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劲松:科学是如何“编造”的
2007-10-25 06:36
本书的书名为“科学及其编造”,作者的用意在于通过科学成果的“编织”(fabricate的第一种意思)方式的考察,将科学与对科学的“捏造虚构”(fabricate的第二种意思)彻底区别开来。在我看来,本书真正想要做的不过是要坚持将科学的发现与辩护严格分开,从而将科学活动的社会性品格放逐到科学的外围,来坚持科学活动的内在性。
《科学及其编造》的前篇,就是查尔默斯著名的《科学究竟是什么?》。那是一本简明扼要的入门教科书,风行全球,甚便初学。记得20多年前,我还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一位乱读课外书的本科生时,那本书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在当年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它和赖辛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书对我心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不仅使我不情愿地对黑格尔极具诱惑力的辩证法体系产生了怀疑和困惑,而且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涯规划,使我最终走上了科学哲学专业研究的不归之路。
《科学及其编造》是“接着”《科学究竟是什么?》讲的,可以说是一本正面弘扬科学“主旋律”的著作。《科学究竟是什么?》主要致力于对科学哲学的标准观点进行批判,结果许多读者产生了误解,认为该书是在提倡一种否定科学客观性的怀疑论,是在提倡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科学及其编造》则旨在纠正流行很广的误读,试图表明,在坚持对标准观点批判的前提下,有可能对于科学作为客观知识作出一种有限的辩护。作者实际上想在传统科学哲学的保守观点和后现代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激进观点之间,探索某种折衷平衡的第三条道路。
作者艾伦·查尔默斯认为,包括波普尔、拉卡托斯在内的传统科学哲学,坚持的是一种他称之为“实证主义策略”,坚持科学研究遵循一种非历史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所谓非历史,是指科学中有效的方法论原则是不会随着科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而改变的。所谓普遍,是指所有科学学科中起作用的原则是一样的。这样的策略,作者认为,正如历史学派所揭示的那样,首先就无法接受科学史研究成果的检验,也与不同学科之间明显的区别相冲突。
对于实证主义策略的普遍性,作者的应对是将自己的论域收窄,放弃了逻辑经验主义早期的统一科学的宏大抱负,只谈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而将其他学科搁置不论。因此,即使作者本书的论点全都可以成立,我们也应当记住,它并没有证明它们适用于物理科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也不能以此观点评价物理科学之外其他学科的实践是否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坚持了科学及其方法的多元化,避免了科学沙文主义要求其他文化领域向科学看齐的霸道,体现了当代科学哲学中值得重视的一种倾向。
而对于实证主义策略的非历史性,作者的解决方案是,提出科学目标作为衡量和评价科学方法的元标准。他认为,如此一来可以既承认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偶然性,又不至于陷入科学方法的“无政府主义”。他将物理科学的目标界定为普遍知识的建立。在此目标下,随着科学实践活动的环节和环境的变化,科学研究的方法也不断随之变化,但一定要服务于追求普遍性的物理科学目标。作者引入目标来评价科学方法,显然是丰富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
然而,普遍性作为物理科学追求的目标的确立,仍然是可以讨论的。例如,现代科学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实践功用性,即对于改造世界的作用。作者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才能解释现代技术与中世纪技术的本质区别和在实践上的巨大影响。另外,对科学批评火力最猛的怀疑论者和相对主义者批判的靶子,主要是科学的普遍性而非科学的实践功用性。这样,作者坚持普遍性才更有针锋相对的意义。
但是,从科学实践哲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等角度看,作者的思考并没有涉及今天备受重视的科学知识的地方性问题。基本上,作者还是没有意识到科学知识的发现与辩护都是依赖于特定语境的,尤其是,往往强烈地依赖于实验室的人工环境。从这一角度来说,科学知识本质上与其他种类的知识一样都是地方性的。当然,这不是要抹杀科学知识的独特性。科学知识所呈现出来的普遍适用的特点,是因为特定科学知识从产生的场景向外扩展时,对于知识可以辩护和应用的环境提出了标准化的要求。表面上的普遍性实质上是知识扩散的标准化的结果。
在我看来,普遍性的目标是西方理论形态的科学从古希腊开始一贯追求的目标,而知识增长的目标则更多地体现了近代以来培根传统的科学精神,更多地体现了现代科学的实践的品格。这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现代科学的内在张力,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作者认识到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准则是历史的、地方性的,而非永恒的、普遍的,但是这种历史的、多元的立场并没有能够坚持到底,在科学目标这个层次上重新引入了非历史的原则。因此,虽然在普遍性这个方面比较克制,但是我们可以说在非历史性方面,作者实际上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一种高版本的实证主义策略。
作者认为,无论是实证主义策略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将科学的客观性建立在观察客观性的基础上都是弄错了地方。一方面,即使观察本身是客观的,它也无法给科学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因为,一旦所观察的数据或现象本身并没有准确反映出所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无论观察本身多么精确,都不足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可靠基础。例如,赫兹早年的实验室太小,无法避免无线电波由墙面反射回来造成的干涉,在此情形下无论多么准确地测量,结果一定不足以构成对无线电波认识的可靠基础。又比如,过去人们不知道天然存在的化学元素中都有比例不等的同位素,因此,无论如何精确地测量,都无法测出分子的精确质量。
实证主义策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把科学知识等同于科学家的信念,作者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重要的不是科学家个人对某个观点或假说持有什么样的信念,而是在特定情形下的研究机会。比如,韦伯等科学家虽然可能在引力波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和信念,但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和实验上都无法提供一种可以为科学共同体利用的新的发展机会,这样,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他们所相信的假说就不能发挥作用,就逐渐退出了科学的舞台。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科学理论的选择在根本上说是一个具有客观基础的过程。而不是像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仅仅是审美趣味的主观选择过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说的科学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科学基础的绝对可靠性。无论是实验技术的进步,还是相关理论的突破,都可能推翻观察结果本身或者其在研究中的相关性或适当性。因此科学知识既是客观的,又是可错的。
查尔默斯在本书中对实证主义策略的批判,延续了《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的论证和立场。而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批判则是本书独特的内容。他承认科学研究活动中必然要掺杂着非科学的旨趣,而且事实上目前强势利益集团对科学研发路线的干涉误导以及技术滥用非常严重,因此高度肯定对科学实践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甚至于认为关于科学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批判比认识论的研究更为重要。
作者给出的反对对称性的论证很有意思。以足球赛类比,他说如果前锋带球冲入禁区,面对无人防守的大门,劲射破门,他的行为显然只需以足球赛的规则即可解释,不必诉诸足球赛之外的社会因素。反之,如果这名球员停下来,拿出刀叉,试图食用这个足球,这显然就不能用足球规则来解释,而要诉诸球员的精神状态等因素了。这一类比很生动,也很有启发力。科学游戏自有其规则、目标,身处其中者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相应规范约束的;因此,脱离其固有的规范,纯粹自然主义地描述科学研究者的行为,对称地看待正确和错误的结果和行为,反而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这样看来,作者对于SSK的批评就失之肤浅了。作者所强调的科学内部与外部的界限,作为相对的、历史的界限,自然有其实用的价值。然而,要把这种界限神圣化、绝对化、固定化,并以此来拒绝探寻科学活动的存在论根源,就是要强行将科学研究活动从生活世界中连根拔起,使之成为神秘而不可理解的对象,成为科学研究的禁区,这显然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本书的书名为“科学及其编造”,作者的用意在于通过科学成果的“编织”(fabricate的第一种意思)方式的考察,将科学与对科学的“捏造虚构”(fabricate的第二种意思)彻底区别开来。在我看来,本书真正想要做的不过是要坚持将科学的发现与辩护严格分开,从而将科学活动的社会性品格放逐到科学的外围,来坚持科学活动的内在性。我认为,这个纲领是保守的,而且在本书中也没有得到很严格的辩护。
尽管如此,本书以作者一贯清晰明快的风格,在较为简短的篇幅中,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很有启发性的科学观,尤其是渗透了新实验主义和科学实践哲学的某些内容,应该说是一本有趣的科学哲学著作,值得阅读。
(本文为《科学及其编造》译后记,编者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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