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新红

 

采访：科学时报记者 温新红

 

受访：天津大学校长 龚克

 

龚克 1986年12月获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电工电子系通讯与电波传播专业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电子系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清华大学科技处处长、信息学院院长、副校长。2006年7月任天津大学校长。

●把教学放在大学的优先位置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因为培养人才是它的根本任务，是大学的社会分工属性；其次因为大学处在人才成长整个阶段的特殊位置，要系统地通过教学活动传授知识和训练能力。

 

●对大学来说，人才培养是根本。在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学是基础性的，具有优先地位。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3项职能配合好来完成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

 

●大学与企业科研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基础学科，这才是面向未来。

 

●对于大学来说，要重视原创，这是大学的使命，国家育人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当前企业研发尚不够发达，大学还需承担产学研的合作，来支撑企业创新的工作。

 

●要重视大学的科研，重视大学科研的育人作用。这绝不仅是增加学校的科研收入的问题，而是通过科研来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

 

●我坚决反对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把大学放在边缘的地位，这将是可怕的战略失误。 

 

 

 

 

龚克：天大素有“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我刚来时不理解这个“双严”，从字面上看，前者应该包括后者。但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修改过呢？我后来体悟到，这就是天大——“严上加严”的追求。这里表达的不仅是管理上的追求，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追求。我看到这种文化传承，在天大非常突出。

 

 

龚克：从其发展意义上讲，是在2006年12月召开的天津大学第六次教学工作会议。我作了开幕发言，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教学的优先地位，即定位问题；二是关于教学优先地位的落实，即保障问题。

 

整个会议探讨了作为中国最老的一所学校，也是国家长期重点支持的研究型大学，应该把教学问题放在什么位置上。应该如何处理教学、科研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如何真正落实人才培养这个大学的根本任务。最后得到共识：“大学工作，教学优先；教学工作，质量第一。”

 

会议试图以明确培养人才是根本任务，落实教学工作优先地位，促进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培养创新人才，作为我在天大工作的“开篇”。我们这个会的主题是“质量和创新”，就是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如何认识和提高教学质量。这可以算我到天大以后为学校发展做的第一件事情。

 

 

龚克：是的。不搞科研肯定不行，科研是创新实践。比如不吃苹果就不知道其中的味道，不论如何描述它的味道，也不如亲口尝一尝，所以只靠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不能因强调科研的重要性而忽视教学。

 

本来把教学放在大学的优先位置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因为培养人才是它的根本任务，是大学的社会分工属性；其次因为大学处在人才成长整个阶段的特殊位置，要系统地通过教学活动传授知识和训练能力。任何一所好的大学——无论它是怎么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在对它的教职员工，在它的使命的描述上，都会把培养人放在核心位置。国内外最好的研究型大学都不能放弃课堂教学这一手段，这是规律使然。

 

 

龚克：我个人不赞成将人才培养与科研、社会服务并提。人才培养是根本，教学、科研和服务是围绕这个根本的3种职能。

 

如前面所说，人才培养需要由专门的部门按照相应的规律，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实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教育就根本不必要作为独立的部类，大学也不会作为单独的部门，所以我认为对大学来说，人才培养是根本。在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学是基础性的，具有优先地位。

 

大学为什么要作科学研究？因为需要科学研究作为育人平台，在实践、研究中锻炼人才。

 

洪堡精神及经验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高教实践成功育人之道，而且培养人才要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在服务当中学习和了解社会。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3项职能配合好来完成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

 

 

龚克：教学。我在清华教学讨论会时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是讨论“以教为主还是以学为主”，我的观点是，人之初，教为主，比如“胎教”不能视为“胎学”。人成熟之后，自立于社会，则是以学为主。从教到学有一个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过程，这个转换发生在大学阶段，优秀的大学一定要将这个转换做好。因此，大学应该非常重视教学工作，把教学放在优先地位，打好学生们一辈子知识能力的基础。我基于这样一个理念，作为大学校长，强调要把教学工作放在优先的位置。而这个“教”乃是为了“不教”，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龚克：困难很多，教学质量提高涉及学科结构调整、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思想教育等，需要资源配置上的整合，人、财、物上的保证以及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举个例子，关于教授上讲台制度的落实，现在的问题关键不在于他上不上讲台，而是他有多少精力用在课堂上。如果上了讲台但心不在焉的话，这就容易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和教学的一些其他问题。尽管教学质量不能简单从谁在讲课来评价（讲师未必讲得不好），恐怕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使教师尽心于提高教学质量。当然，我是赞成教授上讲台的，我认为这是将优势人力资源配置到教学工作中。因为从群体来看，教授的学术造诣比较高，经验更丰富，见识更宽广。要落实教学工作的优先地位，就应该把最优质的资源配置到教学第一线，首先是人力资源。

 

 

龚克：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希望用很短的时间从一穷二白状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把综合性大学拆成专业院校，显然做得过分了，但恐怕不能说全错，那时候有那时的要求。

 

改革初期我们把外语交流放在特别突出的地位，当成一种能力来培养，那时急需外语人才，所以很重视外语。否则改革开放就是一句空话，谁来落实？谁来交流？

 

今天有今天的要求和新时期的人才观，我认为这是现在最要关注的。从当前形势出发，提高教学质量要提出一个新的质量观。21世纪，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面对这些新的形势和要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是什么？质量要素中更应该突出什么？这是一个急需回答又是迄今还没有很好地回答的问题。

 

 

龚克：质量就是素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抓教学质量，我看就是要抓学生的全面素质，不能把质量只看成文化知识，那样会犯另一个错误。

 

有人将知识、能力、素质三者并重，我以为不然。假如知识和能力都在素质之外，那么素质变成什么了？素质就只是吹拉弹唱、跑、跳？德智体美是素质的各个要素，知识是素质中的一个要素，而且是很重要的要素，正所谓“饱读诗书气自华”，没有知识的人肯定不是高素质的人。只有知识，尚不足以解决问题，只会空谈做不成事情，没有能力的不是素质高的人。另外，体魄健康，心理成熟、乐观向上，这也是素质。

 

我认为素质是综合的，是品德、知识、能力、作风等各方面的综合，其中，志向特别重要，胸无大志，只能是庸才。

 

 

 

龚克：我感到责任很重。校长要对学校的历史负责，天大历史地位特殊，它的发展也要对中国整个高等教育历史负责。最早的大学应是一个国家的骄傲。作为天津大学的校长，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压力很大。

 

 

龚克：我对天大的了解很有限，还没有资格谈天大历史。我感到，天大110多年的历史，有很多很好的传统。1914年前后，当时的校长赵天麟总结学校20年办学经验，以“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校歌里说“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崇实务实不是搞雕虫小技，要从科学的根本原理出发，来解决实际问题，“从实际来到实际中去”可以说是天大很重要的传统。

 

对教学的重视也是天大很突出的优良传统。前面提到的教学工作会议，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刚结束，学校就从战略上研讨教学工作发展问题，对教学质量的提高作出部署，每4年召开一次，中心都是教学质量。比如在学校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关键时刻，学校在第二次教学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教学的基础作用，提出成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时，“本科教育更为重要”。

 

 

龚克：天大在人才培养上很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这种从实践来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去提高、去追求规律，加上“双严”，这就是天大在“实事求是”校训指引下形成的校风，它使得天大的许多学科在国内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天大的化工专业在国内学科同类中列第一，比如王静康院士领导研发的结晶技术，在实验室里做完后直接做20万倍的放大，可以直接运用到工业中；还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水立方”、“鸟巢”等奥运场馆中方的主要设计者、负责人都是天大毕业的。总之，天大人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强。这是我在工作中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以后怎么把这个做得更好？我想应该在“求”字上下工夫，天大的校训“实事求是”中“求”是动词，“求”就是求规律求真理，在这个过程中，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学科的结构，在面临复杂、深入的问题时，学科过细地分割显然不利于“求”是；又比如教学和科研，如果不很好地结合也不利于“求”是。

 

 

龚克：天大这几年虽然有很多成果，但和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相比，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包括：学科结构的改革，我指的不仅是建新学科，更是希望在结构上变割裂为集成；在人才队伍的发展战略上，还要下大功夫，今年要开一个全校性的会，研究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天大应用性开发很好，但原创性方面还要加强。要树立大学科研追求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观点，因为我们是为未来培养骨干人才。“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给我的母校——北京景山学校的，我认为是对整个教育的要求。我们解决实际问题要站得更高一点、更深一点，放得更远一点、更前瞻一点，这就是大学与企业科研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基础学科，这才是面向未来。

 

原创性的创新还要审时度势，从科学技术的前沿来看，哪些地方最容易出现突破性的成果，看从哪里下手可更好地适应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以及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龚克：一定要的，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过，需要解决引进和培养的关系，解决靠什么引进人才的问题。我的想法是应该把学生放在更重要的考虑方面，“师”为“生”而存在，是因为要培养学生才需要教师。在资源配置上要以育人为本，怎么把学生的成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育人才是根本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资源的开发、拓展，另一方面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说到师资发展，天大有个优秀传统就是重视“师德”建设，这是要坚持和发扬的，我们要以师德之优创天大之优。

 

 

 

龚克：我认为天大的科研要围绕育人根本任务、实现两个聚焦，一是向国家的重大的战略性需求聚焦，特别是能源、环境，另一个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聚焦，并且要力求做到这两个焦点的重合，即面对非常实际的发展问题，到科学前沿问题中去找答案。不过，这是极难的事，好说不好做，我们正在努力。这也是贯彻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要求。

 

 

龚克：解决基础性和应用性矛盾，解决传统与新兴的关系，是科研当中不断遇到的，要根据实际问题本身的环境、条件去作取舍。更主要的是，现在由于我们的工业没有占据世界领先的地位，不像美国的工业前沿可能就是科技前沿，例如网络技术引领发展的几家公司就在美国，它提出的需要就是前沿。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这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困难。这就是专家学者为什么要争论引进还是创新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的理解是，把创新作为发展基点，“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是因为我们面临世界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作为基础。对于大学来说，要重视原创，这是大学的使命，国家育人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当前企业研发尚不够发达，大学还需承担产学研的合作，来支撑企业创新的工作。即使将来企业研究能力强了，也还是要产学研结合，这是一种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天大过去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今后我们要做得更好，尤其是要抓住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的机遇，跃上新的台阶。

 

龚克：对学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科研实践，创新人才是培养不了的。已有的知识可以向书本学，创新知识只能靠实践。我一直呼吁要重视大学的科研，尤其是重视大学科研的育人作用。这绝不仅是增加学校的科研收入的问题，而是通过科研来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具体说来，将高水平的科研、国家重大项目放到大学里，才能使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理解了什么是国家需求，什么是科学前沿，什么是协作攻关，这些都不是从书本中能得到的，必须通过实践去体验。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中大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体系是它们科技和教育双发达的重要原因。

 

我坚决反对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把大学放在边缘的地位，这将是可怕的战略失误。这个损失不是高校少拿些经费的问题，而是在于成百万人才培养的失误，弄不好要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应该特别看重。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科”与“教”如果不结合，怎么能“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