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 李静海 周济 杜祥琬 闵恩泽 师昌绪

 

 

真正与侯老有直接交往始于1995年我当选工程院院士之后，因为两人同在一个学部。那时我已知道，他在1944年去美国留学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就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讨教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进而入党的经历。他微笑而幽默地说：“我这个人不是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要参加共产党的，我是在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中借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反杜林论》躲在亭子里攻读两年后才下定决心去寻找党的……当时党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也不写在脸上，因此我找了很久、很苦……”这使我大为惊谔，也引发了我的深思：原来一个真正有理想、有信念的共产党员，是要有深刻、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他在我的心目中已不仅仅是一位化学、化工的高级专家，还是一位能从艰深的古英文读通《资本论》、《反杜林论》，并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界先辈！

 

2003年3月一天深夜11点多钟，温总理来电话谈及国家领导十分忧虑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可持续供应问题，希望工程院能组织一个战略咨询研究项目。电话中，他提到几位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最后他说：基础最扎实、全面，最了解国内、外油、气情况，最具战略眼光的当数侯祥麟先生，就是他已91岁高龄，不知近来身体情况如何？并当即决定周六上午要我陪同去侯老家拜访。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总理拉着他的手亲切交谈，听取他的意见。侯老明确地说了三点想法：一是要立足于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石油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现在买得到，不但要买，而且要买些作储备；二是加大国内资源勘探力度，不断提高我国可采油、气资源的储量；三是对现有油、气田的开发要科学、合理实现可持续开采，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单纯追求产量“吃干榨尽”。短短不到十五分钟，随着侯老的娓娓道来，总理不断地点头称好，当场决定请他“佘太君挂帅”，担当“中国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总课题组的组长。从那时起短短一年时间，随着每月两次的课题、研讨汇报会，我对侯老的认识也逐步加深。侯祥麟先生是我以及中国工程科技工作者永远学习的榜样！

 

(作者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

 

 

 

侯老对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侯老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曾先后担任第一至三届学部常委会委员，并担任第一届学部主席团成员，为学部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曾提出科学研究应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的大局，努力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他还提出咨询工作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努力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性作用。

 

在2005年9月16日举办的“侯祥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温总理说过：“侯老最常讲的两个字是平凡，但是在平凡中有不平凡的事迹。”侯老的先进事迹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深受感动，侯老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品格都是我们年轻一辈学习的榜样。

 

做一时容易，做几十年难，做一辈子更难。学习侯老的科学精神就是要学习他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学习他坚定执著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严谨求实的探索精神，学习他爱国为民的奉献精神。

 

侯老说过：“科学家的快乐，在于创新和奉献”。他一生为国、为民创新奉献，这是他最大的快乐，也是他无限工作激情和卓越学术成就的源泉。在今后的工作中，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侯老的科学精神，更加勤奋努力，扎实工作，为推动国家科技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侯祥麟和祖国一起走过了过去百年几乎全部的历程。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他是时代的先锋，昂首挺立于时代进步的潮头；他为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侯祥麟科学精神。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使他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早在1938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早期加入共产党的红色专家之一。之后70年，他矢志不渝地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上世纪四十年代，受党组织委派，他飘洋过海，异国求学，为建设新中国积蓄力量。在美国求学期间，他组织爱国留学生社团活动，动员一批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百废待兴，急需石油，侯祥麟等人挺身而出，白手起家，筚路蓝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在炼油技术的多个关键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实现了新中国油品自给。

 

 

侯祥麟一生做出了许多卓越的创造，自主创新早已成为他的一种精神气质，融入骨髓。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石油化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领导解决了喷气燃料对航空发动机火焰筒烧蚀问题，研制成功航空煤油；领导研制成功原子弹、导弹和超音速飞机急需的特种燃料和高端润滑油品。上世纪60年代，他领导了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等5项炼油技术的成功开发，“五朵金花”迎风怒放。80年代，他又倡导和支持了催化裂解新工艺、乙烯裂解炉等4项新技术的研制和产业化，创造出新的“四朵金花”，走到了世界石化工业的前列。

 

 

作为优秀的战略科学家，侯祥麟总是善于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紧跟时代步伐，思考和研究根本性、宏观性、前瞻性问题，适时向中央提出咨询建议。翻开新中国石油化工发展的史册，几乎每个重大决策里都有侯祥麟的贡献。

 

侯老与张光斗、王大珩、张维、师昌绪、罗沛霖6位院士一起倡议成立中国工程院，为工程院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2003年，他在91岁高龄还“老帅出征”，主持“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这次战略咨询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评价，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

 

 

侯老常说，攀登科技这座高峰最好用的工具就是严谨务实、锲而不舍。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战在工程科技第一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对工程重大问题，他总是深入实际，80多岁时还亲临现场，爬塔台看设备。侯老话不多，但从不说空话、套话。

 

侯老治学严谨，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工程问题思考精益求精、周到细致。侯老要求实验和研究中的每项数据、每种分析、每个预测，必须数据准确、论据充分、材料可靠。他说，搞科学研究不能有一点疏忽，要搞就必须百分之百。

 

 

侯老是一位道德模范，是一位厚德载物的楷模：他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坚持原则，勇于担当；光明磊落，虚怀若谷；关爱青年，提携才俊；“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再三地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做的事情也是平凡的……如果说有点成绩，也是和同事们一起努力的结果。我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一名共产党员所应尽的责任。”

 

展望未来40年，中国将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这是侯祥麟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理想，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国工程院的全体同志决心继承和发扬侯祥麟科学精神，为祖国的科学发展勇挑重担，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长）

 

 

 

侯老领军进行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咨询课题，这件事有着一个不寻常的开头和一个动人的结尾。

 

2003年5月25日，温总理去家中看望侯老，并请他出山，领衔研究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侯老深知，这是一个事关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已九十一岁高龄的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总理的重托，组织了一个国家级的专家团队，开展了紧张而有序的研究工作。历经四百天的辛劳，2004年6月25日上午，在中南海第一会议室，课题组向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了正式汇报。国务院领导对课题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结束时已是中午。可是，我们哪里知道，为了不影响汇报，重病中的侯老夫人不让身边的人把病情告诉他。就在当天，她病情急转直下，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从中南海出来后，侯老立刻赶往医院，此时夫人已处于弥留之际。

 

相濡以沫的夫人离开后不久，哀痛中的侯老又提出，刚完成的课题只研究了2020年前的石油供需和替代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2020—2050年的油气供需和替代问题。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想的是半个世纪后的国家大事，这是一种多么动人的情怀和高远的思想境界啊！也正是受到他这个后续课题的启发，中国工程院进一步着眼中国能源全局的可持续发展，开展了“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的咨询研究。

 

作为侯老领军课题的参与者，我深感：“国家至上、民族至尊”是侯老价值观的核心，是他人生不竭的动力，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时光易逝，侯老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侯老的一句话：“每天工作8小时，当不了科学家”，始终激励我奋发图强。

 

1958年，他来到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主管石油炼制，我是催化剂研究室主任。让我感动的是，他对我们极其信任，大家每半年作一次汇报，明确目标、方向和重点，每次最多两小时，他总是放手让我们去干，但是关键时刻他又会出手帮助。

 

1960年春节余秋里部长开会，要求尽快建成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工厂。侯老将这一项目与“两弹一星”的军工项目列在一起。这样，在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实验室研究的同时，可及早启动建设催化剂制造的中型试验装置。这套中型装置研发了喷雾干燥器等关键技术，后来也成为培训工厂工人、班长的基地。这样，我们仅用了5年时间，就从实验室开始到工业化，建成一座8000万吨/年的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工厂。

 

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只是“五朵金花”炼油催化剂中的一个项目。“五朵金花”的实施，需要科研、基建、制造、生产等多方面的配合，石油部成立了“炼油新技术核心领导小组”，侯老是其中的成员。“五朵金花”的成功，自力更生建设了我国第一代的120万吨/年炼油厂；同时也培养了一支科研、设计、施工、生产队伍，为以后炼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4年，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他认为我们需要开展基础研究，开发具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于是向总公司建议：每年拨款200万元用于基础研究。他让我参加负责，组织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等来参加。这样在新催化材料、新反应工程和新反应方面积累了科学知识，形成了一些原始性创新构思，最后促成一些我国独特、世界领先的新工艺。

 

（作者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两院院士）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2年，那时他在从事航空煤油的国产化工作，遇到金属腐蚀过不了关的难题，于是他率队到了在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侯祥麟先生。因不是同行，交往很少。一直到了1983年，侯先生被任命为石化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我受聘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从那时起，通过研讨会和到外地参观，我们逐渐熟悉起来。当然，更多的接触是在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后，我是副主任之一，侯先生是委员会成员。他对基金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和运行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还承担了一项具体任务——“材料自然环境腐蚀规律的研究”。这是一个重大项目，当时我国正值体制改革，有些部门被撤销，其所属腐蚀领域处于无人管状态，科技人员失散、样品丢失严重。课题的负责人向我推荐侯老，因为他威望高，对石油管线的土壤腐蚀十分关心。为此，我到他的住处请他出山，他答应了，并在课题运行中提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意见。

 

成立工程院的倡议始于1981年，当时并未成功。1992年8月，张光斗、王大珩、侯祥麟、张维、罗沛霖和我聚在一起上书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经过曲折的筹备过程，终于在1994年实现了。

 

1993年，何梁何利奖的评审，侯老被提名为成就奖之一。在过去，成就奖一般是给从事基础研究的著名科学家，对工程技术人员存在异议。作为18名终评委员之一，我负责介绍。为此，我仔细阅读了他过去的成就和对我国科技进步的影响，最后推荐获得成功，也为此打开了何梁何利成就奖授予工程技术人员的大门。

 

2005年9月16日，国务院为了表彰侯老的业绩和模范作用，温家宝总理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我有幸作为四个报告人之一介绍侯老的高尚品德和突出业绩，侯老当场也作了发言，使我深受感动，那年他已93岁。

（作者为两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