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 李晨 郑千里

 

 

 

 

新年刚过的北京仍寒风刺骨，元月23、24、25、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的革命老同志张劲夫、郁文住院的病房，来到中国科学院老院长周光召的家里，来到贝时璋、吴文俊、刘东生、师昌绪、李振声、侯祥麟、王大珩、张光斗、何泽慧、胡启恒等老科学家家里，为他们送上了或兰花或火鹤的室内盆栽花卉，代表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他们恭贺新春。温暖的问候、崇高的敬意、诚挚的交流，带给了老同志、老科学家们温馨和祥和。路甬祥看望的几位革命老同志阅历不尽相同，老科学家从事的学科领域不尽相同，路甬祥院长与他们谈起的话题也不尽相同，但路甬祥向他们通报了中国科学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知识创新工程三期中进行的学科布局，构建“改革创新和谐奋进”的中国科学院等情况，中心话题始终围绕着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中国科学及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展望和筹划，路甬祥和老同志、老科学家们心心相印，看望中或谈笑风生，或抚今追昔，无论是在老同志的病房还是老科学家的居室里，无不暖意顿生、生机盎然。

 

 

“长期以来，您一直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在农业学科研究领域里孜孜以求，为我国小麦产量的提高和品质的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退下来以后，您仍然十分关心中科院的发展。今天我代表中科院党组前来给您拜年。”路甬祥院长紧紧握住曾担任过中科院副院长的李振声院士的双手说。

 

“也许我们需要更新农业的概念。农业不仅仅指粮食，还有更多的涵义。”谈到我国的粮食问题，路甬祥与李振声探讨说，“现在人们已不满足于吃饱，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更加关心营养结构，我们需要走优质高产的农业发展道路”。

 

“是啊，我们不仅需要多生产粮食，还要生产品质更好的粮食。”李振声回应。

 

“中国植物种类丰富，利用我们的资源优势，我们的生物学家或许能够创造出很多新的作物品系。如果有更多的青年科学家像您一样，把小麦啊、水稻啊等粮食作物和草联系在一起考虑，创造出更多优良的作物品种，我们的子孙后代既能吃饱，也能吃好了。”路甬祥说。

 

路甬祥院长与李振声还讨论了作物品种、生物安全和科技人才培养等问题。

 

临别时，两位科学家聊起了业余爱好，路甬祥指着李振声客厅墙上一幅“宁静致远”的书法作品说，“您的书法见长啊！”

 

李振声笑着介绍，退休后，自己最初摸索着写写画画，后来中科院邀请了欧阳中石先生为离退休人员作指导，书画才算逐渐入门。

 

“您已很有功力了，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您在晚年科学与书法艺术双丰收啊。”

 

随后，路甬祥院长邀请李振声院士为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学术中心”挥毫。

 

 

“您的几项建议政府都采纳了。您关于科研仪器设备的研制问题，很可能带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最近我们物理研究所研制的紫外光谱仪，日本和欧美等国都有购买意向。这说明中国有能力、有水平做出原创性成果。”走进92岁的王大珩院士家，路甬祥院长搀扶着王大珩院士在客厅坐下说。

 

“做科学最重要的有三点。一要有人，有智慧；二要有合适的工具；三要有环境支撑，包括经费投入、教育和后勤。”王大珩思路清晰地与路甬祥讨论。

 

“还要有很好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包括管理、教育基础等。”路甬祥接着王大珩的话阐述。继而路甬祥把话锋拉回到先生的本行，“最近，我重温世界科技发展史，知道到眼镜发明之后，在此基础上钟表业发展起来了，随后显微镜出现了，扫描电子显微镜也发明了，接着是核磁共振仪等许多仪器。科学家通过电子显微镜看到了细胞结构，看到了物质晶体结构。先进的科研仪器开创了新的学科方向。而且这些仪器还在不断向前发展。您在中国科技界树立了榜样。现在的年轻人往往都是买仪器做研究，可已经商业化的仪器，用的是他人的思路，不容易出原创性成果，我们的青年科学家如果能够发扬您的精神，在科学上一定能走出我们自己的路。”

 

“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好几位都是从科学最基本原理设备着手的。”王大珩强调。

 

“在研制‘两弹一星’时，我们研制了很多仪器。您有很多经验，可以给我们多一些启发。”

 

“我会找机会找你们谈的。”

 

与王大珩院士讨论数分钟之后，路甬祥院长还是不免担心他的体质，转向坐在一旁陪伴着的王大珩院士夫人问：“王老比上次来看他时精神显得更好些。他现在睡眠和吃饭怎样？”

 

“吃饭很好，睡眠也不错。”

 

“我是来给二老拜年的。”路甬祥院长最后说明了来意。

 

 

“这两年我们数学研究院有很大进步，年轻人很努力。我始终认为，数学应该与其他科学，如物理、生命、经济等学科有更多的交叉。我们可以考虑组织经常性的跨学科研讨会，让年轻人多接触其他学科，使其他领域发展遇到的困难归纳为数学问题。如生命科学现在基因测序已涉及到上千种动植物，但这些数据都还是原始的，基因的功能分析有待解决，需要数学家与其他领域科学家与生物学家一起去解决。”路甬祥院长来到吴文俊院士家里，很快切入了谈话主题。

 

 

路甬祥看望叶笃正 本报记者 卢家兴/摄

 

“是啊。我的一个朋友在很多年前就讲，如果不精通数学和物理，就无法开展生物学研究。据我所知，现在我们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有一部分年轻人在这些方面很活跃，他们在计算双螺旋，知识面比老一代宽广。但我不懂这些，已经无能为力了。”吴文俊乐呵呵地告诉路甬祥。

 

“但还是您带了个好头，您的数学机械化证明不是纯粹的数学，您创造性地把数学与机器证明结合起来，解决了现实中的很多应用问题。不知道菲尔茨奖是否奖励过纯数学研究之外的数学家？我们需要鼓励青年科学家开拓新的方向。”

 

“菲尔茨奖到目前基本上奖励的都是纯粹数学研究人员，也许今后会有所改变。”吴文俊推测。

 

“我们的互联网已经有1.47亿网民，将会很快增长到一个拐点，需要调度、防护等技术做支撑，这些都需要用数学来解决，需要数学家的创造性劳动。”路甬祥告诉吴文俊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进展与科学需求。

 

“我使用网络不利索，很外行啊，只能依靠年轻人了。”吴文俊谦虚地说。

 

两位科学家情深意切，开心地探讨着一般人不会触及的话题。

 

 

路甬祥来到金属学及材料科学专家师昌绪的家中。客厅挂有一幅苍劲有力的字，上书“真知”，这既是师昌绪一生追求，也是他一生写照。师昌绪不仅是我国材料科学与技术界的一代宗师，更是推动我国材料科学发展的杰出管理者和科技战略家。很自然地，路甬祥和师昌绪谈起了中科院科技布局调整的话题。

 

2006年，中科院在沿海及东部地区新建了5个研究所，路甬祥说：“我们在苏州、胶东半岛、厦门、深圳等地分别选择对人才有吸引力的、周边经济有产业发展实力的，或者有生态环境研究的地方，建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虽然5年间这些机构对中科院的总体产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贡献，但是10年后，或者更长时间，这些新的研究所就会显示出特点和活力。我们选择的领域都限定在中科院的三类工作中，即高技术前沿、基础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

 

路甬祥指出，解决未来能源问题还要依靠可再生能源。他说：“中科院在青岛新建了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这补充了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补充目前生物质能专门研究的不足，中国地域广阔，有寒带、温带、亚热带，植物种类不同，并不是一种技术能解决的，要从物种选种开始；二是补充了化学工程的研究力量，中国有20%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依靠‘过程’完成的。”

 

师昌绪加以肯定地说：“这是个不可逾越的领域，必须投入力量研究。”

 

路甬祥接着说：“山东省对建立新的研究基地很重视，我们在烟台合作建立了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现在中科院有海洋所，大学也有海洋大学，但是没有人研究海岸带，而海岸带是海洋输送和大陆输送物资交会的地方，而且也是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后受威胁最严重的地方，先是盐碱化、耕地退化、生物多样化退化，然后是饮用水短缺、地下水的咸化等问题。我们了解到，最近10年，世界各国纷纷成立海岸带研究所，包括法国、荷兰、美国等都关心海岸带研究。中科院选择山东建立这个研究所，因为那里有胜利油田，有黄河入海口，它的地理位置也有利于将来把相关的知识拓展到南方。”

 

对此师昌绪表示，山东的环境比较好，能留住人才。

 

路甬祥接着谈到了在厦门建立的城市环境研究所。“中科院早年的科技布局主要关注的是西部的生态环境、资源勘探等，这是对的，但是现在工业化、城市化重点在东部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中等、大型和特大城市都很多，生态环境危机非常尖锐，土壤、地下水、大气、湖泊河流污染严重。所以城市和城市群的生态环境有特殊的问题要研究。这个所采取了一个所，两个中心点的办法，要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建实验站，今后要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生态环境研究的领头羊。

 

“这几个所是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布局，还有与高技术前沿相关的所，是在苏州建的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苏州周边发展起来很多微电子产业，但它本身没有研究力量。这个所主要研究微、纳电子学及在生命科学当中的应用，另外模仿生物当中的微纳结构和微纳功能。我认为，这种前沿领域不能只靠一个点，还要有一定的多样性。苏州城市虽然不大，但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天津，距离上海很近，周边环境非常好，当地政府也非常积极。

 

“中科院还在深圳建立了先进技术研究院，主要做软硬件集成，例如突破人机障碍、超越语音和文字、实现自动人机交互。现在提出要把微电子和微系统与大型制造、大家电和智能玩具结合起来，也是研究方向。此外，还要研究材料的集成，如合金和非合金材料的复合集成等。关键想做的是，把已经有的高技术集成为系统的可应用的东西。这个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发展速度非常之快。”

 

师昌绪认真听取了路甬祥的介绍，并对各个研究所的布局表示赞同和支持。

 

路甬祥说：“过去9年，中科院基本完成了对传统学科布局的结构调整，我认为，科学在发展，经济社会和区域发展格局在变化，国家的战略需求也在变化，中科院在提高现有水平基础上，必须要布局新的研究所、发展新的领域。”

 

 

著名水利水电专家、两院资深院士张光斗的家里陈设素雅，路甬祥一走进客厅，就亲切地和他握手：“张老，我来看看您老人家！”张光斗高兴地说：“我给您讲一个故事。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的时候，陈毅元帅对当选学部委员的人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得意，没有当上学部委员的人有的本事比你们大。’请路院长提醒一下大家。”

 

路甬祥立刻表示赞同，说：“陈毅元帅讲得非常中肯，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现在确实有个别人当上院士以后就忘乎所以，主要原因是不能够正确对待自我。”

 

“要很鲜明地提出来，院士要以德为本，没有‘德’就不配当院士。”张光斗说。

 

“今年又要增选院士，主席团讨论，院士们也同意提高院士增选的门槛，我们要不断研究如何把院士选举制度严格起来。现在我们增加了公示时间，过去只在本单位公示，现在还要在同行的单位进行公示。”路甬祥说。

 

“还要淡化院士概念！”张光斗提出。

 

“对！”路甬祥拿出自己的名片说：“我自己首先从头做起，名片上不再印院士的头衔，只写教授和工程博士。我觉得人才的问题，还是要坚持德才兼备，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立足于培养。”

 

张光斗说：“我有一个基本原则，所谓人才，本事再大，没有‘德’等于‘零’。”

 

“不仅是等于‘零’，有些还是‘负’的。我觉得，回国的人才要在中国发挥作用，也要认识国情，要跟中国的人才同甘共苦才行。”路甬祥说。

 

路甬祥曾担任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会长，他一直关心中国的高等教育，来到有着几十年大学教授经验的张光斗家中，免不了与张老谈起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问题：“我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不能光集中精力搞硕士生、博士生，要重视本科生的质量。”

 

张光斗说：“特别是工科教育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现在科研实践很少，生产实践几乎没有，毕业设计也改成毕业论文了。”

 

“工科教育不仅要与研究界结合，更重要的是与企业结合。现在很多地方提倡学美国的通识教育，我认为值得商榷。当年苏联模式把专业方向搞得太窄，但现在如果片面地学美国搞通识教育，可能又会走到另一个极端。”路甬祥说。

 

张光斗表示，用SCI来评价教师是错误的。路甬祥表示赞同，他认为，这一点对工程教师来说尤为突出。另外，Nature和Science每年总共发表6000~7000篇文章，但其中只有少数文章在历史上有意义，有些地方凭借一篇Nature或Science文章就能评教授，这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应该看研究成果是否对国家、社会有意义。路甬祥告诉张光斗，现在中科院正在开展相关改革，如物理所评估看重的是研究成果或研究工作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文章在什么样的期刊上发表。

 

 

在侯祥麟院士家中的客厅里，挂着友人题赠的“铸石油伟业开科技新风”、“明德惟馨”字幅，这可以看作是侯祥麟奋斗毕生的写照。路甬祥院长来到侯祥麟院士家中，说：“侯老，您是领导我国石油科技和石油工业的前辈，中国共产党党员先进性教育还专门宣传了您的事迹，让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受益匪浅！”

 

路甬祥与侯祥麟促膝交谈：现在全球能源越来越紧缺，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可能已达到40%，希望在2020年控制在60%以下。现在有油气资源还是要使用油气，因为它比较清洁，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逐步加强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

 

侯祥麟说：这条路我们是一定要走的，但现在不是走得很快，而是很慢。短时期内要做到还很困难。所以要对研究开发可再生能源下大力气。

 

路甬祥说：“发达国家对全球变暖炒作得比较厉害。我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还是很低，但是排放总量比较高。到202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逐步接近美国的水平。我们煤用得多，问题是煤在燃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厉害。物质结构构成没法改变，煤主要是含碳，但所含的氢少，所以煤液化还是要寻找适当的煤种。”

 

侯祥麟表示了认同，说：“现在找新煤种的呼声很高，但是对环境考虑不够。”

 

路甬祥说：“核能在中国能源中只是补充，担当不了主角地位。所以现在还是要靠油气，长远来看，要逐步提高水力发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的比重。生物质能的前景比较好，但是又与粮食生产有关，所以要想办法利用丘陵、海涂等农业用地发展生物质能。”

 

“是这样。”侯祥麟说：“从粮食生产上讲，中国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现在技术进步，单位粮食产量提高速度已超过人口增长。但现在有些地方经济作物搞得较多，往往容易与农业植物争地。生物质能一方面是资源量，另一方面是价格问题要考虑。”

 

路甬祥向侯祥麟通报了中科院搞能源植物的一些情况：西双版纳植物园前几年通过建设“万种植物园”，最近筛选出来一种小桐子的能源植物，其果实所榨出来的油，基本成分近似于柴油，“但是现在小桐子的油产量还比较低，一亩地只能产100~200公斤，要提高好几倍，才有经济利用的真正价值。所以现在要想法研究用基因技术提高油产量，因为小桐子主要种在山坡上，不占农业用地，是一种很看好的可推广的能源植物。”

 

路甬祥介绍：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组织了一部分力量搞生物质能源、生物化工，正在研究开发种植俗称洋姜的菊芋，用生物炼制的方法来提取乙醇等产品。另外，中科院还组织物理所、电工所一起研究提高太阳能电池效率，降低太阳能电池成本。如果能解决成本问题，价格上有竞争力，今后是可以推广的。“我的观点是能源问题要两手抓，一手抓节约、抓国内的油气资源，一手是抓新的能源。侯老，你对此是不是赞成？”

 

侯祥麟颔首称许，说：挪威的水资源非常丰富，别的国家比不上。瑞典也想发挥自己水利和木材资源多的优势。法国的农业不错，生物柴油搞得较多。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特点。我国反复考虑还是想用煤，但是对煤的污染问题一定要高度重视。

 

路甬祥请教说：侯老，有没有可能把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打到油井里，废气利用，变成可用的第三次柴油？

 

“这是条可探索的道路。”侯祥麟说，把煤先气化、发电，并在气化过程中把二氧化碳回收、压缩、液化、储存，这条路各国都在研究，我们也在研究。要清洁煤，就要解决二氧化碳问题，但是困难不少。我想将来是可能实现的。

 

路甬祥说：这里还有很多技术问题，我们搞工程的就是要考虑可行性。而且，温室气体排放还要花钱。我刚接受了一位外国记者的采访，谈了有关温室气体的问题。有人估计，我们GDP中温室气体排放所占的比例，到了2030年之后峰值可能会下降，我认为这要看将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结果如何。重工业化在2020年左右是否能大体完成，再用10年时间调整产业结构，把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低耗能产业发展起来。

 

侯祥麟说：现在我们强调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就是要在这方面多作贡献。

 

路甬祥说：社会的发展模式要创新，人民的生活方式也要创新。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完全学美国。

 

“是的。”侯祥麟说：有些人就是崇洋媚外，只要是美国的那一套，都认为是好的。美国有些做法的确是我们的可学之处，但是有些我们不能盲目学，学了就糟糕了。

 

“中国像美国那样的话，有三个地球资源的供给都还不够。”路甬祥笑了，“我觉得所有物质资源中最重要的是能源。如果能源能走到一个可再生能源的时代，应用起来有前景，沿海可以做海水淡化，其他的资源也可以找替代的。”

 

“我看未来解决能源的唯一出路是核聚变。”侯祥麟说，“虽然要在2050年之前完全解决核聚变的技术问题肯定不可能。”

 

路甬祥说：如果太阳能发电效率能提高，我认为能解决一部分能源问题。”

 

侯祥麟说：问题是太阳能太分散。地球上单位面积的太阳能能量太低。怎样大面积利用？怎样集中起来？现在一家一户使用，解决一部分问题可以，但是若要在工业上应用还遥遥无期。

 

路甬祥说：所以我们今后要研究发展集成式能源系统，或者分布集成式的能源系统，也就是说，第一次能量转化是分散的，第二次能量转化就把它集成起来。有些太阳能的转化率比较低，我们还要找新的物种或者创造新的物种。有人觉得核聚变能解决能源问题，因为它是集中发电。但是因为它参数很高，要做到实际应用也有很难的道路要走。生物质能或者可再生能源比较分散，但是参数比较低，在物理上或者生物上容易实现。这两个途径，今后谁能扮演未来能源的主要角色，现在还很难作结论。因为有些物理学家认为，聚变的等离子稳定性问题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解决。

 

“哦，理论上还没有完全解决。”侯祥麟点头若有触动。

 

路甬祥院长通报说，中科院合肥等离子研究所已经做了一个小的超导的托卡马克，放电时间按设计指标可以达到1000秒左右，已可以做物理实验和材料试验，“ITER的建设可能需要7~10年，有人说可能要更长。在ITER建成以前，我们这个小装置可能是国际上很重视的一个研究平台。但是我觉得人类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ITER上，还应该要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侯祥麟谈了许多他对发展中国能源的真知灼见，路甬祥抚着侯祥麟的手，诚挚地说：“我给你及家人拜个早年，看到您还是那么全局在胸，思维还是那么敏捷，对国家的能源重大问题有这么深刻和独到的考虑、见解，我感到非常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