔。最终,人类在1万年文明最后不到2%的时间里,不断更新我们对古生物诞生及其演化的认知。

徐星是个说老故事的人。他讲得最多的,便是关于地球中生代,也就是距今约2.5亿年到6600万年的故事。这是爬行动物的时代,横跨了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三个地质时期,其中“恐龙”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角色,经历过两次大灭绝事件,一次成就了恐龙家族的成功,一次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恐龙的灭绝。恐龙演化历史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在约1.7亿年前发生的恐龙飞向蓝天。

这个故事在一点点被完善。1996年发现的中华鸟龙化石,让羽毛不再是鸟类专属;2003年发现的小盗龙化石,因前后肢均分布类似鸟类的羽毛,成为鸟类飞行经历了四翼恐龙阶段的依据;2009年发现的难逃泥潭龙,提供了恐龙由“五爪”的手变成鸟的三爪的翅膀以及鸟喙形成过程的重要信息……大量化石让徐星的故事,从两亿年前讲到了现在——原来恐龙并未完全灭绝,如今的鸟类正是恐龙后裔,换句话来说,人类仍生活在“恐龙时代”。

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徐星根据学界主流假说,在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文《飞向蓝天的恐龙》中写下:“原本不会飞的恐龙最终变成了天之骄子——鸟类,它们飞向了蓝天,从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天地”,给“恐龙变鸟”的故事留下引人遐想的结尾。20多年后,当徐星再次站上讲台,同样的故事变得更“接地气”,无数化石证据表明,“恐龙”仍在我们身边:我们平时吃的鸡腿、鸽子蛋,都能算是“恐龙腿”“恐龙蛋”。

找化石需要“运气”

在不少人看来,徐星无疑是幸运的。他总能在前人刨过的坑里,找到前所未见的重要化石。

比如,徐星和同事在二连浩特陆续发现内蒙古龙和二连龙后,中央电视台为团队拍摄纪录片,野外队员帽子随手一扔,落地处就挖出了苏尼特龙化石;此后,日本电视台试图拍摄苏尼特龙发现过程的纪录片时,又在同样的地方发现了巨盗龙。巨盗龙的出现,不仅颠覆了人们往常对“偷蛋龙都是小个子”的传统印象,这只体长8米的恐龙化石的研究价值同样“重磅”,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2007年度十大科学发现”。

不过,野外考察没那么简单。对早期的古生物学家来说,在无人区的荒野道路上驱车上百公里,一连几个月缺水少食,不时有沙尘暴以及各种未知危险,这些都属平常。徐星办公室角落处一卷不起眼的小睡袋,见证了他曾风餐露宿的经历。

苦还是次要,一无所获才令人懊恼。当翻山越岭地到达采集点,一群人拿着小地质锤,东挖西刨几十天,要么一无所获,要么挖出一堆“路龙甲”“路龙乙”,都让人感觉这事“性价比不高”。徐星根据自身经历指出,在约三分之一的野外考察中,研究人员无法发现有明显价值的化石。

为了能找到新物种,徐星不只是去前人开采过的“成熟地区”,更多时候,他和同事会在未开发的戈壁沙漠地区里“寻宝”:一辆小车开到前期勘探的地质队员们划定的地点,一群人顺着一亿年前的地层,低头四下寻找化石痕迹,“甩开两条腿,睁着两只眼睛就往外找”,一天走个二三十公里,经年累月地“走”下来,再倒霉的人也总有“幸运”的时候。

对于找化石,业界有公认的“新手运气”和“最后一天运气”,徐星深以为然。

所谓“新手运气”,就是初出野外考察的新晋队员,由于好奇心重,看到疑似有化石的岩石,都乐意跑过去“扒拉”两下,比如“五彩冠龙”便是一个新队员“首战告捷”的成果;“最后一天运气”则是徐星的亲身经历,1997年,他在考察的最后一天意外地遇到了北票龙化石,后来成为“恐龙身上不一定是鳞片,也可能是羽毛”的有力佐证。

多年下来,徐星觉得,所谓“运气”都是付出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化石发现本身必然涉及到运气,但当你回头分析为什么会有运气时,你会发现,所有的运气都是建立在长期努力、辛勤付出的背景下的。”

庞大队伍的引路人

2012年2月,有个孩子给徐星送了一幅自绘的铅笔画恐龙。如果用专业的目光来看,这幅画不仅过分简陋,而且不大好看,爪子太小、脑袋太歪,比例不太准确,和周遭的精致海报和研究生素描格格不入,可徐星却珍而重之地将这幅画,钉在了自己工位对面的小展板上。

10多年间,无数人来到徐星办公室,都能从这封信上看到,这孩子用稚嫩的字迹歪歪扭扭地写着:“送给科学家徐星叔叔”,像是刚拿笔的孩子,写大字尚且困难,但仍要努力画自己喜欢的霸王龙。

在孩子们心中播种对古生物学的热爱,是徐星一直以来的期待。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他就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科普文章,这促成了小学语文课文《飞向蓝天的恐龙》的出现,后来,他屡屡参加电视节目、纪录片、科普演讲、国际讲座等,成为很多孩子的“引路人”,其中最小的“粉丝”才四五岁。

当年的徐星可没现在的知名度。2000年左右,徐星在西单图书大厦第一次开办科普讲座时,他清晰地记得当初的“窘境”:“现场工作人员,家长和小孩,再加上我,总共就7个人。”如今,他是大名鼎鼎的“恐龙院士”,一年能有20多场讲座,现场听众甚至能挤到门外。

不过,坚持播种终会看到大地抽枝发芽。我们迄今仍未得知,当年送简笔画的孩子后来成为了什么样的青年,但在这一年,14岁的初中生余逸伦翻开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恐龙特辑”,他从四五岁起就热爱恐龙,在翻看杂志时,他突然发现,徐星在多篇文章中均接受采访。他想:“这个人肯定很厉害。”为了“追星”,他来到科技馆的讲座现场,后来又发邮件询问恐龙命名的问题,都得到了回应。

12年后,这名热爱恐龙的少年,成为在全国科普讲台上最年轻的暴龙研究者。身为国科大2020级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博士毕业生,他不仅对各种恐龙命名如数家珍,还掌握了近千个恐龙化石特征。他决定,等博士后出站就回国,和徐星一样继续在古脊椎所做研究。

这种影响不只是针对孩子。2017年,30岁的保罗突然想起童年理想,于是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报考了徐星的博士生,成为一名古脊椎动物研究者。近20年来,中国学者在古生物学领域的国际声量越来越大,东南亚却几乎没有几名教授古生物的学者。保罗觉得,如果有机会,今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让更多的青年参与古生物学研究。

曾经,徐星眼看着同专业的同学纷纷“跑路”。如今,这位引路人的身后,有了一支越来越庞大的远古探秘队。

纯粹地拥抱大地

在周围的人看来,徐星的快乐很简单,就是出野外、做研究,“他是个纯粹的人”。

20多年前,徐星驱车来到新疆准噶尔盆地的五彩湾地区。40多公里的无人区荒野上分布着各种花纹美丽的岩石。这让他发自内心地放松,“特别漂亮,有一种自然的美”。

于是,这里成为他后来最爱的“采集点”,也正是在这里,他和同事一起发现了侏罗纪晚期的难逃泥潭龙,为兽脚类手指退化过程提供了关键证据。此外还有霸王龙的祖先“五彩冠龙”、三角龙的祖先“当氏隐龙”等。

学生们发现,徐星一出野外就格外精神。余逸伦曾跟着导师徐星一起去沙漠地带,在艳阳天的中午,当其他人像流浪猫似地躺车底下午休时,徐星却很少休息,满怀热情地工作。徐星说:“我去戈壁无人区,趴到大地上就觉得很舒服,拥抱大地的感觉非常好。”

2015年夏天,正准备进大学的余逸伦,参加到徐星的探险团队中,只见徐星亲自开车,上午从北京出发,傍晚抵达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十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不妨碍他第二天到处走走挖挖。

2023年,54岁的徐星被评为院士,他的社会事务更多了,曾被戏称为“沙漠骆驼”的徐星还是会时常想念戈壁,“不出野外的感觉就像戒烟,想得慌,总觉得缺了什么东西。”

不过他早已学会“从最细微的事情中寻找幸福”。大学时期,受新疆老乡“一口热酒一口馍”的快乐影响,他欣赏每一件细微的事,当然也包括工作。比如上电视台和演讲台做恐龙科普,给各省博物馆、地质公园做科技顾问,到浙江的3所中小学担任名誉校长……“我想,应该支持的还是要支持的”。

7年前,保罗第一次见到徐星,就在徐星的办公室里聊了一个多小时,那时他以为,这就是“一名教古生物学的老师”,直到两个月后他才无意得知,“原来徐星这么有名”。

如今,站在新的人生阶段,徐星要想、要做的事情更多了。他是大众熟知的“恐龙院士”、“幸运”的化石猎人、注定载入史册的古生物学家、古脊椎动物研究团队和学生们的引路人,不过,他还是他,一个拥抱大地的人。“参加科学活动本身,就值得快乐”。

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每到上下班时间,北京中关村和二里沟之间的地铁里总是人挤人,其中就有还是研究员的徐星。

在他的Kindle电子书里,有八成都是外文原版书,哲学、经济、生物等学科无所不包。他从小喜欢读书,即便后来工作忙碌,他也会趁机在地铁上,读20分钟书打发时间,有时地铁上人太多,电子书甚至会被挤到眼睛前。

古生物学并非显学,人们时常有“研究恐龙有啥用”的疑问。其实,基于人们对远古生物的喜爱和好奇,各种博物馆、地质公园以及电影、游戏都带来了很高的社会效益,光是《侏罗纪公园》和《侏罗纪世界》系列电影,就给“恐龙经济”带来了超60亿美元票房。

作为古生物学家,徐星想得更远。伴随着多年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徐星认为,前沿科学也讲究群众基础,人们喜欢恐龙、喜欢古生物,意味着古生物学在丰富普通人的科学认知、提高社会整体科学水平上能够做更多,让大家认识演化进程、增加对科技本身的认知。

在过去30年,徐星解开了很多中生代的演化之谜。现在,作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所长,需要引领学科发展的他,有必要回答些新的问题。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模拟等新技术如何参与到古生物研究中来?传统的化石采集等基础工作如何进入新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当古基因组学、胚胎发育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相继将目光投向远古时期,传统的形态学要如何跟多学科整合?正如徐星所说:“演化的历史只有一次,但科学家们讲了好几个版本的故事。”

有人说,故事说多了,难免让人厌烦。但对徐星来说,这个故事还有太多值得添笔的细节:三叠纪末的大灭绝到底发生了什么、恐龙飞向蓝天到底采用怎样的方式、鸟类如何在漫长的竞争中“打败”翼龙、真正的侏罗纪和白垩纪“公园”与现代地球陆地生态系统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就像曾有学者研究,如果人类开着吉普车穿越回白垩纪,会不会被霸王龙追杀?亿万年前的地球太精彩,科学家们每次讲述都能有新剧情。

8月的最后一天,适逢周末,中国古动物馆里有不少参观者。三层楼的场馆遍布各地质时期的化石,有人们熟悉的小盗龙、霸王龙,以及同时期的鱼类、鳄类和翼龙等,中间则是一具巨大的恐龙化石模型……这时,一个孩子问旁边的父亲:“麻雀是恐龙的亲戚,山西山西鳄也是恐龙的朋友吗?”

人们等着徐星讲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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