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超

 

从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史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教训，每当移植的制度失败后，我们不是去反思自己用得恰当与否，而是怪罪于所移植的那个制度，于是改换门庭，另选制度再行移植，正是这种做法，才使我们至今离世界一流大学尚有差距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早己成为热门话题，这些话题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第二，中国有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第三，如何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对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分析，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尽管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意见已逐渐集中了起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认识基本上统一为从九个方面来把握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声誉高；学术大师汇聚，教师素质高；科研经费充裕，研究力量雄厚；办学特色鲜明，办学理念明确；管理科学规范，杰出校长掌舵；学生素质一流，师生比例恰当；学科水平高，门类较为齐全；国际化程度高，留学生比例大；经费投入巨大，办学设施优良。对于第二个问题，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先生说，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其原因是在中国现有的大学中，学科领域没有一流的师资，也没有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在教学领域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对于第三个问题，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先生提出主要从五个方面加强建设，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基础条件。尽管不同的大学建设的内容不同，这五个方面还是基本一致的。

 

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凝聚了实践者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无疑是正确的。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而创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我们当代大学的追求。但在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中，是否遵循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发展规律，还存在哪些差距，我们可以从俾斯麦在对中、日19世纪下半叶向西方学习时的远见中得到启示。

 

俾斯麦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1862年出任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在任期间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他在评论中国与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时，有一段可谓精到的分析，他说：“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俾斯麦通过观察中、日两国在向西方学习时中国重坚船利炮之“用”，日本重制度之根本改造的不同，就判定了中国必败。事实上，甲午海战中中国败给了日本也证实了这一预言。借用俾斯麦从“体”和“用”的角度对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做法的观察，可以发现我们的大学在向国外学习过程中的差距。

 

其实，大学也有“体”、“用”之分，大学之“体”乃指大学之精神、大学之制度；大学之“用”，乃指大学之功能，大学之成果等。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办学制度，而不是只关注世界一流大学有多少个学科，其学科是综合还是不综合；只关注别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等。从我们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问题的回答来看，我们注重“用”的多，而注重“体”的少。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理查德在谈到上海交通大学对世界大学排名时指出，我们在“衡量一个学术机构的优劣时，论文引用率和诺贝尔奖得主人数只占考虑因素的很小一部分，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为著名大学的高校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有明显、突出的个性，很难让人用一种普通的方式对它们进行排序”。这说明国外大学，甚至是我们心中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认同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一种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没有抓住大学的共同点，没有抓住一流大学之间的“各不相同”、和“明显、突出的个性”，更没有抓住大学的本质特征。这种认识只会使我们深入不到大学的本质，看不到国外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而只是从形式上来定义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看来，实在是有点舍本求末了。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认为，西洋之大学精神源于希腊之个人哲学之“一己之修明”，而中国之大学精神源于“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两相比较如出一辙，而中国更优，今日大学之精神始终未能超越古代，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者。从这里我们可读出，大学之精神古今中外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不同的在于制度之变化。好的制度可以吸引并造就人才、创造财富、提高效益；不恰当的制度可以埋没人才、浪费资源、滋生腐败。尽管我们的大学制度也是移植于西方，但并没有与中国的文化完全融合，只是从技术层面对制度进行移植。这无疑是一种省力的做法，却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史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教训，就是每当移植的制度失败后，我们不是去反思自己用得恰当与否，而是怪罪于所移植的那个制度，于是改换门庭，另选制度再行移植。一时学欧，一时学苏，一时学美。正是这种做法，才使我们至今离世界一流大学尚有很大差距。

 

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关键：一是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大学制度的创新不根植于中国文化，都会脱离中国大学的实际。二是要以理念创新为前提。制度是联系理念与现实的桥梁，只有在大学理念讨论清楚后，大学制度创新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三是要以实践为支撑，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能把一个合适的大学理念变成现实，将遇到太多的矛盾和问题，处理不好会与我们办学理念的要求南辕北辙。同时，制度创新还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有在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将那些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文化的大学制度创新出来，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何超：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