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鹤鹏

 

“我住房子，我流汗，只靠国家是懒汉”，这幅悬挂在去往老北川遗址路旁的标语让人感慨万千。然而，让人从这幅标语中感到的，不仅仅是受灾群众生产自救的豪情壮志，从中也能读出一份受灾地区百废待兴却诸事待变的无奈。

 

正是因为震后的种种困境，让规划工作者矛盾重重。在《重建规划角力》一文中，我们看到，如果规划审批足够严格规范，那么大批建筑的重建时间将被拖过雨季，无数受灾群众只能在板房中度过差不多又一个年头。如果加快速度，又会面临着选址、潜在次生灾害和土地重新分配纠纷等诸多困境。

 

政府规划官员和援建专家面临的困境，也困扰着其他与地震相关的科研工作者。原因很简单，地震所关系的，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有与无，还牵扯着经济、生命、道义、舆情和领导压力等方方面面。

 

以增加抗震设防标准而论，按目前的建筑标准，抗震设防烈度从6度到7度，土建成本增加约5%~10%；7度到8度，土建成本增加约10%~20%；8度到9度，土建成本增加约15%~30%。如果按照中国每年上万亿的房地产开发规模，这也就意味着要增加几千亿的开支。

 

同样，尽管一位老地震工作者经过多年研究，得出震区附近的紫坪铺水库所在位置不适合修建大坝，或者应该将设防烈度从7度修改为9度或者9度以上的结论，但是在经济压力和其他因素作用下，这样的结论也很难被采纳。

 

技术的挑战也不小。在通过地震预警来减轻地震伤亡损失的工作中，“虽然电磁波比地震波快，但是赢得疏散时间的区域并非会有毁灭性灾害的区域。例如此次汶川地震的断裂带长达300公里，映秀、北川都在断裂带上。地震带给两镇的毁灭在一瞬间完成，而成都虽然可以通过电磁波和地震波的时间差赢取疏散时间，但是事实上地震波到达成都时其破坏力已经很弱。”

 

另一方面，面对地震这样的问题，信息的传播也显得格外重要。围绕着紫坪铺水库是否可能是引发地震的诱因，学界满是争议，然而这些争议到了媒体那里，某些必要的信息被遗漏，而另一些则得到了加强。其结果，则可能是信息的误导。

 

种种挑战，种种窘境，断无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也只能在实践中逐渐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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