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华

 

 

2007年的新年，几乎是伴随着王朔的高调复出而来到的。从2000年出版了《看上去很美》以后便淡出公众视线的王朔蛰居6年后重出江湖，必然是要搞得文坛惊涛骇浪、风生水起。不过这次王朔的出场，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凤姐，是未见其书，先闻其声。

 

1月18日《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以《王朔的思想武器》为题的独家专访，曾以“无知者无畏”为旗的王朔，依然用他那种具有攻击性的恣意畅言对当下的文化现象及热点人物进行了猛烈批评，余秋雨、张承志、郭敬明等都成为他的“炮轰”对象。这时候，有人质疑，王朔这样高调地进行批评，是为了炒作自己即将推出的新书。

 

果然，3月中旬，伴随着365万元高额版税的噱头，王朔的新作《我的千岁寒》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该书包括王朔近年来创作的5部作品，风格与他以前的小说迥异，体现了他复出以来强调的“科学”、“哲学”概念。王朔在该书的序言中强调《我的千岁寒》“这部作品让汉语有了时态”，并自信地说这部作品“全是文字的精华，要说美文这叫美文，这可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

 

尽管公众和媒体对于王朔的“骂战”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但是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似乎没能对《我的千岁寒》表现出王朔所预期的认同。《我的千岁寒》一书的销售，就算不用惨败二字来形容，也只能说是惨淡了。

 

不过王朔似乎下定决心在2007年要将“语出惊人”进行到底了，他在接受北京和广州的媒体采访时，在几大门户网站的直播间里，在《锵锵三人行》和《心理访谈》节目中，在《太阳照常升起》赴威尼斯影展壮行宴上……点评的范围涉及：中国歌坛、电影圈、作协系统、知识分子、拜金主义、众生平等、偶像崇拜、大众文化、北大中文系、暴民、夜生活、禁烟、作家、版税、小说、少林寺、两京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而当这些喧嚣与热闹渐渐为公众所淡漠的时候，王朔又打出了一张“亲情牌”——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他的《致女儿书》。《致女儿书》的封面上镶着王朔女儿幼年时的照片，读者在这本书里也看不到狂傲自大的王朔，而只有一个温情流露、不断忏悔的普通父亲形象，“很多心思对你说才说得清，比自言自语更流畅，几次停下来想把这本书变成给你的长信。坦白也需要一个对象，只有你可以使我掏心掏肝。如果我还希望一个读者读到我的心声，那也只是你。”

与《我的千岁寒》的隆重登场不一样，《致女儿书》几乎可以用悄然上架来形容，然而这本书的销量却出奇地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销量已超过12万册。

《新周刊》曾用“出了两本书，说了N吨话”来总结王朔的2007年。何树青写道：“文化热点的喧哗背后，无人戳穿其中的泡沫。敢于巧于善于抨击文化恶势力的，只有一个王朔。在为公众还原当代文化现实和文化作品价值这一点上，幸好还有王朔。”在无意中充当的2007年度中国文化评论员的这个角色上，王朔尽管不乏偏激之辞，但也确实可圈可点。不过，对于作家这一角色，王朔今年交出的答卷也就是差强人意，不夸张也不刻薄，仅此而已。

郭敬明的多事之秋 少年不识愁滋味

年初就被王朔点名骂到的郭敬明是以一种相当低调的态度来回应的，不过那时的他，似乎想不到在今年，他将会面对更为强势、更为嘈杂的批评与赞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还能保持低调吗？

 

5月，郭敬明的长篇小说《悲伤逆流成河》热卖。9月，经著名作家王蒙、文学评论家陈晓明郑重推荐，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议后，最终批准青年作家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协会成员。同时批准入会的还有青年作家张悦然、蒋峰、李傻傻等人。

 

在这几位青年作家中，郭敬明引起的争议最大。首先，一般来讲，加入中国作协首先必须加入地方作协，之后由会员推荐，专家咨询委员会审议通过，由中国作协书记处召开会员发展大会进行审议后，才能决定并对外公布。而郭敬明此前并非地方作协成员，在王蒙、陈晓明的力荐之下，中国作协破格通过了申请。其次，就是针对郭敬明的“抄袭”事件，王蒙认为他推荐的不是先进人物，“大家别把推荐进作协看得多重，你从事写作这个行业，只要勤奋创作，够条件就可以入作协了”。

 

此后，中国作协会员叶炜先生要就郭敬明入协致中国作协书记处“公开状”，对此表示抗议抵制；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激动地说：虽然中国作协不是选道德模范，但它也不能是小偷的天下，不能是贼的团体……

 

尽管从见诸报章和遍布网络论坛的评论来看，舆论几乎呈一边倒。不过，郭敬明不仅顺利加入作协，而且几乎与此同时他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POOK书系列也出版了。这是继推出青春文学杂志《最小说》后，郭敬明创意的又一青春读物品牌。

 

10月，他的团队“集体出走”事件又一次让媒体把聚光灯投向了他。《岛》和《最小说》的美术总监hansey、文字总监落落、编辑晴天、不二集体出走，加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并创办青春读物《爱丽丝》。与此相关的，双方在媒体和博客上的口水战也是旷日持久、日益升级。直到最近，郭敬明停了一年多的杂志《岛》第九期近日出版，在杂志中郭敬明透露， hansey在《岛》九出版前曾打来电话，郭敬明也在文中称希望朋友们过得开心。

2007年用郭敬明自己的话来说，这是缺少睡眠的一年。新公司开张、《最小说》创刊、新长篇上市、作协风波、团队“集体出走”事件……关于作协风波，杂文家鄢烈山这样说道：“出版人才是这幕好戏的策划人和编导。陈教授扮演的是出版商与中国作协的中介。郭敬明本来无所谓，中国作协要借重他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吸引‘不跟文坛玩’了的青年们，他至少可以获得一种‘认可’！”话虽“尖刻”，想想却也不无道理。而至于以后是看《岛》，还是看《爱丽丝》，对于青春文学的爱好者来说，多一种选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愤怒的汪晖 《读书》无小事

今年6月出版的6卷《读书》精选集，是对1996年汪晖和黄平担任执行主编以来《读书》杂志的一个总结，但大家没想到的是，这也预示着“汪晖时代”的一个终结。7月10日三联领导召集《读书》编辑部编辑开会，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7月1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对三联书店领导的采访，首次正式对外公开了《读书》换帅的消息。

 

三联书店负责人在访谈中说道：“目前，三联书店面临中国出版集团整体转制的新形势，集团对各出版单位的管理和要求都更加严格。《读书》是中国出版集团主管、三联书店主办的一份重要期刊，应当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避免刊物编辑工作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为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本月初，经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

 

可事实的公布，并未平息外界对《读书》的讨论，相反地，关于《读书》和汪晖的讨论却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汪晖也成为媒体热追的对象。7月27日的《南都周刊》发表对汪晖的独家长篇专访，这也是汪晖首次向媒体回应“换帅事件”。汪晖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我们担任了11年多的兼职编辑，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或领导意见，不再允许兼职，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问题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利益的方式？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做一定会造成震荡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么隐情？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很气愤，也不可理解。”此外，对于1996年来《读书》的风格、历程汪晖也进行了回顾。

 

2007年第九期的《读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编者附记》，文章正式申明从本期开始，汪晖、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并感谢两位在任执行主编期间所付出的心血。

一本薄薄的小刊物，一个本应该很平常的人事调动，却引来那么多人的关注。不仅仅是它曾经有着值得骄傲的历史，还因为汪晖在学术界的争议，也因为《读书》这11年见证着中国思想界的变迁和分化，它的承载量超越了一本思想文化杂志所能承载的内容。其实，《读书》从创刊以来，从陈原时代、沈昌文时代到汪晖时代，风格也一直在变化，而潘振平吴彬时代的《读书》会是什么风格，我们拭目以待。

徐晋如PK于丹 “十博士”难抵美女教授

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一夜蹿红，演绎了一个“于丹现象”。今年2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分别以《于丹“红”得有道理》和《〈论语〉可以乱讲吗？》为题，对拥于派易中天和批于派李悦的观点进行了介绍。3月2日，中山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徐晋如等9人发帖《吁请媒体停止对于丹之流的过分吹捧》，即媒体普遍说的“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呼吁书中写道：“我们从来不会反对人文理论的通俗化，但通俗绝不等于庸俗和媚俗。通俗和庸俗及媚俗的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而庸俗和媚俗则是根据一般无知者的接受程度，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

 

此后，一本由徐晋如、杨吴鸥主编的《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由中国物资出版社推出，书中汇集了“十博士”的观点，逐条批驳于丹的“错误”，比如“孔子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吗？”“《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吗？”“‘谈笑论生死’是庄子的生死观吗？”编者认为，这些被于丹误读的地方，是对孔子、庄子的糟蹋，会误导青少年。 

徐晋如等青年学者，他们不是反对于丹将传统经典普及，恰恰相反，他们对传统经典都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他们都希望传统经典能够真正地深入人心。只不过他们是从纯学术的立场出发的，所追求的是学理性。而于丹的出发点是效益，首先是传播的效益，是把传统经典化为大众所能够接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形式，当然在背后也有其他人和机构的经济的效益。因此，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往往要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把深刻的东西表面化，而这正是“十博士”所不能允许的。但是悖论就在这里，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大众所接受，这也正是被大众追捧的原因。 

这几年《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两本书使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从书斋走出，在出版界声名鹊起，也获得读者好评。而他今年推出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却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4月22日，在鲁迅博物馆召开了传统经典的不同读法：李零新书研讨会，会上，批评和褒扬《丧家狗》的双方各执一词，展开了辩论。

 

先是《原道》主编陈明撰万言书《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认为“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其后，蒋庆和康晓光的议论也披露出来。后来，争议焦点集中于“丧家狗”三字，由这三个字引起的误解与歧义又在互联网上散布开来。

 

中国社科院的王焱、雷颐、王学泰，北大的钱理群，清华的秦晖、张国刚等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对李零的书表示了赞同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李零的这本书抱着一种严肃的学术的态度，他对《论语》的解读在《论语》的解读史上有新的推进，他的这种训诂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正是解读中国经典的“史家的基本方法”，是对孔子的还原。而“丧家狗”之说，则不仅是贴近历史实际的一种解读，而且寄托着作者的现实关怀。 

李零的“丧家狗”之争还主要是在学界。有人说实际上，《丧家狗：我读〈论语〉》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孔子拉下圣坛，从而伤及新儒家的切身利益。李零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以客观的立场、冷静的心态来梳理和研究史料。而新儒家则没有这样客观和冷静，他们对传统儒家的圣人和经典，充满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即使历史上真正有过“丧家狗”的记载，他们也决不允许现在人如此称呼，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对信仰神圣的亵渎。这场争论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课题，这就是传统经典应如何走向现代，现代人应如何阐释和传承传统经典。 

七作家状告“书生” 网络官司硝烟又起 

日前，7位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知名作家李鸣生、张抗抗、张平、卢跃刚、王宏甲、邱华栋、徐坤——联手将北京书生公司告上法庭。

 

2006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偶然发现自己10余部作品遭到书生公司侵权，遂与书生公司多次交涉，同时委托中国作家权益委员会与之交涉，但书生公司却置之不理。李鸣生随后展开了近一年的暗访调查，发现书生公司擅自通过扫描的方式将全国不少作家、学者的作品复制后制作成数据库销售给全国各高校和各地图书馆，为其提供网络在线阅读及下载，从而获取巨额非法利益。于是，李鸣生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取得联系后，经七作家共同商定、北京市公正处公正，联手将北京书生公司告上法庭。

 

其实，近几年来，被网络出版侵权的学者和著作越来越多，不过学者们的维权意识也越来越强。2002年5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使用陈兴良教授的3部作品，并赔偿其经济损失。此案是数字图书馆侵犯版权第一案。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郑成思等7位专家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侵权，未经同意非法使用“知识产权文丛”等著作，书生公司被判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登报道歉。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吴锐也一直在进行自己的维权行动，他说，学术著作的出版本来就很困难，即使出版了也几乎无法通过发行来获利，如果电子书公司或电子图书馆网站再不经作者同意大规模地上传图书，通过提供下载或公众阅读来获利，学术出版的环境岂不是雪上加霜？ 

电子书和数字图书馆有传统图书馆不具备的一些优势，它对作品的传播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为作品传播提供了更广阔更便利的空间，也给作品的使用提供了便利和自由，但这种便利和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制，而仍需遵循法律、尊重他人权利。如何平衡数字图书馆与作者、公众的利益，我们需要更多的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