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2日周立三学术思想研讨会实录
2007-01-18 08:59
来源：科学时报
周立三，或许你会说，这名字很陌生。
周立三的故事，来自于2006年12月12日，中科院地学部在北京组织的“周立三学术思想研讨会”。这天，既不是周立三的诞辰，也不是特殊纪念日。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院士这样评价周立三：“他是极少数在见面几次以后就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而且使我产生敬佩之情的科学家。”
陈述彭院士说：“洞察国情、民情，立德、立言，立功；关爱人才、英才，三顾、三省，三思。”
施雅风院士说他是“超地理学的帅才、科学工作者的楷模”。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他总是从大局着眼，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前瞻性思考国家未来发展需求，精心选择重大专题开展科学研究”。
1987年他领导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国情研究小组，开创系统性的中国国情研究。1989年国情研究小组指出“中国经济的资源掠夺式发展”，1992年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请你耐心听完他的故事，或许你会说，周立三，一个应该记住的名字！
他的名字与“国情研究”紧密相连
——周立三学术思想研讨会实录
1995年1月，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前排左三）等领导接见国情小组成员，左二位周立三。
周立三，地理学家、我国现代地理学和国情分析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10年生于浙江杭州，1933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1949年协助竺可桢筹建中科院地理研究所，1956年起担任新疆综合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历任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和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1979年起组织与主持《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研究与专著编写，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7年领衔承担国情研究，中科院国情研究小组陆续发表8份国情报告。
国情研究：预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个矛盾
时间追溯到1986年底，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对中国农村基本国情进行分析研究，并要求“开门见山，一语道破”。
“中科院有关部门找到学识渊博、善于综合和协作的周立三院士，问他是否愿意承担。周立三以敏锐的远见和超人智慧，预见这是地理科学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新领域，同时又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困难的工作。他欣然领衔承担，并立即组织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生态环境中心、系统科学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单位一批科研骨干和青年科技人员组成国情小组。周先生时年近80高龄，不顾个人身体状况，与课题组同志一起，深入调查、细致分析、同心协力、反复研究讨论，经过两年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周立三先生招收的第一届农业地理研究生、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吴楚材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1989年10月，中科院国情研究小组发表了第一份国情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周立三用“掠夺资源的经营方式”来形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概括出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存在“人口过多、素质过低与资源有限、相对紧缺”及“工业超前与农业滞后、发达城市与相对落后农村”两个基本矛盾，同小组成员一起首次提出中国现代化过程应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方式和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今天看来，中国发展的多重困境、现代化持久战和非传统发展模式这三大观点振聋发聩。
1986年起与周立三共事10年的胡鞍钢说，周立三“不仅要求我们做出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表达，还要做到‘雅俗共赏、一看就懂、便于记忆’的社会表达。对此我们这样认识中国国情：人口过多，底子过薄，教育文化科技水平低，资源相对紧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
《生存与发展》报告以“认清国情，分析危机，消除错觉，寻找对策”为宗旨，在大量无可辩驳的实证材料与数据基础上，熔观点与材料于一炉。“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连续两期发表该报告重要研究成果，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直接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索要报告全文。周立三带领我们先后向周光召院长等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杜润生等负责人作了研究课题汇报。而后邓小平同志也对报告给予很高评价，主张让全国人民了解国情。在北京电视台台长龙新民同志和原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邓楠同志领导下，我和王毅根据这个国情报告的主要成果执笔撰写了国情教育系列电视片文稿，在北京电视台和其他地方电视台播出。”胡鞍钢在文章《周立三：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中回忆了这个过程。
从1990年起，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和中科院院长基金特别支持项目都对国情研究课题给予长期支持和资助。时任院长的周光召对小组提出要“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这成为国情研究的宗旨。
1992、1994、1995年国情小组分别发表2、3、4号报告。第2号报告《开源与节约》针对人口过多与资源相对紧缺的矛盾，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与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相结合的战略思想。第3号报告《城市与乡村》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提出城乡协调发展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略。第4号报告《机遇与挑战》是对前面三个报告的总结和展望，对中国发展持“审慎的乐观”态度，提出包括稳定和渐进、持久战、适度高速发展、高度开放和科教兴国等五大基本战略及相关对策。
敢于直言：在掌握和尊重科学事实的基础上
“周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的组织者和主持人的作用，别人是无法替代的。除开拓新领域、组织协调、把握方向、严格把关外，其重要贡献还在于为1~4号国情报告确定了总思路和主要观点。他之所以能开辟国情分析研究，同他高度的爱国热情、敏锐的洞察能力、大无畏的气概以及善于提出科学问题的品质和素养是分不开的。他长期坚持任务带学科、地理学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原则，急国家之所急，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建设需要和问题，组织和承担国家或地方的重大科研项目。从新疆综合考察、全国综合农业区划到中国国情分析研究，都是明例。”吴楚材分析说。
胡鞍钢记得从事国情研究时，周先生曾反复强调：国情研究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前瞻性。“他倡导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联合研究，更关注提高研究质量和研究深度，他强调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因此研究成果不只是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力，最重要是对国家发展战略、对关系到十几亿人口的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既要进行历史性考察，又要作前瞻性长期预测分析；既进行国内可比性研究，又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分析，从而为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研究背景和战略决策知识。”
像国情分析这种跨学科研究项目，需要一个学识渊博、善于综合协调各方面关系的领头雁。“周先生作为农业地理学家，长期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除西藏外，几乎跑遍祖国各个角落，对我国的基本情况、基本特点和基本矛盾，尤其对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自信从实践中得到的科学结论是正确的，他既不轻易下结论或发表文章，也不轻易改变结论迎合权贵。”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研究员虞孝感1964年成为周立三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后来又作为助手与之接触较多，“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对他的学术思想有一定的了解”。
只有尊重科学、尊重科学事实的人才能坦诚直言，才敢提出切中要害的对策性建议。敢于直言，周立三给所有与他交往过的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周光召说：“周先生对国情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从与他的谈话中能清楚地感受到。而这些都是建立在中国地学工作者，包括他自己，对各地的广泛而深入调查的结果之上，论据非常充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上追求快速致富，有水要快流，不惜破坏资源环境，不顾后果。当时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是这样的看法。只有周先生明确提出：这是一种掠夺资源的经营方式。这是非常难得的。当时我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不久，见到我，他就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给我深刻的印象，使我迅速认识到国情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必须先行一步的基础科学研究。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国情研究成为中国科学院重点支持的一项工作，而且重点向社会推介，让各级领导和社会大众了解中国的实情。”
石玉林院士从1957年考察新疆就跟着周立三学习和工作，直到后来参加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与国情研究。石玉林回忆说：“《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编写工作始于1979年，农业区划工作也面临着对国情与农业形势的分析，为国家农业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我们的结论是我国的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农业结构不合理，基本上处于粗放型经营和恶性循环局面。这在当时是需要有勇气、有胆略的。尤其一位老资格的负责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掠夺性经营’的看法，我们感到了压力。在这关键时刻，周老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支持了正确的意见，并提出要变粗放型经营为集约型经营、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数十年的发展证明了1979年~1980年《中国综合农业区划》基本结论的正确性。这使我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对一个科学工作者多么重要。这对我教育很大，影响了我以后的工作。”
因工作关系对周立三印象深刻的中科院学部联合办公室孟辉说：“在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当头，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敏锐的洞察力和大无畏的气概，不顾及偏见和压力，率领国情小组向全中国发出了适时的提示与忠告，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表率！真正的科学家，不仅能够看到问题，更主要是在现实中针对重大问题身先士卒进行认真、翔实、慎重的调查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其真知灼见既现实又超前，更为历史所验证。”
1983年，周立三发表了有开创意义的论文《太湖地区经济面临人口、土地和粮食三大问题的挑战及其对策》，对当时发达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出现的人口、土地、环境和粮食安全等问题表示了担心。尤其1984年取得农业大丰收后，全国上下盲目乐观，致使以后几年忽视粮食生产，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周立三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和在报刊发表文章，疾呼重视人口、土地和粮食问题。
周立三说：“地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综合集成！”如果说国情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超越地理学的研究、集大成的研究，那周立三早期的新疆考察实践和农业区划研究就是其国情研究的坚实基础。
新疆考察：全面梳理新疆开发计划
解放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制定规划迫切要求进行地理学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周立三深感这种需要，积极参与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新疆综合考察队，先后任副队长、队长，带领200多名考察队员，1956年~1960年连续五年踏遍天山南北90%以上的县市，对新疆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着重于农林牧业和水利)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考察成果堪称新疆科技史上的丰碑，多年来一直是新疆编制经济发展规划和宏观指导生产的重要科学依据。
1958年，周立三接替李连捷教授为中科院新疆综合考察队队长，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明确考察队要面向新疆的经济建设，针对新疆资源开发与农业生产中存在问题安排考察内容的。每年考察结束后，都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领导和生产部门汇报工作成果，提出对生产发展的建议。1960年底，周立三领导并动员新疆队全体队员，围绕总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农业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这个主题，开展大总结，为自治区提出系统的科学资料和系列资源开发、农业发展与区域布局的建议，得到自治区党政领导的高度评价。1985年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同志肯定了当时考察队的工作，指出考察队所提出的观点与科学资料仍然在起作用。
石玉林回忆说，周立三在抓资源开发、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非常重视科学的总结和理论的提高。“他组织全队编写出了新疆地貌、气候及其和农业关系、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及其利用、农业、畜牧业、动物、新疆南部的鸟兽、新疆昆虫考察报告等11部著作，这是建国后有关新疆干旱荒漠区研究的第一套系统科学著作，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有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重大问题，总结出许多规律，为新疆的资源开发和生产规划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多年来一直被业务部门作为编制计划的重要根据，受到中央和新疆领导部门的好评。全部考察成果，包括一系列的学科性专著，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在周先生的领导下，新疆综合考察队可以说是生产与科学双丰收。”
上世纪80年代，中央指出新疆和整个大西北新世纪要成为我国重要的建设基地，中科院再次组织力量研究新疆的资源开发。1984年，周立三已74岁高龄，为及时对新疆发展提出建议，他又组织少数科学家做短期调查，并主编完成《关于新疆农业发展的若干建议》。《建议》指出：新疆农业的发展，要重视山地与平原的统一性；生产建设必须重视生态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后果；调整经济结构必须重视解决农牧、林牧、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矛盾；要提高农牧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必须大力提高质量。《建议》还就新疆的合理用水、挖掘耕地生产潜力、防治沙漠化、改良利用盐碱土、挖掘畜牧业的潜力与合理利用天然草场、保护与营造森林、重视粮食生产的小区平衡以及建设棉花基地等问题作了专题分析。
农业区划研究：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上世纪60年代，周立三刚结束新疆的考察，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农业区划的研究和实践。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地区差异悬殊，但长期以来不能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农业生产，普遍存在着“一刀切”的指挥方法。周立三认为，农业的地区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农业区有大小不同等级的地域系统，农业区划就是依据客观的农业地域、分布规律，从发展生产出发，按地区生产条件与生产特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科学分区划片，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并阐明各区的发展方向与增产途径，为规划和领导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这就有助于增强主动性、减少盲目性。
周立三把农业区划的研究作为农业地理结合生产实践的首要问题。上世纪50年代他就在新疆综考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省区农业区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步完成新疆农业区划。60年代初，针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所受到的严重挫折，周立三和许多科学家联名向国家建议开展农业区划的研究，得到周总理的重视，农业区划被列为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的第一项任务。农业区划从东莞试点开始，逐步推广到各省市自治区。他担任了江苏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组织许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生产部门进行了系统的省级农业区划调查，较短时期内就得出一批成果，为调整全国农业生产布局奠定了基础。陈述彭院士回忆说：“周先生曾组织我们专程去东莞参观学习，然后动员地理研究所地图室的青年同志奋战四十天，在北京科学会堂举办了全国农业区划和十大农田样板地图的展览，同时制订农业区划的全国事业规划，上报中央批准，落实到各省市自治区，大多数地县都设置了农业区划办公室。使农业区划不只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是突破了学院式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科学运动。”遗憾的是十年动乱中断了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如何改善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使农业生态环境好转，如何发挥地区优势，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这都是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农业区划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1979年，周立三应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的要求，参加并主持了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中国综合农业区划》报告被中央许多部门广泛应用，在调整全国农业结构和布局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85年，报告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周立三非常重视实地调查、典型引路。“周先生教导我们，科学研究要亲自做调查，要有第一手材料，中国这么大，全面调查不可能，但必须做典型调查，手中有典型，才能说服人。周先生一有机会就下去做调查，到基层到群众中访问，吸取他们的经验，从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也向一线科学工作者做调查，细致地了解具体情况，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石玉林还有亲身体会：“1979年夏天，我们《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编写组正集中讨论的时候，何康去黑龙江三江平原视察，刚好我当时负责‘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涉及到宜农荒地开发问题，尽管那时编写工作十分紧张，但周先生还是让我随团去黑龙江调查，调查结果向周老汇报，周先生十分高兴地说：调查和没调查就是不一样，调查就有新看法、新观点。”
周立三一直坚持地理学应服务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不仅要注意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更要注意服务于生产实践，希望生产工作者掌握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理论。
鼓励青年才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周立三生前接受采访时，从自己切身的经历深感地理学要为四化建设服务，就必须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国情研究是集体劳动的结晶，特别是年轻人，不能归功于我个人。”
“但这些工作包括国情研究的成果，周老的贡献最大，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石玉林说，在荣誉面前，周立三只强调集体。
“与周老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周老很民主，在学术上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这正好对应周老常说的兼收并蓄、博采群长，他真的做到了言行一致。他课题组的同志，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心情总是很轻松愉快，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周老也总是耐心听取，采纳其中好的部分。因此，周老领导的课题组总有新看法、新观点，他最不喜欢没有新鲜内容的空谈。”
在培养青年一代上，周立三身教重于言教，工作中常常废寝忘食，有时通宵达旦。虞孝感回忆说：“一次我陪他去农业部汇报工作，晚上同住农业部招待所一简陋的房间，加班到半夜12点多，他说你年轻要多睡点，你先睡吧，我再干一会儿。等我一觉醒来，已经5点多，周先生还在工作。当时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周立三对下一代寄予很大的希望，鼓励青年人要勇于赶超，“青出于蓝胜于蓝”。“周老非常器重年轻人，满腔热忱地支持年轻人，他领导的课题经常让有思路、有观点的人主笔，其中突出的例子是第一份报告《生存与发展》的编写。起初我们对国情研究没有经验，周老带着我们反复讨论、摸索经验，当时以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生身份参加国情小组的胡鞍钢，思想活跃，周老就把《生存与发展》的主笔交付于他。《生存与发展》这个命题是周老起的，发表以后社会反响很大。”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杨桂山说，凡受到周立三指教的学生和科技人员都对周先生终生难忘。“他把多次出国访问、进修的机会让给年轻人，说年轻人精力充沛，可以多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我所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科学研究也因此有了很大发展。为了给年轻人多些锻炼机会，他邀几个年轻人参加《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的编写，但他从拟订编写提纲、补充资料到成稿，都逐字逐句修改、定稿。实际上，周老在培养年轻人方面所花的精力远远超过他亲自动笔。有时为一份新资料，周老不惜跑三楼、四楼亲自送到年轻人手中，感人之深难以言表。”通过新疆考察、中国农业区划和国情研究，周立三培养出一代代科研骨干——石玉林、虞孝感、佘之祥等。
周立三的国情研究小组中有很多年轻人，比如王毅、胡鞍钢等。王毅说，周立三先生在咨询研究中十分重视老中青三代结合，充分利用老科学家的经验、中年科技骨干的能力和青年学者的闯劲。周光召在研讨会上号召年轻人都成为“周立三式”的科学家。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研究员虞孝感说：“周先生团结同志，善于与不同专业的科研人员合作，吸收他人意见。综合考察、农业区划、国情分析研究都是大兵团合作，他能驾驭各种不同意见，吸取精华，综合形成真知灼见和科学结论。周先生的高瞻远瞩和综合能力是学术界出名的，也是他成为战略科学家的重要因素。”
生活：知足常乐、淡泊名利
对于自己，周立三严于要求，“在生活上要知足常乐，在业务上要以不知足为常乐”，这句箴言印在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编写的《周立三院士纪念文集》封底。
石玉林受周立三委托负责执笔第二号国情报告，“一年夏天我们到南京汇报，80高龄的周老每天必到宾馆和我们讨论。整整一星期，上午讨论，下午让我们看材料，思考问题、修改稿子。在最后几年病魔缠身的日子里，他仍然关心国情研究的进展，在病榻上、轮椅上听取课题的汇报；在语言严重障碍情况下，他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说。南京冬天很冷，他穿很厚的棉袄，盖着厚被听我们汇报。”正如胡鞍钢形容周立三的可贵之处——“人老却心系国家，病多却心系人民”，孜孜不倦地研究，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图名利，不图回报。
1997年周立三获得何梁何利奖，刚接到获奖通知，就立即表示要把奖金捐给所里。他说，“先公后私，所里拿大头，我拿小头，我把10万港元献给所里设立奖励基金，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研人员。”石玉林动情地回忆起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周老一生艰苦朴素、淡泊名利，但对下面的同志很体谅。他的稿费和奖金全部交给会计，年轻人出差、外面来客，有什么必要的开支就从这里报，能不用公款就尽量不用。”为了节省经费，周立三到北京开会常常坐公共汽车住到女儿家，王毅说自己和胡鞍钢送周先生去公交车站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周立三生前和逝世后，一共向所图书馆捐书1865册。周立三坚持去世后不要墓地，将骨灰撒入长江。
在祝贺周立三从事科学活动半个世纪的时候，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送给他一幅字：五十寒暑有晴阴，开发资源费心神，大半生涯遍南北，赤诚之心为人民。这是周立三科学人生的最好写照。
周立三和国情研究：到底留给我们什么
周立三和他领导的国情研究到底留给我们什么？
“周立三先生已经过世多年，对他最好的怀念和纪念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十几年前他所倡导的国情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国情研究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议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周立三作为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毕生都在提供公共知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公共知识不仅产生极大的正外部性，而且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还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但是我们既无法度量它，也无法计算它。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加尊重他、敬佩他，像他那样燃烧自己、照亮社会。这就是科学事业的本质，这就是科学家的本质。”胡鞍钢说。
科研人员应前瞻性思考国家未来发展需求，精心选择重大战略性课题，成为国家“战略决策思想库”。“我记得，每当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报告发表之后，我们小组内部讨论时，他最反对人云亦云，最反对炒冷饭，总是鼓励我们要大胆创新、善于创新；他最反对自我封闭，总提倡要突破前人、突破自己；他最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学术脱离社会，总是提倡要将国情研究成果转化为战略决策和社会效益。正是基于几十年对中国农业资源和地理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他晚年开创了国情研究这个新领域，并做出了开拓性研究成果，为制定中国基本国策作出重要可贵的贡献。”胡鞍钢说：“周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战略科学家，总是从大局着眼，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前瞻性思考国家未来发展需求，精心选择重大专题开展科学研究。现在回过头看，8份国情报告是中科院扮演国家‘战略决策思想库’的最早研究成果之一，它不同于给国家领导人写信等科学家的个人行为，而是综合中科院和其他科技界长期以来积累的自然资源考察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历年中国经济统计资料，通过建立各种分析模型，进行大量定量分析。研究报告还征求各方面专家意见，经过10次修改而成。”
周光召说：“今天召开周立三学术思想研讨会，就是要把他的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传承下去。科研人员空谈爱国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脚踏实地地做科研，做出有真知灼见、有预见性的、有前瞻性的成果，能够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周先生具有非常超前的眼光，提出中国发展将要面对的问题，这是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实际上，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沉痛的教训。光有惨痛的教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看来，东部发生的惨痛教训，西部又在重演。关键是没有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两方面要结合起来，从上到下，才能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科学家还要继续做工作，考察、分析，再提出问题解决方法，总结，使问题彻底解决。我们希望，中国不要像一些国家那样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而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
尽快为中国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找一个出路——这是科学家的责任。中科院地学部主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院士表示：“一个院士如果不站在国家的肩膀上考虑问题，是对不起国家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从国外坐飞机回来，如果天暗下来了，这就是告诉你，到北京了。有一次我碰见南方某发达省份的领导，谈及此事，他好奇地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他，凭你GDP这么高就知道你污染严重。我们3年用的20亿吨标准煤都到哪儿去了？不都是到水里、土里和空气里去了，物质不灭定律！院士群体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周立三先生不幸言中了这些现实。”
1995年末周老参加最后一次科学参考时与赵其国、吴传钧先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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