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胡珉琦
如果把名校看成一块就业的跳板,多数人会踩着它向上,李志春却是主动向下的那一个。在他的求学和职业道路上,充满了对教育和学术生态中那些既定规则、秩序、结构的拆解和反叛,他是一名解构主义的践行者。在我国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近这样一位主动“向下”的老师,体验一下他的“快乐人生”。
最近,社交媒体上时常出现对博士学历泡沫和被“非升即走”困住的“青椒”的“吐槽”。每每刷到这些内容,李志春都会庆幸当初的选择。
2016年,从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的李志春,主动选择到一所民办二本高校——同济大学浙江学院,成为该校社会科学部的一名讲师。如今的他,上课和同学倾诉,下课休闲娱乐,吃住在“公园”(学校),把对生活的体悟做成了研究,把研究过成了生活。
最让他意外的是,自己第一年站上讲台就成了学校的“明星”讲师。授课不到一个月,学生就自发搜集了他的各种资料,并将其在朋友圈刷屏;临近考试,总有学生拿他的照片做各类头像;疫情初期上网课时,学生们在直播间刷爆各种礼物,吓得他只好放弃直播平台;毕业论文里,有学生把对他的感谢排在了导师前面……
人生重要的不是向上,而是向前。当初那个看似向下的选择,实则拓宽了他前行的职业道路,还让他有机会重塑一堂课的教育生态。
9月2日下午1点半,同济大学浙江学院H楼103阶梯教室,机械电子工程系专升本的大一新生坐得满满当当。这是他们的开学第一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李志春备课不死板,只是制定一个大致框架。针对这节课,他想谈一谈和学习有关的事情,然后聊一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至于具体讲什么,主要靠“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为了方便学生了解,李志春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当听到李志春的学习经历都是在复旦大学时,现场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
8年前,李志春在这样一所学校、这样一个课堂的出现可以算是异类。直到今天,在这届学生心里,依旧是“名校毕业生就该进好学校”。这种“阶层”意识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学生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行动力。
李志春告诉大家,这些年,他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和复旦学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这里,很多人遇到困难时的心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往往事情还没做,就觉得自己不行;但同样的困难摆到复旦学生面前时,他们可能不会想自己行不行,只会花很长时间去做。”
李志春说,二本的学生总是误解自己能力不行,却不知在绝对的困难面前,既有成绩上的某些差距可以忽略不计。
以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为例,李志春的英语不错,上海高考的成绩为140多分,进大学时的词汇量达到5000多个,但他第一次做题时却几乎遭到碾压,因为这项考试的词汇要求是2万个。
“这时,如果你四级没过,哪怕词汇量仅有2500个,在GRE面前,我们的差距也完全可以被抹平。你不会的,我也不会。”他说。
按照考试要求,学生需要在11分钟内做完一篇阅读理解的8道选择题,李志春第一次梳理完全部内容花了3个小时。在接下来的1周,他每天只做1篇,1个星期后,他花费的时间缩短到2小时50分钟。如此坚持了8个月,他终于可以在11分钟内完成了。
“当你只看结果时,会觉得这个学生很厉害,但他其实整整坚持了8个月。有这个时间,只要是智力正常的学生都可以完成。奇怪的是,这所学校的很多学生从一开始在心理上就输了。”
为什么总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你不行”?李志春认为,这是因为从小到大,人已经被“分数”异化了,高分是一类,低分是一类,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
李志春所在的上海高考模式那时是3+X,有的省份则是3+3。因为他有更多时间投入自己更擅长的学科,规避不擅长的学科,也就更有可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同样是在上海,头部学校数量多、本地生源招生数量大,但考生人数却远远小于很多高考大省,优质学校的录取比例也就会更高。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自己比那些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差?仅仅因为没有高分或者名校的标签?”他问学生。
这个标签会跟随学生们很久,毕业后也会被附于每个人的简历上。招聘单位筛选时,首先看到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堆标签,“问题是,标签不等同于人”。
最先提出人的异化概念的是马克思。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一个异化劳动者学说——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其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李志春鼓励学生们读马克思的原著。“你会发现,马克思在替当代的打工人说话,替那些被贴上各种标签的异化的人说话。”
然而,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又该如何生活?李志春告诉大家,青年马克思是一个特别强调自由意志的人,从自由出发,从生存出发,从实践出发,去完成他一生的哲学革命。这也是今天的青年正在切身经历和想要解决的问题。
这堂课的最后,李志春告诉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尽早找到自己喜欢做或想要做的事,然后坚持下去,没有任何人会说你不行。
已经大三的李一鸣是李志春的“迷弟”。在他看来,“春哥的课总是和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并且顺应着我们在课堂上的感受而不断向外延伸”。
李志春说,自己上课从来不刻意设计,也没有预先的教条。他把上课看成是艺术化的过程,除了一些绕不开和必须要说的基本知识点,其余的就是自然而然,随性展开。
“这堂课究竟会走向何方,取决于当时的一种情境涌现,即跟学生的互动。老师只是情境中的一环。至于学生能学到什么,只有回溯时才能归纳总结,而不是教师从一开始就能演绎出来的。”他说。
讲课时的李志春之所以自由、随性,是因为他的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度过的。
他有放养式育儿的双亲,很少对他提要求,而是告诉他开心就好。有一次,父亲参加学校家长会,散会后竟溜走赶赴邻居的麻将之约去了。
父母的极度“松弛”,让李志春从小在学习上就没什么目标,对好学校也没有概念。
事实上,他的小学、初中是在一片棚户区的学校度过的,那里是打架、闹事学生的“聚集地”,但他从不认为那些孩子本质上就是“坏小孩”。
那时候,正在学骑自行车的李志春害怕上马路,他们便很讲义气地围在他的外圈,对他说:“别害怕,车来了先撞我们,撞不到你的。”
当时的李志春不知道“善良”和“高分”之间,到底哪个才算“好孩子”,他只知道,跟这些孩子一起玩耍很快乐。
高中时,李志春幸运地进入一所“玩学合一”的学校,它是上海最早推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学校。
“我们学校是全上海唯一 一所下午3点05分放学的高中,而且从来没有晚自习,一周双休。我们会在午休时间到学校对面的公园弹吉他、聊音乐,放学后组队去书吧看书、写作业、聊哲学。我们还在上海高中联盟的BBS里‘灌水’艺术板块、文学板块、哲学板块、音乐板块……”
正是从那时起,他知道了学习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学习。尽管他依然没有具体的目标,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喜欢语文,喜欢音乐,喜欢一切生活的文本。
学校十分鼓励学生自学,可以按照自己想学习的内容制订计划,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得到老师的帮助。
“所谓学习目标,从来不是考上哪所大学,而是如何把这门学科学好,分析不足,改进方法,努力练习。如此,在得到结果后,能去哪所学校就去哪所学校。”李志春认为,这同样是一种自然而然。
进入中文系后,李志春进一步放飞自我。常常上午看小说,下午在咖啡馆自习,晚上去酒店兼职弹钢琴,周末和社团的朋友唱歌、排练音乐剧。他还曾有过一星期逃8节大课去旅行的“壮举”。
他说:“打破规则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只要能掌握知识,管我是怎么学的。”
在李志春看来,学习的意义就是对一个人起到历史积淀的作用,并埋下一个机缘,如此而已。至于它最终会发挥多大作用,则由每个人未来生活的境遇决定。因此,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苏轼比较了两类画竹的方法,一类是“叶叶而累之”的“定取”,这种面面俱到如测绘般写实是一种知识性观看;另一类是“成竹于胸”,即“以神存之”的画法,竹子出生时节、叶已全,因此重要的不是竹子的外形,而是先于知识的、竹子于人生命中的意义关系,“执笔熟视”不是仔细端详竹子的外貌,而是体味竹子于人生命中的交互情意,涌现欲画之情,进而“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要知道知识物在被思考、处置前,总先行地与人共生着,基于同体共流的生存,人才能思考、处置本已在其中的竹子,至于知识的对象、有用的器物,不过是思考、处置的结果罢了。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体验、生活、体味事物与己身的关系更重要,而理性、知识、结果都是末端的事。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李志春是“生活至上”,当他走出校园、进入就业市场,并成为众多“打工者”中的一员,他又是如何选择的?
2016年,即将博士毕业的他和其他同学一样,给江浙一带的高校投了一圈简历。结果发现,在那些名校眼中,一个复旦毕业生不过是平平无奇的求职者。
名校“爱搭不理”,次一级甚至一些二本学校尽管抛出了“橄榄枝”,却要求他接受“非升即走”的考核。李志春厌恶这种“养蛊式”的教育生态。
求职期间,李志春浏览了大量高校网站。他发现,每所大学都会把最新顶刊成果放在首页显眼的位置。
“那里仿佛是一个赌场,所有人都在努力下注,忽然之间,从某个角落传出一声惊呼‘我中了’。于是,所有人都向他投去羡慕的眼光,因为赌场里多数都是输家。”
不久前,李志春在复旦大学的一位师弟被上海某高校的“非升即走”政策扫地出门。即便他手握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还是因为没有发够3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论文而被淘汰。
一边是愈演愈烈的丛林法则,一边是保守、沉闷的学术生态。李志春说,一些论文只是在“炒冷饭”,或在某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抠字眼,却能受到期刊编辑的青睐。
“一旦保守的学者掌握了话语权,那些新鲜、有灵性的思想就会被边缘化,甚至很难被看到。”
李志春是从中文跨入哲学的,属于非科班出身的“野路子”。之所以最终选择哲学,是因为他喜欢刨根问底,渴望讨论、研究事物背后更深远的问题,这是哲学的领地。
在没进哲学学院前,他给自己的导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泽波发邮件,说自己想研究“兴”,因为它是中国独特的语言表达,李志春希望能从这种表达中看到中国人独特的思维、存在方式。这种语言哲学的方向在当时不是学界主流,却得到了杨泽波的肯定。
正是由于导师的力挺,李志春有了很大的自由度,没有照着传统思想史的做法进行博士研究,但也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这种艰难来自别人对他的不认可,甚至当有人问他研究什么的时候,他都无法像别人那样简明扼要地说研究朱熹的礼、张载的气,而是要做更多的解释才有可能让人明白。
当不被大多数人看好时,杨泽波给了他最有力的支持。经过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的“暴风雨”,杨泽波把他叫到办公室,很严肃地对他说:“不要管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你自己,放心,有什么事我帮你兜着。”
博士生期间,是杨泽波护住了李志春独特的性灵。也是在他的支持下,李志春最终选择了同济大学浙江学院这所民办高校。因为他在对这所高校做“背调”时发现,这所学校的教师离职率比较低,他们工作得很开心,学生也表示生活得很愉快。
杨泽波告诉他:“去小学校的好处是可以好好生活。有了好的生活,再去做学问。如果你是做学问的这块料,三五年后一定会有人找到你、发掘你;如果你不是做学问的料,你就好好地生活,这比什么都好。”
在这所学校,李志春几乎没有考核压力,每周只需完成5节课左右,其余时间便可以肆意地读书、写作和生活。他吃遍了嘉兴知名、不知名的美食,有时徜徉在月河边,发一下午呆,再在那里的花市挑一盆好看的植物回家,弹琴、健身。每到假期,他都会跑到另一个城市,像当地人一样吃饭、 散步。
北宋理学家程颢在《秋日偶成》写到“闲来无事不从容”“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对于学者而言,闲是一种最好的境界。李志春说,闲会产生一种自发秩序,和那种目标导向、自上而下的秩序不同,更有利于创造性的活动。
2022年,李志春晋升副教授,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获得了英国伦敦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颁发的“劳特利奇奖(Routledge Prize)”。他独立主持了省部级课题,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语言哲学史(多卷本)”的课题组成员。
李志春说,他的人生一直在做减法,不设目标,但努力做事,安时处顺。这一路看上去弯弯曲曲,但和那些永远想要走直线的人生相比,他的生活处处是退路,处处是风景。
《中国科学报》(2024-09-10第4版高教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