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目前所形成的一些专家集团之间的分裂和冲突是社会和谐与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专家资源是专家独有的知识、经验、观点能力和社会关系等资源，可以通过特定的机制转化为社会共享的知识财富等，也可以转化为具有私人性质的专有财产，比如专利、版权。但是，不管是私有的还是社会共享的知识财富，对社会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

 

美国思想家托夫勒曾提到，现代社会有3种力量非常关键，其中资本或者财富，在工业社会是很重要的资源，是社会决定性的力量。而在知识经济的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则是知识资源。从瑞典管理学家对日本企业的创新管理经验进行的分析研究中也可以看出，专家资源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相当重要。日本的技术创新管理已经从寻求技术诀窍转向寻找合作者和专家资源，专家资源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社会资本，通过关系学习和资源整合可大大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对技术或者技术诀窍进行再开发的能力。中科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曾强调，评价一个科研课题的成效，不仅要看取得的成果，还要看通过这个科研课题的实施培养了多少人才，培养的这些人到哪儿去了。成果固然重要，但能做出成果的人才或专家对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更重要。

 

因此，在创新经济时代，专家资源是社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是社会决策、经济繁荣和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和关键因素，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通过多元化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培育和开发专家资源。

 

专家资源的另外一种表述，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的发动机。经济学家卢卡斯分析说：“人类知识是人类共有的，既不是日本人的，也不是中国人或韩国人的……国家间‘技术’的差异，不是一般‘知识’的差异，而是特定人员的知识差异。”而特定人员的知识差异，主要由专家资源的品质和开发利用程度所决定。

 

台湾企业家施振荣在《再造宏 》中用“微笑曲线”来刻画电脑产业的价值链，指出在电脑行业的利润走向中，研发和营销利润较高，制造利润最低。这和工业社会有所不同。工业社会利润重心是生产和制造，而现在是研发和营销利润较高，制造利润最低，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分割规律。中国目前是世界工厂，GDP增长很快，但中国人从GDP增长中获得的实际收益很低，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国际化的价值分割规律的作用。据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头脑经济”和“躯体经济”的概念，头脑经济主要表现为发明创造和策划、营销模式等知识产品在利润创造中的作用，而躯体经济具体表现为血汗工厂，即消耗大量的资源，让廉价的劳动者流血流汗，但是经济效益很差。就本质而言，所谓的头脑经济就是源于专家知识的高附加值的经济。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和专家资源的引进，甚至不惜修改相应的管理规程和法律法规、大批量吸引高科技人才和专家资源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要发展创新经济，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就要强调专家资源的作用，要重视能够创造知识、提出创意的创新人才和专家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开发。

 

概括起来讲，专家资源有6个基本特征：离散性、价值性、可转移性、多元化、潜在性、准公共性。目前，专家资源分布在不同的大学、科研院所或企事业单位，存在于个体专家的头脑或散布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刊物之中。专家资源通常是以单个人为载体的，需要集成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各类社团组织、互联网等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机制和理念整合和拓展专家资源。

 

专家资源是一种潜在的人力资本，政府和企业都必须通过适当途径和机制释放这种潜能，以为企业成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在开发专家资源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即如何缓和或者化解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矛盾冲突。1959年，英国的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的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说中就提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存在着两极文化，一极是人文知识分子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极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之间，很难沟通，有着很深的鸿沟，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有时甚至到了互相敌视和厌恶的地步，他们荒谬地歪曲对方的形象，在情感方面也很难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科技专家和人文社科专家集团之间的分裂和冲突是当今社会诸多危机的导火索，也是社会和谐与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这个社会除了开发科技专家以外，还要有更多途径开发人文、社会专家资源的价值。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建设科技专家和人文社科专家之间的沟通机制，这样社会才进入和谐发展的良好状态。国家和企业在利用专家资源时一定要重视科技专家和人文专家沟通机制的开发和完善。

 

专家资源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4点：一是引领社会，代表先进的文化方向，前瞻性预测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思想启蒙和社会引导的作用；二是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向社会提供独一无二的思想产品和发明成果，促进社会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和社会民众福利的改善；三是进行社会批判，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和最广大民众的利益，以其特有的专业知识和分析视角，敏锐地发现潜在的社会危机和问题，通过理性批判和社会良知的唤醒，提出改革现行计划和体制的预警机制和建设性意见；四是提供战略策划和管理咨询，各类专家聚合在一起就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宏观性和综合性研究，可提出有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事关国家治理和社会民生的顶层设计和战略策划。

 

要开发实现专家资源的这些作用，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来看，各个国家除了设立大学、科研院所和鼓励企业设立研发中心来聚集专家资源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实现专家资源价值的机制，我将之概括为十大机制：中国古代的“养士”制度，悬赏机制，专利或知识产权机制，科研奖励机制，政府动员或大科学的机制，脑库或智囊团（Think Tank）机制，专家跨行业流动机制，科学基金制，网络平台机制，学会、协会或研究会机制。

 

18～19世纪，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甚至个人曾广泛采用悬赏机制，以引导专家解决某些重大的科学问题或技术难题。1749年，法国第戎学院悬赏征文，议题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人类福祉。卢梭撰写《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应征而一举成名。至今，这种方式依然是开发民间专家资源，集聚开发专家资源价值和专家才智的有效方式。甚至在一些国家已逐渐演化为政府或机构的成果购买机制。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曾借助国防订单开发利用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技术专家资源，无意间促成了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产业革命。

 

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脑库或智囊团机制，源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总统胡佛设立大批咨询委员会，主要利用专家获得相关问题解决的资料和政策建议。二战以后，思想库在数量、规模和影响方面获得巨大的增长，成为政府或企业开发利用（社科）专家资源的重要机制。著名的如兰德公司、城市研究所、SRI国际研究所和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命名的基辛格协会等都以团队组织形式集聚专家资源，研究政府部门或企业提出的问题，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资料、评估计划的可行性，或者监督计划的实施。这种对社科专家资源价值进行开发利用的机制在目前中国还不是很顺畅，有待于加强和完善。

 

专家跨行业流动机制也是开发利用专家资源的重要形式。以美国为例，其官员、商界人士、智库学者互换角色是一种常态，他们有可能今天是教授、明天是财政部长、后天却可能成为企业的总裁。这种官员和学者之间职位轮换的比例很高。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离职后，除出任一家金融公司副总裁外，还担任几所大学教授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的职务等。专家跨行业流动这种专家资源价值开发机制具有多重意义：对政府来说，一批批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的学术精英充实到官员队伍中，会带来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思维；对大学来说，来自高层、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员和企业家开课讲学，带研究生，也可以用权威、鲜活的案例传授给学生实用的知识，大大缩短了教学与现实的距离，加速了创新人才的成长。美国汉密尔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在分析近期中国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部门正职的现象时指出：中国政治精英的多元化，直接关系到中国是否会形成一个更负责任、更有代表性、多元化的机构。现在海归派从政人数的比率很低，不利于中国多元社会的形成。总体而言，专家流动机制有助于促进知识资源共享和社会理念的沟通，形成社会共识和专家资源的合力效应，促成社会变革方案的有效设计、有价值的（真正的）社会理论创新成果创造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的改善。当然这种机制的使用当以学术自主性为前提，否则可能导致学术秩序的破坏，形成对政府和学术都具有不良影响的“利益共同体”。

 

非政府组织或社团组织机制，如学会、协会或研究会，作为一种专家资源价值开发机制首先体现在为专家资源的聚合、交流和集成提供载体和平台，也就是说把专家资源聚集起来。

 

协会、研究会，作为集聚了各行各业专家资源的社会团体，可以通过以下3个途径开发利用专家资源的价值，为实现创新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多作贡献。

 

首先，要定期和不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为专家之间的成果交流和社会联系提供平台。不同的专家对同一个问题感兴趣，但有不同的观点，相互交流和研讨可能使理论或者想法更成熟，并相互激励形成更多的创新思想和观点。不定期举办专家讲座，为专家的研究成果普及、推广创造条件。特别地，不同专业社团之间可以建立联盟关系和学术交流制度，合作举办一些跨学科、跨社团的学术研讨会，这不但可以扩充研究会的专家资源，也可以提高研究会的社会影响力。以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为例，目前的成员主要是高校里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教授和专家，如果能够广泛地吸收一些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企业家等参与学术活动，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研究，则可能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界面的诸多重大问题解决提出更深刻的研究思想和政策观点。当然，协会和研究会在这样的研讨中，不断发现专家、吸引专家、聚集专家，融合专家资源，壮大会员队伍，促进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的发展。

 

其次，要组织专题研讨。利用团体的相关资源，举行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综合性专题研讨活动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可以广泛吸收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和产业界的专家资源参与相关专题研讨活动，既能在问题研讨中网络和集聚专家资源，扩大团体的社会资本，同时又能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最后，大力开展社会咨询和服务。围绕社会发展需要、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现实需要，组织专家进行政策咨询、课题申报和专题研究活动。比如，响应中国科协等机构的号召，组织专家编写科普著作，利用北京市科协组织举办的“学术周”、“科普周”活动积极参与科学普及、公民科学素质教育等社会公益活动。

 

专家是社会团体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其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尊重专家、服务专家，通过开发专家资源价值服务社会，是社会团体赖以生存的根本。只有合理地根据现实情况，建立和发展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联盟关系，促进三者之间的对话、交流，才能使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在诸多科技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方面取得更多的话语权，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繁荣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科技管理系副主任、教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本报记者赵鹰根据作者日前在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的以“专家资源与学会发展”为主题的论坛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