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如是说，可能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中国社会当下正进入一个秀选时代，这是历史进程的一个独特阶段，其所有成就和人才不是通过卓越标准和能力要求，而是通过“秀选”（Show）被“选拔”及“选择”的，秀选是筛选的主要依据和判断标准。

 

比如，文化领域以产品或人物的出镜作为衡量精神高度的成就指标（如中央台的《艺术人生》节目和易中天现象、电视台进行的狂热选秀运动等）；教育领域以校园的庞大和学校建筑的宏伟为成就指标等等。

 

这些成就之所以被确认，是因为秀选有如下特征。

 

可计量性，即任何成就都可以测量与估价，它使人感觉呈现的内容是客观和明确的，同时允许各种比较与竞争。

 

可视性。无论是图表形式、实物形式还是媒体形象，它们都可以通过人们的视觉直接感受到。可视化也是网络媒体带来的后果之一，“眼球经济”决定了产品的表象重于其实质。人们的感觉印象超过理性分析，戏说胜过事实，语音胜过文字，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真理被认为是虚无的，只有幻象才是神圣的。

 

低俗性，即任何东西都是易于感知的，摈弃理论分析与思考，正如无需解释GDP是什么意义一样，所有秀选物都基于民众的常识理解；低俗化的背后是反智主义意识的流行，所以戏说历史成为时尚，受教育成为多余，“80后”一代的“英雄”几乎都是大学的落选者。

 

可控性，即任何秀选的东西都是可以控制的，或者以时间、空间的形式，或者以具体的物体加以表达，特别是借助电子媒体加以控制，甚至活动中具有主观性的民众投票意愿都可以通过短信公司加以控制。

 

这样，社会生活理解表现为秀选物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转换为一个表象。秀选时代不仅表现出法国思想家居依·德波关于景观社会的特征描述，还突破了景观社会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一方面把影像扩展为广泛的可视制品，包括电子形式的和非电子形式的；另一方面把秀选作为人才与成就的主要选拔标准，亦即依据观看的范畴来理解几乎所有社会活动，并将自身建立在数字崇拜和技术理性的无止境发展基础之上。秀选时代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激赏的特征——平面化、反基础主义和去中心化。

 

中国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和时代的参与者，逐渐浮现出秀选时代的面相，突出表现为几点。

 

排行榜的流行。目前中国大学就有两种排行榜——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教育部的排名，比如学位办推出的一级学科排名。甚至外国媒介的排名也对中国大学有很大影响。

 

作为标志性建筑的校园的扩展，所以大学园区的圈地运动风起云涌。

 

研究成果的显示度指标：大学越来越重视教授的出版物，而且往往将教授发表成果的数量列为首要指标，促使大学教授致力于撰写长篇大论的著作，或者匆促将研究报告出版，以符合研究及出版数量的标准，这种做法却往往忽略内容与质量，成为滥竽充数。学科门类齐全化使得很多大学追求综合性，不管其传统优势和基础如何，“全即是好的”，学科建设的低水平重复和互挖人才引起的大学间自相残杀不可避免。

 

大学对秀选物的追求颠覆了大学的知识功能，大学由原来通过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真理引领（应用）形成的自我确认，转化为对外部可见物的追求，其结果是大学的功利化和平庸化。这些并非是孤立的后果，功利化隐藏在大学运行的市场逻辑中；平庸化是反智主义的庸才教育的延伸。其教化目标是庸人，一个缺乏人文教养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在秀选物的灿烂光环背后，一种逃避理性精神和知识价值平庸化的趋势支配着现代社会生活。

 

一切文明社会都需要有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来满足它探求知识奥秘的需要，同时它也为知识的拥有者和探求者提供各种所需条件。知识是包含在大学各种活动中的共同要素，科研创造它，学术工作保存、提炼和完善它。所以自大学产生以来，处理各种高深知识就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

 

传统的大学系统履行3项知识功能：第一，专业训练的职能，即为医学、法学、工程技术等专业提供训练的传统职能；第二，普通教育的职能，即为学生提供一般的文化和理智教育；第三，知识生产的职能，在现代社会，这一职能与科学发展结合在一起。科学是高深知识的形式之一，首先，它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的，与基于圣经诠释和理性沉思的古典知识形成对照；其次，它是系统化和解释性的知识，与实践的应用知识相对；再次，它是思想自由的学者们发现或提出的，而不是各种信念和意识形态的权威体系。对于高深知识，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英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托尼·比彻都有各自的见解。

 

回溯历史，大学对高深知识探索的取向也是曲折展开的。现代大学诞生于理性时代，大约创立于1800年，目的在于满足欧洲和美国为海外扩张作准备的知识生产的需要。科学与技术研究是它的首要计划，因为它是以启蒙和进步的名义而创立的。然而，与应用知识一起，如今所说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当初是由正在涌现的资产阶级所推进的。不过，从古代的统治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教育转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激进。

 

一方面旧式的大学教育是贵族政治位高权重的体现，虽然它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地位服务，但却宣称大学教育是反功利性的或非实用性的。博学，为学问而学问，修身，精神愉悦这种特权和高尚的作用构成了贵族教育的目标。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的教育是理性的、普遍的、世俗的和启蒙的。它也宣称是中立的和客观的，而不是党派性的或者功利的。正是在这些背景下，“自由”教育继续成为现代大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然而，还有一个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更为中心的日程，这种现代民族国家需要通过反复灌输共同的语言，把历史、文化、文学和地理集中起来，建构、指导并传播民族的同一性，推进民族知识与应用知识的密切结合。

 

 

以往的大学重在知识创造，而把创造的知识通过不同方式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形成创新，今天的大学愈来愈重视知识创新。

 

知识从创造到创新的过程有3种基本模式：传统模式，即通过论文传播，使更多的人可以获取知识，但创造者与创新者很少直接沟通；知识专利转化，即通过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实现知识的产品化，于是从创造到创新的速度大大加快；互动模式，即把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智力资源集中到一起。在这方面，大学能发挥独特的、无法替代的作用，创造一种大学内部、大学之间以及大学与外部机构之间互动交流的环境，能够有效保证创新的质量。而吉本斯关于两种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分析为大学知识创新的产学研结合模式的有效性提供了佐证，硅谷的巨大成功也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实践依据，许多研究性大学正不断谋求建立一个与产业界的联合体，企业与大学之间的协同关系日益增长，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看到的那样，官僚体制进行自我再生产和扩展，同时把学者转化成公司的雇员和经理，这导致了大学的公司化。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学问转化为知识产权，并不总是有益于社会知识存量的增加和知识扩散的。首先，强调取得专利，即知识转化为知识产权，这意味着把其他人排除在共享知识之外。其次，学术界的技术发明的真正受益者不是消费者和一般的纳税人，而是经常通过不公平的价格来获取巨大利润的公司或企业家。第三，公司直接卷入学术研究领域可能会强化利益冲突并危及学术项目鉴定的诚实性。

 

同这种着眼于直接转化为知识产品和产业利润的研究取向相对，如果这个世界缺乏某些可赋予它精神上具有重要性的“无用之物”，是否能给人的整个一生都提供足够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关于“有用之物”的概念是否已变得太狭窄，以致不足以适应人类精神的游荡和变幻莫测的可能。

 

所以，艾伦·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甚至提出了一种偏执看法：“我也从未想过大学是为它周围社会服务的一个部门；正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为大学服务的。我祝福一个宽容而不泯灭童心的社会，这种童心的玩耍态度又可以造福于这个社会。爱上大学并不是件蠢事，因为只有通过它，你才可以看到事情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大学，所有理性生活的美好结果都会跌回原始泥泞中，永远不能脱身。对理性生活持轻率态度的经济学与心理学批判并不能抹去它不灭的美。”

 

另一方面，当知识被当做产品的时候，它与它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根源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模糊不清了。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技术性操作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必须弥补在民主政体中个人所缺乏的东西，必须鼓励其成员共建它的理性精神。作为一个社会中精英群体与卓越原则的贮存库，大学必须意识到它独立于这个平等个人的体系之外的意义；它必须蔑视公众舆论，因为在其自身内就有着自治的渊源——即按照自然去追寻真理、发现真理。

 

 

大学以高深知识的创造和真理引领为使命，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在于智力的优异和精英人才的塑造，所以大学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为了抵御“功利化”和“平庸化”的侵蚀，我们应该重提知识启蒙，重建大学的知识使命。

 

第一，确立研究的优质学术标准，以质的要求而非量的指标衡量研究成果，给予时间和空间鼓励真正原创性探索。

 

第二，开设核心课程。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提出的四大教改要求——熟悉西方经典、懂得数理统计、掌握一门外语、具备国际经验，旨在推动哈佛学生掌握更多更具体的知识，免得这些未来的领导者因思而不学，危及美国各行各业的全球竞争力。虽然这些主张过于简单，但对我们的大学教育仍然具有启发性。

 

第三，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对社会时俗的批判。大学、大学的内容和目的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就是把光明带到黑暗的地方，从人人可以看得见的现象出发，给所有人以理性的启示。启蒙运动的目的是了解所有事物的本性。启蒙就是形成“在没有另一个人指导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智力的”能力,或者说被理解成为“独立自主地”对包括各种价值和价值观问题“进行判断”的能力，我们需要新的启蒙。

 

第四，大学应该追求人性的卓越。在当今的世界，有3种能力是培养人性方面最基本的要求：首先是以批评的姿态检验自身及其传统的能力——为了过上苏格拉底所说的经过反思的生活。第二是合作能力，也就是能将自己不仅看作是某一地区或团体中的公民，而且首先是某个认知性和利害关系群体中的一员。第三是想象力，通过想象辨识所处时代的特质及特定处境中人的理智、情感、期待和欲望，进行合理选择和行动。

 

总之，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平衡器，当社会趋于功利时，大学倡导高尚精神；当社会趋于平庸时，大学追求卓越文化；当社会流于空谈时，大学鼓励求实创造；当社会失去规范时，大学力求匡扶正义；当社会失去公正时，大学重建民主意识，由此，大学才成为人类文明的灯塔。（本报记者 孙琛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