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前一段时间，网上传出“美百年名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对奥巴马说‘不’”（新华网，2009年4月12日）。这类新闻近几年已经看到好几起了，唯一相同的是，这些事件的主角都是国外的知名大学。很难想象这种行为会发生在中国大学，由此引发了笔者的强烈好奇：中国大学精神生活的真实状况到底如何？

 

在笔者看来，大学的品质与风格是由它内在的精神生活决定的。而大学的精神生活主要是由构成它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状况决定的，简而言之，从大学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状况可以约略推测出其大学的精神状况。这些年中国的大学在外表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问题是这种进步难以掩饰大学内在精神生活日益贫困化的现实。也许世界各国的大学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有些问题是相对容易处理的，有些问题则是难以治愈的内伤，大学精神生活的贫困化恰恰就是最难以根治的内伤。

 

如果我们把市场经济社会中推动理性人进取的力量分为三种，即名、权、利，那么，知识分子作为理性人中的一类，同样被这三种力量驱动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这三种力量是通过规则严格地按功能分区来发挥作用的，即政治场域的主导力量是追求权力、经济场域追求利益、学术场域追求名誉，构成这三种力量的基础则分别对应着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会用严格的规则限制三种力量之间的相互钩连与不同资本之间的交易，以此来捍卫社会的功能分区，保持社会的秩序，从而实现最大的资源配置效益。上面提到的例子可以解释为，作为文化资本代表的大学拒绝与作为政治资本代表的奥巴马进行交易。由于整个社会的充分功能分区，大学不必担心未来被制约。通过对规则的固执遵守，大学捍卫了它的精神生活与尊严。

 

那么，中国大学当下的精神生活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呢？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推动理性人进取的三种力量在中国大学里并没有被严格分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相互之间以一种复杂的兑换率再生产着畸形的社会关系，在谋求局部利益的提升中，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陷入一种严重低效率状态，大学精神生活从而日益荒漠化。不客气地说，如今的大学再一次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种现状，不能把责任简单地归咎于大学或知识分子的堕落，而是捍卫规则的行为缺少必要的制度保护，从而使局部利益受损，这是不合理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导致的必然结果。

 

笔者曾对朋友戏言，当下中国大学的校园里充斥着古希腊传说中“塞壬”（Siren）充满诱惑的致命歌声，不幸的是，作为大学精神生活守护者的知识分子，无法像奥德修斯那样把自己捆绑起来，以抵御塞壬歌声的诱惑，也不能把每个人的耳朵里都灌上蜡，防止被诱惑。所以，我们见惯了大学里的各类交换与再生产，如所谓的教授治校的诉求无非是想恢复各类功能严格分区的想法而已，而现行的大学校长行政任命制，则是典型的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相互兑换的表现。作为绝大多数的普通知识分子，则必须按照权力系统制定的分类标准，最大化自己的产出。就拿当下的高校考评体制来说，一个学者入行后，只有在最短时间内通过多发各类高等级文章，才能获得资助，然后才能争取到各种称号，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相关的修饰性因素（如海外经历），以此来冲刺权力设置的高级称号（如各类称号的学者等等）。一旦获得最高称号，新贵们反过来就有了以此来兑换稀缺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资本，从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市面上流行的各类代言人都是功能不分区的直接受益者。如果严格按照功能分区的精神生活流程来行动，那么他们很可能连生存都存在问题。所以，在如此政策导向下，我们耳熟能详地了解了为什么今天的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的学而优则仕的内在渴望，大学也日益演变为各种资本进行自由兑换的交易所。

 

很简单，所谓的大学精神生活，就是对功能分区的捍卫与遵守，各行其责。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最优化，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的可能性，而实现功能分区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来说，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因此，这注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过渡时代，过渡时代是不可能指望产生任何有生命力的学术成就的。虽然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种现状，但是指出它恰恰是我们的责任。在这点上，我同意萨特的观点：不要让我们的责任感变成负罪感。

 

（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5-8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