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晓东

 

 

卡尔·杰拉西是一位获得过多项荣誉的著名科学家，被誉为“人工避孕药之父”。退休后，他开始转向文学创作，也许很多中国读者对他的熟悉与了解就是从他的畅销书《诺贝尔的囚徒》以及他的自传《避孕药的是是非非——杰拉西自传》开始的。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最新翻译引进的《NO》是杰拉西科学系列小说中的最后一本。氧化氮（NO）正在被广泛地应用于当代生物医学，杰拉西以此为背景，创作了科学题材小说《NO》。小说讲述了美籍印度裔女科学家蕾娜在开发NO在男性性功能治疗的实际应用中，经历了社会和家庭的冲突，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事业和人格升华的过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中国英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史志康在《NO》的“译文序”中指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写的一本不寻常的小说。”史志康称杰拉西为“两栖名人”，他认为，卡尔·杰拉西首先是一个科学家，当口服避孕药在1973年被发明之后，杰拉西就预料到那小药丸将产生大影响：从通过性来繁衍后代的社会生物学角度来看，那小药丸在男人身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女人，它将导致“男人女性化”现象的出现，其涵义是出现倾斜于妇女的法律、社会价值的“社会女性化”。由此也可以看出，杰拉西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意识的科学家。

 

史志康说，写作过程通常也是认识自己的一种过程。科学家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分析事物非常细腻，但杰拉西在写作中认识到，作家在分析社会时很少考虑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他从事写作后发现，由于大多数公众不一定从事科学工作，对科学不一定友好，或者没有兴趣，因此，他认为有责任让公众了解更多的科学内容。于是，杰拉西把小说作为一种载体，把严肃准确的科学思想、概念和科学家的行为慢慢渗透到公众的头脑里，用小说来表达自己对科学家、科学界的思考，让世界更了解科学家作为社会人的一面。

 

杰拉西在《NO》的前言中表示：“与科幻小说截然不同，科学题材小说是一种相当少见的文学体裁，它以真实，至少是貌似真实的学科为基础。我除了把时间往前挪动了一点(为了符合故事情节)，该书对新发现的这种NO的主要生物特性没有作任何杜撰。”

 

杰拉西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创作小说，其大部分作品属于“科学小说”。他认为科学是在一种关系紧密的文化中进行，其成员通常不愿意泄露他们“部落”的秘密。因此，他称自己为“部落人”。杰拉西说：“我把我的小说样式称为‘科学小说’(science-in-fiction),以区别于‘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我在创作中要求自己有一定程度的准确性和貌似真实性，以给予我的故事叙述的虚构性很高比例的真实性。”

 

 

杰拉西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科学小说，并指出这是一种相当少见的文学体裁。而在国内，则有一个人对科学小说进行了几十年的不懈研究与追求，这个人就是四川绵阳的汪志。

 

1962年，仅有17岁的汪志在当时的“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就萌生了以科学技术抵御灾害的想法，而通过科学小说来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就成为了他的理想。1966年，他写下了《科学小说的时代精神——看科教电影的启示》，正式提出科学小说的概念。1981年，汪志创作了《科学小说浅谈》，系统地讲述他对科学小说的认识。如今，他以自己倡议、组织成立的绵阳市科学小说研究会为基地，并建立了“科学小说网”，继续宣传自己的文学理想。

 

汪志在《论科学小说》中将科学小说定义为：在科普创作的学习和写作过程中，我把这样一种小说形式——就是根据主题的需要将有关的科学知识（它是目前实实在在的科学原理与学问，而不是幻想，当然有科学根据的推测和科学设想包括在内）也恰如其分地描述出来，既深入了主题，又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称之为科学小说。它是小说，就符合小说的一切要素，又称“科学”，就有科学的依据。它和科学幻想小说、推理小说、侦探小说、哲理小说等等一样，同属于小说的一种体裁形式。

 

科幻作家、科幻理论研究者郑军在文章《浅论科学小说（影视）》中说：“以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汪志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提出‘科学小说’概念的人。国外虽然有更为发达的创作实践，但还没有人用一个名称把它们统一起来。它们分别被惯以‘高科技惊险小说’、‘高科技犯罪小说’、‘医学恐怖小说’等名称。”

 

我国著名科幻与科普作家叶永烈也认为，科学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介绍说，在20世纪初，科幻小说被翻译成中文时就称之为科学小说，包括鲁迅、梁启超等人都把凡尔纳的小说称为科学小说。随着后来受前苏联的影响，因为俄文中的科幻小说是带有“幻想”这个词的，所以解放后国内都将这类小说改称为科学幻想小说。叶永烈认为，科学幻想小说这个名词比较准确，这6个字中包含了3个因素，就是说要成为科幻小说必须具备三因素，第一必须是科学的，第二必须是幻想的，第三必须是小说。因此，从现在来看，科学幻想小说和科学小说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幻想”这个要素。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科幻作家吴岩则认为，科学小说应当算是科幻小说的一个支流，因为科幻小说在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就曾经被称为科学小说。但事实逐渐证明，在小说中大量讲述的科学知识并不是读者真正喜爱看的内容，而类似于雪莱夫人创作的《弗来肯斯坦》那种给世界带来变化影响的作品则更加受到读者的喜爱。因此，在这个长河里科幻小说就成为了和科学相关的文学写作中的主流。吴岩指出，不论是科幻小说还是科学小说，首先应当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但如果作者故意想要放很多认知的东西在作品中，对普通读者来说很可能是一个“苦难”。而大多数科学小说的作者在作品的选材、提炼以及情节起伏的设置上都可能有所欠缺，这就会直接导致作品的张力不足，从而使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

 

 

无论科学小说的定义如何，国外文学作品中的科学元素较之国内作品而言都更加丰富。例如2006年初丹·布朗的《骗局》中译本出版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兵认为，这部富含科学元素的小说甚至可以当做一部科普作品来读。此外，近年来翻译引进的美国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普来斯顿的《高危地带》、《眼镜蛇事件》以及医学惊悚小说之王罗宾·库克的《盲点》、《基因突变》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科学烙印，与之相比，我们国内的文学作品中却鲜有科学内容出现。

 

叶永烈表示，科学小说在国内可能没有科幻小说发展得那么迅速，但他认为科学小说是建立在现实科学基础上的一种小说，也是很值得提倡的。科学小说的作家必须具备科学的功底与文学的修养，但现在国内的一些科学小说还没有具备刻画人物性格等小说的要素，因此，还仅局限在科学故事的层面。

 

在谈到中国的科学小说为何一直没有形成大气候的原因时，汪志认为：首先，科学小说的理论还不够成熟，在受众心理、出版市场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与探讨；其次，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部分作者没有把普及科学知识作为己任，而是走上了猎奇、媚俗之路；第三，最重要的是科学小说需要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趣味性，这就对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同时具备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素质。汪志指出，科学小说的创作必须深入生活，不仅要深入社会生活，还要深入科学工作者的科研生活，将高新技术和科学家的喜怒哀乐结合在一起，并用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反映出来，而这个工作的难度也绝不亚于科研工作本身。

 

科普作家张田勘则认为，国内文学作品中缺乏科学元素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几千年来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更多地从人文哲学、社会关系来看待整个社会的文明，因此很难引进科学的元素。自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中断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没有看到现代科学的原动力，也没有体会到科学对工业革命的促进，也就导致现代科学技术这种元素没有在中国产生。而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我们的文学作品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想象力层面，例如《西游记》就将这种想象发挥到了极致。而在《三国演义》中虽然也有像木牛流马这种自身技术的发展，但却没有吸取现代实验技术的动力。

 

此外，张田勘还感觉到，国内的媒体或出版社似乎也对科学的求实求真与文学创作的想象、艺术描写结合起来的作品缺乏欣赏。在开普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张田勘看到大学的教授们都有喝下午茶的传统，每到下午3点半时，大家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通过这种放松和交流的机会获取灵感。张田勘表示，其实中国的文学创作也不乏这样的传统，例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从聊天中获取的素材与灵感，但没有和科学的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他认为，我们国家无论从媒体或社会生活都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和做法，如果想将科学技术提高一个台阶、公众科学素养提高一步，就应该向国外学习，这也是必需的一个途径。

 

史志康则表示，国内的科学家可能很少有写小说的，他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缺少文理兼容的作家。中国的教授很少是小说家，最顶尖的职业小说家也很少有教授，这可能与我们的教育体制相关。几年前，史志康曾与哈佛大学的校长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国外可能更加重视通识教育，例如学习理科的学生也要去研读《荷马史诗》，这对于增加他们的文学修养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国内目前的教育还很难达到这种程度，因此，我们也很难产生出这种文理兼容的一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