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凯

 

要问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哪一所，我看还得是西南联大。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1943年12月林语堂准备到美国之前路经昆明，参观西南联大后很激动地作了一次讲演，他说：“联大的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这句话是说，联大生活特别艰苦是难以想象的，而联大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却是令人吃惊的。20多年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依色雷尔偶尔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看到了一本《联大八年》，他吃惊地发现战争年代，在中国西南角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居然办了这么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便提出疑问：为什么短短8年竟能培养出众多出色的人才？为研究这个问题，他多方搜集资料，访问了50多位联大教师、200多名联大同学；还不辞辛劳，远渡重洋，来大陆和台湾七八次，深入调查研究，终于花了10多年时间，完成了一部700多页的巨著《联大——在战争与革命中的一座中国大学》，这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曾对一位访问他的记者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善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了。”这些话想来不是虚夸，他也没有必要那么夸我们。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想一想，西南联大到底有什么绝招儿，能有那么多的人才在那里发挥自己的光热，从而培养了那么多高水平的学生。他们自己认为：“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校史》第69页）他们办学理念中最主要的是尊重学术自由，各种思想允许兼容并包。他们以学生为本，以学术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这4个“为本”，是炮弹也打不垮的原则。说学术自由好像有点越轨，试想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还能有学术吗？学术之所以可以称为学术，它必须是以自由发表意见为前提的，是以容许说不同意见为前提的。西南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教授会代表的选举一直没有中断。这有力地保证了教师和学生的思考和研究问题。最让人怀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深厚、亲挚的关系；师生如友，教学相长。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强调基础教育而不是实用性教育，十分重视基础课程而不是应用性课程，许多名教授担任基础课。必修课外，还有许多选修课，甚至一门相同的课，由一至二三位教师同时担任，允许“唱对台戏”。教授上课时很少照本宣读，主要讲自己的专长、研究心得。师生在课堂内外随意谈天，讨论问题，为学术观点争吵起来也无妨。

 

西南联大有自己的传统，早在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说过：“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叶公超先生曾写了一篇怀念文章，称梅先生为“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叶先生说：“他有一种无我的selfless的习惯，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他对朋友，尤其对于学生和他的学校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在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说大学不是靠大楼，而是靠大师，并不是说有了大楼就坏事，而是说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和办学的指导思想。我们如果太看重大楼而对教师不重视，是轻重倒置了。

 

看看我们现在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重视了教师的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重视了学生的实际能力培养？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把教学和科研放在了重要位置？我们的人才选拔和学历教育重视的是应试，背几条零碎常识就算有了学问，东拼西凑再搞一堆铅字就是学者，连自己都不相信这是在办教育；高校很多教授上那么多课，还要年年赶制“高水平”论文发表，不然就会威胁到待遇和职称，学术研究变成短平快的粗制滥造；天下文章一大抄，有的博导写书竟然也大段地抄别人的成果。这不仅是学者的耻辱，也是学术风气污浊的表现。这些短期行为持续下去，怎么能够出大师？

 

学校就是学校，是教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的地方，不应该只负责教给学生适应社会的把戏。我们决不能把学校的基础教育变成应用教育，把学术研究变成学术游戏。将学校推向市场也许是不得已，据说这样才能让大学生存。可学生的学习目的似乎就是看社会需要的“眼色”读书，有人还把这种教学理念解释成素质教育，不知道是真痴还是假呆。

 

我们先不必人人都说办一流大学，先想想我们现在敢说能够超越西南联大的高度吗？

 

(作者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