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碧晖

 

6月12日，北京打来电话，著名理论家、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同志因病去世，我当即从广州飞到北京。6月21日在老龚遗体告别仪式上，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教授拉着我的手说，老龚在去世的前一天突然对她说：“护士讲张碧晖来了，怎么不让进？”孙教授说，你是老龚去世前最后叫的一个名字。我在悲恸之余，恨未在生前见他一面，但和老龚的交往却宛如电影画面一样，在我脑海里徐徐展开。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因主编内部刊物《自然辩证法学习通讯》，曾找老龚请教，他当时住北京沙滩，房子很小，且堆满了书籍，那次也使我认识了孙小礼教授。我还对老龚说，我在江西景德镇市委工作时，有位名叫朱志良的副市长，是位老红军，他曾经在老龚的父亲、老革命家龚饮冰手下工作过。老龚听了很兴奋，说朱志良曾经用他的名字从事地下工作。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首任理事长钱三强先生逝世后，老龚作为中国科学学的创始人之一，当选为理事长，我作为老理事，和他接触的机会也多了。他是全党公认的著名理论家，和他的交谈中，总能受到启发和教育。他平易近人，毫无官气。记得有一年，我们学会因为经济拮据，学术年会放在北京郊区的八一射击场召开，住宿条件很差，有人说和乡政府招待所一样，但老龚还是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完。

 

1990年，我因为在评教授时受到不公正待遇，于是请老龚对我的代表作《科学社会学》（人民出版社出版）进行评审。老龚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欣然答应。并在百忙中看了主要章节。在充分肯定这本专著时，也实事求是指出了不足之处。并亲笔在评审表上誊写，认为我已达到教授水平。我的这本书虽然出版已经20年了，至今仍然在一些大学作为研究生的教材。

 

2000年夏季，龚育之和孙小礼到南方出差时，我邀请他们夫妇到我工作的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休息。他们住在刚落成不久的青年旅馆里，这里青山绿水、景色宜人。老龚嘱咐我不要告诉省市宣传部门，并和教师一起在学校食堂用餐。他白天看书，晚上打打桥牌，其间也找中山大学几位教授座谈科学哲学等问题，过得很愉快，是很难忘的日子。2005年9月，我和前驻匈牙利大使馆文化处一秘符志良访问了匈牙利，有一位和列宁是朋友的历史学家的孙子，说他有陈独秀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件。回到北京后，我也听说老龚身体不好，就约符志良去看老龚。和孙老师联系后，我们来到老龚的家。我们先问了老龚的身体状况，然后提出了陈独秀信件的事。老龚不愧是权威的党史专家，他要孙老师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文献，很快找到了陈给托洛茨基的信，说明他早已掌握了这些情况。我还带了我在北京购买的老龚近作《党史研究札记 第二部》，请老龚签名。他签完名后还十分认真地盖上了印章。从签书名来看，我估计这或许是老龚的绝笔。

 

2005年冬天，我们学会举行换届选举和学术年会。我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理事长，受理事长方新教授之托，邀请学会老同志和几位名誉理事长莅临会议指导。我和老龚打电话，开始他表示愿意来参加。当时北京天气很冷，我说你再考虑一下。后来他说那就不来了，但要我给研究会带话，他说：“祝研究会学术研究有成，培养新人有成，办实事有成。”这是留给我们研究会的最后遗言，它将鼓舞我们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把我们的学会办好。

 

(2007年6月21日于北京望京康都佳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