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鹰 孙琛辉 崔雪芹 李爱华 李娜 刘超

 

 

2月28日，新学期伊始之际，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启动视频会议。中央财政投入25亿元的“质量工程”正式启动。而接受采访的两会代表委员，他们对该话题的关注也超出了记者的预料。

 

教育质量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郭传杰认为，要提升质量，首先要弄清什么叫教育质量？如何科学评价它？其次，影响质量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再次，如何去提高质量？

 

首先，大学不能轻定位，重定级。郭传杰认为，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培养目标，不必也不能搞一刀切。一所大学重要的是定位，即每所大学要有自己明确的符合自己特点与国家需求的定位。学校定位不能模糊，应尽可能明晰。就像企业，自己的产品要有细分的市场定位，否则，谈不上竞争力。找准定位后，就要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目标的教学体系，在学科建设方面下功夫，包括师资、课程设计、教学科研的平台，都要围着这个目标服务，不断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和特长，坚持时日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品牌了。

 

郭传杰说，近些年来，我国的大学存在重升级、轻定位的现象。学校要从副局升正局，正局升副部，靠提高质量既难又慢，于是有的就走捷径，一是改名，从大专变学院，从学院变大学；二是增数量，合并加扩招。以行政级别去管理、评价大学，省事，但并不省心，因为这不合教育的根本规律。所以，定准发展方位才是第一位的事情。当前，管理部门应帮助一些学校在调整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只要办得好，有特色，每类学校都有自己的一流，就都有发展空间。

 

其次，培养创新人才不能靠“批处理”。郭传杰认为，教育资源、管理、教学跟不上发展的需求，是本科教学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办学校、培养人，需要资源以及成本。通常讲，有多少优质资源，才可以产出多少优质产品。他举例，一所学校，如果只可以供给10000名学生的师资资源，但学生一下增加到四五万人，就没有办法给每位学生提供足够的教学服务。尤其是创新人才的培养，更是要人对人的、进行个性化的培育。当前，国家需要加大资金和师资力量的投入，

 

关于创新人才，郭传杰认为当前有3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单一化。人才本来是多样性的，各行各业都有也都应该有相应的创新人才。不能认为只有院士才是创新人才。二是工程化。从选拔、评价、激励到人数，都有个数量标准；从部门、地区到单位，都出台了一个个的人才工程。这种千篇一律、以“工程”方式选人育人的做法未必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三是速成化。有些单位不是靠自身努力培养人才，而是把成了才的小树挖来挖去。郭传杰说，人才的适当流动是合理的、必要可行的，但要有个度，有点序，引进人才也不应该成为学校人才工作的重点，重点应该放在培植育人土壤、构建人才生态上。

 

 

褚君浩认为，高校在过去的阶段主要是在整合、改名、办学方向上进行了调整，目前抓的本科教学质量，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大趋势。但是，对于当前大众说的“本科质量下滑”，褚君浩却不完全赞同。

 

褚君浩表示，最近20年以来，中国高校的办学规模、学科建设、教学水平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高校科研取得的各种成果也对高校的教学产生了影响。因此，总体来看，高校的教学水平是呈上升趋势的，所谓的“质量问题”只是发展中的问题。当然科研和教学提高程度的不一致，即科研发展较快、教学提升较慢。

 

对比以前的本科生的培养，褚君浩表示，过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都很扎实，能够很好地适应科研、生产等工作的要求，可塑性、主动性都比较强。同时，学校要求很严格，师生也都很认真，学校的规章制度也得到有效的执行，如此一来，毕业生的质量就高。而现在的教学、学习、规章制度在具体实行等方面比以前都有所下降。比如出现的作弊现象就表明诚信有问题，也是社会浮躁情绪在教育中的反映。

 

褚君浩解释，实际上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较慢一方面是基础课加强不够，另一方面是现代科研成果、科研水平等没有在教学中得到应有的体现，比如在教材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多最新的科学进展没有纳入，学科发展相对滞后。

 

对于如何提高本科教学质量，褚君浩提出了4条建议。一是要加强学科及其条件的建设。即要建设完备的学科体系，比如课程的设置要科学，哪些是必修课、哪些是选修课，都要进行充分的论证。二是要加强学校的软环境建设，包括学风、师德等方面。三是对国外办学经验要进行调研，吸取其优秀的东西。比如教材，要学习它们是怎么将最新成果、进展等方面的内容在本科生教育中得到体现的。四是要强调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联合，将科研院所的最新研究成果渗入到高校的教学中去。

 

瞿振元认为，现在，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基本适当，到了以质量引领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应该树立什么样的质量观、如何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值得进一步思考。

 

他表示，首先应树立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质量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有不同的质量观。大众化教育是继精英教育之后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是对精英教育的简单否定，而是对精英教育的提升与扩展。如果认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人才培养质量可以低于精英教育阶段的人才培养质量，那就是很大的误区。大众化绝不是低质量的同义语，大众化教育也绝不能等同于粗放式的教育。

 

瞿振元说，现在应首先强调多样化的质量观，避免用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教育质量。教育质量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适应就是最根本的质量，大众化高等教育应当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我国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要求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与之相适应。我国目前有1700多所高校，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定位、特色和优势，以不同的方式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应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也应该不同。以研究型大学的尺度衡量高职高专的水平只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而研究型大学如何培养优秀的本科生又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瞿振元表示，现在还应该推崇个性化的质量观。从总体上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与“因材施教”相去甚远。不能以为“大众化”可以“批量”生产人才，“工业化”可以“克隆”生产人才。要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鼓励学生实践与创新，有针对性地发掘每一位学生的潜能，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质量观也是具体的。瞿振元说，不仅要认识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要求，而且要认清在当前条件下的具体要求，着力解决生均资源不足、管理力量分散、教育结构不合理等实际问题，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仅要解决普遍性的问题，而且要着力解决本校的特殊问题，乃至在一个学校内各个院系不尽相同的个别问题。

 

其次要以“质量工程”为契机，深化教改，着力提高大学生实创能力，规范教学管理，加大教学投入。瞿振元认为，制定实施方案时，努力做到：一要客观，二要科学。所谓客观就是要客观分析自身的办学层次、发展水平、特色和优势，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准确定位；所谓科学就是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合理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并有效实施。

 

 

王钦敏说，提高教学质量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最近几年来，大学的数量增加较多，大学招生人数在增多，大学向普及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国家大的宏观举措。但是大学的数量增多肯定会影响到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要加大教师编制，同时国家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要增加。

 

对于目前学校之间的评估，王钦敏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导向，由于搞教学评估，很多学校将有限的教学资源分散使用、补缺补漏，去片面追求面上指标，沉不下来做实事，无法加强各自的特色学科和重点专业建设，造成千校一律，创新淡化。他还举例说，评比中一些千科一律的评分指标，导向性地驱使高校片面追求教授、博士比例，造成教师队伍结构上呈头重脚轻的倒锥形结构；同时评比指标还导致教师将精力倾注于发表论文、追求奖项、急功近利、学风浮躁，使得学生没人指导、没人辅导，处于“上完课就放羊”的状态。同时在评估过程中会有一些应酬接待等问题，误时误人、浪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财力。这在教书育人的学府，实在不是该弘扬的事。王钦敏委员说，如真要作评议，最好是搞同类专业和学科评议，对同一学科领域的进行评价比较科学。

 

王钦敏建议，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大学要想提高质量，必须重心下沉，打好地基，从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入手抓质量。各高校要重点先抓特色专业，强调建设一流学科，而后一流大学即可水到渠成，千万不可贪大求洋，为申报和建设一流大学而东抓西撮、拼凑应评。

 

 

周洪宇认为教育部“质量工程”是很有必要的，他说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些突破点、切入点，“质量工程”就是这样一个载体，高校需要把好事做好，真正通过它起到提高的作用。

 

谈及教学质量，周洪宇认为目前本科教育的办学质量并不完全是下降的：部属高校和“211工程”的高校，本科教育质量并没有下降，反过来由于这几年改善了教学环境、提高了教学质量、加强了和国外的交流，教育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是提高了；而有一些省属本科院校，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教育教学质量，没有升也没有降；而少数办在地市的省属高校，水平有所下降。因为这些院校是近年来由专科合并而来的，自身的师资队伍和教学条件跟不上招生规模的扩大，因此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周洪宇认为，现在的办学层次丰富多样，不仅有研究生教育，还有本科、专科和高职，在一个多元办学的现实面前，必须用一个多元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才能合理地评估。他认为总体来看，是“两头下降”的趋势。

 

首先是高职高专，目前来看，好的专科院校的质量维持不变，而高职则不同，这些学校有的本身就是从中职院校升格而来的，师资队伍结构不甚合理，理论和应用双师型队伍建设不够，学生数量比较大，入学起点比较低，接受能力也不是很高。因此教学质量有所下降。

 

而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则是硕士生水平有所下降，博士生水平下降很快，有3方面原因，我国硕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赶不上这几年扩招速度，指导研究生的师资队伍建设不够；二是现在研究生生源不如过去；三是研究生数量增加了，仪器设备又没有跟上，总的质量自然降低了。

 

周洪宇认为，目前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就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光要达到一定学历的要求，还要让青年教师多上讲台、多锻炼、多做辅导工作。

 

 

严陆光表示，自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在取得不小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的对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严陆光认为，总体来讲，高校扩招后教学质量确实有所下降，但并非全国所有大学的教学质量都在下降。各个大学的情况不同，重点院校的办学基础好，师资力量雄厚，生源质量高，更重要的是其办学理念和指导思想正在或者已经同世界接轨，本科教学质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稳定中不断提升。

 

真正应当引起关注的是一般院校和民办高校，这些院校数量较多，在校学生的数量也成倍增长，但由于“先天不足”，主要是受过去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较深，再加之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生源质量不高，其本科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了。特别是一些原来为大专、中专层次近几年升为本科层次的院校，办学时间不长，有的学校甚至没有一个正教授，教学质量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

 

严陆光认为，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当适时停止高校扩招，并对现有的高等教育教学资源进行整合，极力整顿学校状况，特别是一般院校，要加大投入，尤其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建设，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他们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总而言之，只有教师的能力上去了，学生的能力才能跟上去。

 

 

韦苇在政协会议讨论中的发言提出，高校的招生规模应该到此为止，不能再扩大了，高校发展应该从数量扩张型模式转化为数量内敛、质量提高型模式，遏止教学质量下滑的不良势头。

 

韦苇认为目前本科教学质量下滑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绝大多数高校经历了几年的规模扩张型发展，学生数量的增长超过了师资队伍的成长速度和承受能力。大课堂容量、新教师、新教材等等因素，从教学条件上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下滑。

 

其次，在高校，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导向和各种职称晋升、岗位评定都与量化的科研成果挂钩，导致现在学校从上至下的浮躁的工作作风，急功近利的教风、学风乃至学术腐败。加之近年兴起的高校等级划分和媒体上的高校排名使高校压力很大，不顾自身力量及合理定位，向上攀升，不得不导致弄虚作假等大量的“寻租行为”，而掌握这些评估资源的、排队资源的单位与个人有意无意在“设租”，虽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但是这种学术“寻租”与“放租”的暗流依然汹涌澎湃。在这种集体气氛的挤压下，高校教师为了冲刺职称评审和岗位评审，没完没了地“拼课题”、“拼论文”，为了晋升和保岗而“重科研”，又怎么能顾及本科教学质量呢？

 

还有，现在的本科学生就业压力很大，刚上大学，第一个学期要适应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几乎学不了什么东西；大四的时候，学生们又忙于实习、找工作，有的高校干脆就很少给大四学生排课，即使排了课，上课的学生人数也寥寥无几。这样算下来，本科就变相减为了两年半，质量下降在所难免。

 

此外，韦苇认为目前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科教育质量。教育部遏止本科教学质量下滑的初衷是好的，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督察作用，但要较之教育部和各高校投入的人、财、物力，“产出”远远小于“投入”。由于过程繁复，指标体系庞杂又有“千校一律”之嫌，导致各高校要花费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通过“内查”来应付外查，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集体大作弊和认认真真走过场。有的高校虽然查出重大教学事故，竟然能通过弄虚作假将错就错。而评估过后，为“迎接”评估而定的制度大部分内容又松弛下来，并未形成长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对于大学生培养成本核算，郭传杰认为，应该有核算，但是核算可能是比较复杂的。

 

郭传杰表示，首先要正确理解核算的目的。核算的目的应是为了支持学校的发展，支持教学。办学校，也必须考虑投入产出。通过核算，进一步支持产出投入比高的学校，择优支持。同时，由于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对于大学生培养，国家、社会及个人都应该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等核算清楚了以后，对乱收费、高收费的抑制也会起到作用。

 

其次，核算要力求做到科学合理。但这的确不太容易。因为，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是个很复杂的体系，粗算还比较容易，但是细分细算就难些。但不是不可能，能做得到，这可参考国外大学的做法。

 

 

对于大学生培养成本核算，由于目前尚未出台具体的核算指标，王钦敏坦言不好评价，但是他直观的感觉是成本核算没有必要。

 

对此，王钦敏解释，教育是为了将来的收益而进行投入的，而将来的效益是无法核算的。教育不同于作建筑工程，有一个可以计算的投入产出值。教育的成本是无法精确计算的。最大的成本浪费是培养出素质低劣、虚浮治学、有名无实、急功近利的学生。

 

有人认为，进行大学生培养成本核算是为了对学生学费有一个更为合理的标准。王钦敏则说，成本核算与学费连在一起，即使算出来也毫无意义。教育需要公共的财政投入，不好单纯用量来衡量。如果为了节省成本，可能追求增加学生数量，减少教师数量，但是这势必会影响到教学质量，使教学改革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王钦敏认为，在扩大招生的情况下，按常理应该增加从基础设施到教师资源的投入。因此，投入成本高不一定是坏事情，成本低也不一定就好。学费提高或降低与国家财政投入有关。

 

 

邓善熙表示：“可以算，但我很怀疑其算法是否科学，能否真的算出个合理的、普适性的标准”。

 

邓善熙提出的理由有三：首先，培养成本是弹性的，其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准确计算的数字。如以前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现在很多大学4个学生一间宿舍，住宿费怎么算？实验仪器有几万元钱的，也有进口的几百万元的，其成本该怎么定？总之，无论培养成本中包含哪几项，选择的余地都很大。因而哪些该花、不该花，哪些方面应该花多少，都是不可算的。

 

其次，即使计算也不能准确核算，或无法操作。横向比较来看，国家重点大学、省重点大学、地方大学的教育投入都不一样；不同大学所在的城市也有不同的生活环境、消费水平；工科学校一台机械电子设备就能相当于文科类院校的几个院系的图书资本。因而计算出来的学生的培养成本不可能精确到某一个标准。

 

第三，即便考虑到学校的不同差别，制定几个档次的标准，也很难有说服力。因为不同层次、不同地方、不同类型的高校的基础设施不一样，追求目标不一样，其投入成本必然有极大差距，国家财政的倾斜度有极大差别。一些重点大学基础设施好，培养质量高，学生的培养成本必然高，但由于学校本身所得到的财政支持以及社会支持比其他学校多，所以承担的培养成本仍相对轻松；而地方院校本身基础设施落后，所得到的财政支持也很少，培养质量不高，但由于基础差，即便学生成本标准降低也减少不了其培养学生的吃力度：实验室待建设、仪器设备待买、学生宿舍待建等等。因而，就算用不同的杠杆来衡量不同层次的学校，对学校本身来说，未必一定是合理的。

 

“计算培养成本，与其说是实质性的数学计算，不如说是政策性的研究。”邓善熙表示，一刀切或几档的“培养成本”都不见得适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由于相关主管部门已经提出，在现有的学费基础上不再涨价，那么，计算培养成本的结果最可能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及国家财政每年根据学校学生数给出的“人头费”。

 

 

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究竟需要多少钱，不仅家长很关心，社会很关心，学校本身也需要了解，因为学校也不是十分清楚,同时这也是教育行政部门十分关心的一件事情，教育成本是有必要明确的。

 

那么高校的哪些支出要计算在成本里面，目前还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成本分热点问题三:大学生就业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有些成本是长期的，比如说设备投入，建一栋楼，是长期成本，可是这栋楼要折旧，怎么折旧计算成本呢？哪些算成本，哪些不算成本，政策性很强，不能随便说。

 

当被记者问到：假如成本核算之后，学费会不会涨的问题时，周洪宇说，学费该不该涨和能不能涨是两个概念，关键要看涨的时机。按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高等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但又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是半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因此受教育者、施教者和国家都要适当地分担它的成本。学费标准的制定，不能仅从经济原则出发，不能完全不考虑教育成本，也不能只从成本考虑，还要考虑社会的承受力和人们的认识水平等因素。假如该涨学费，还有一个涨的时机和涨的步骤的问题，可能是小步微调，也可能是一步到位，要看出台政策的时机是否合适。

 

周洪宇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情况来分别设定它的收费标准。比如说，目前名牌高校北大、清华的收费标准和其他的普通高校差不多，可以适当收费高一点，收高的部分用于资助贫困生，可能会有更多成绩好的贫困学生来报考。高学费是针对那些承受力很强的人，不能根据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来决定北大、清华的收费标准。而一般的高校就没有必要收高学费。还有根据专业的不同来收费。

 

 

针对目前社会上有人指责大学学费较高，提出要对高等教育的成本进行核算的问题，严陆光认为，从宏观角度来讲，成本核算是有必要的，学费是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学校的运营开支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学生的学费，大学需要发展，所需的经费就会增多，学费也就会有一定的提高，但不应提得过高，国家应加大对大学的投入，政府下拨的经费除了用于支付管理成本外，还应涉及运营成本。

 

严陆光说，高等教育的成本核算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高校，二是个人。从学校的角度来讲主要包括学校的各项开支，比如行政开支、教职工的工资、学校的硬件投入等；从个人角度来讲包括的内容就更多，学费、书本费以及各种生活开销等都应算在内。目前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核算标准，严陆光说，一些人认为高等教育成本高，也并没有全面地来看这一问题。

 

韦苇以西北大学为例，谈了对大学生成本的看法。她说，按照学校的收入和培养学生的投入来看，目前的学费并不存在太多的虚报。她告诉记者，委员们在会上发言说，老百姓承担的学费应该是整体教育成本的三分之一以下，按西北大学来说，文科专业4年学费一般是12000元，理科生则由于实验室等教育资源的不同，约在15000元左右，应该是在三分之一以下。

 

韦苇表示，高校的收入主要包括3部分：国家投入、学生的学费以及高校自己创收。首先，国家投入是有限的，这几年国家对高校的投资不足，而且还主要投在“985工程”、“211工程”百余所少数高校。像西北大学这样非一流的大学，得到的国家投入更是有限。

 

但是，韦苇表示，如果高校创收会增加社会成本，这等于把国家财政的成本转移到社会上去了。高校创收也有不同的情况：工科院校有自己的科研项目，它们可以把科研成果商品化；但是以文科或者理科基础教育为主的高校，创收的门路很窄，主要是以非正规教育的办学为主，比如辅导班，而且现在这个路也越走越窄，比如低层次职业教育，电大、夜大，现在也向所谓的三本、民办院校转移了，创收的路子就更窄了。而高层次的办学创收，比如说MBA教学以及相关的辅导班等等，也开始慢慢萎缩了。

 

韦苇指出，目前高校的支出非常庞大。首先，教师工资是教育投入最大的一块，虽然有的教师一直抱怨待遇不高，但是目前教师工资整体来看已经提高了很多，工资、岗位津贴可以说居高不下。其次，学校的校舍建设支出也是十分惊人的。目前高等教育的扩张，使得各个学校硬件建设攀比得很厉害，各高校压力也非常大。

 

对于学费的走势，韦苇认为，照目前来看，社会关于大学学费过高的舆论对有关部门和高校的压力很大，加上两会上委员代表的呼吁，估计学费再涨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要压缩也很困难，现在不少高校都捉襟见肘。

 

陈英旭认为，本科生培养成本要核算，并且每所学校都要算，并应该部分向社会公开。

 

陈英旭表示，本科生培养成本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是出于公众普遍对学费的关注。作为对公众的回应，应该要算，并公布不构成机密的部分，以减少或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对任何一个单位来说，计算投入和产出，是基本的运营守则。学校也是如此。并且，计算成本也是如何降低整个中国高等教育、提高高校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部分。

 

他认为，不同学校、同所学校不同专业间差异很大。如浙江大学有些专业，培养成本非常高，远高于学生上交的学费。一年8000元或1万~2万元根本不够，有时甚至可能高达4万~5万元。

 

而另一些基础设施较差的高校，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培养过程只是像初高中一样，由教师上讲台讲讲课，试验、工程的设计、生产等一系列流程实践、职业生涯设计等环节都被省略了。其运行成本很低。因而，学生的学费在其收入中占到了一定比例，这类学校往往通过招收更多的学生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教学质量也相应下降。

 

陈英旭认为，计算培养成本，并公开、透明，对好的学校来说，本身可以有效发挥其现有的优越条件，保持现在的招生规模，最大限度地把资源利用起来，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同时，也是对公众的一个交待：费有所值。

 

另外，公众还可以了解哪些专业哪些学校培养成本高，是否包含了所有必需环节，培养质量如何，因而可以理性地作出选择。同时，对那些质量较差、培养条件落后、以营利为目的、大肆扩招而忽略基础设施建设和实践以及师资等必需的投入造成培养质量下降的学校，应该通过这个机制加以警示。

 

 

对于学校在学生就业中的作用，郭传杰表示，学生就是学校的“产品”。毕业生出路的好坏，根本上当然取决于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毕业时给学生就业作好指导，帮助开拓渠道，也是学校应该做的工作，特别是当就业形势比较紧张的时候。

 

郭传杰说，大学不同于研究机构。研究所是“出成果，出人才”，大学则倒过来，是“出人才，出成果”。如果学生就业率高，在社会上发展得好，反过来对学校也是有力支持，能提升学校声誉。这是一个正反馈性的整体互动过程。

 

谈到中国科技大学的就业情况时，郭传杰很有信心地用了“比较好”3个字概括。他解释说，这一是因为科大学生总体水平比较高、声誉好、受欢迎。毕业后考研加出国的，已占了七成多。二是科大本科生每年招生人数比较少，只有1800人左右，可以说是少而精。这几年，学校也在加强就业指导工作，请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作就业培训，请研究所、知名企业的专家为学生介绍情况。

 

郭传杰说，整个社会的需求是多元的、多样性的，学校培养人才的目标取向和层次定位一定要清晰，要有特色特长。比如，科大的培养目标主要是科技英才型的，就是科学家、科技企业家，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高层人才，不过主要是这两类。因此，要求少而精。他强调，学生就业情况根本在于学生的培养质量。“推销工作”、就业辅导固然重要，但学生的质量才是根本，而学生质量又源于学校能给予学生什么样的教育。

 

 

对于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王钦敏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他说，就业形势严峻与社会对人才的吸纳程度有关，而不是完全由教育质量决定的。学校扩招之前，会有一部分人因为考不上大学而失业。目前，让更多的人进大学，对提高全民素质非常有意义。对社会、对国家来说，大学就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个培养渠道。但客观上，我们是把就业的压力往后推了，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王钦敏说，高校的责任是育人，但育人是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能关起门来自己遐想。大学生专业的设置要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学校要在专业设置上把关，同时需要在就业问题上加强对学生的引导，社会会对学校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教学质量和就业率问题将会自然成为高校生存的条件。

 

王钦敏认为，当大学数量增多，大学生就业人数增多之后，市场就会起调节作用。从理论上说，大学生的就业应由市场来定，社会需求量是个定数。然而，政府对社会和公共事业的投入和政策引导对大学生的就业也将产生大的影响。如我国目前高等和中等医科院校每年毕业生达50多万人。该专业毕业生就业难与县以下卫生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并存。因此，政府在就业的环境创建上还有大潜力可挖掘。

 

 

严陆光表示，虽然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千方百计地拓宽就业渠道，但目前大学生就业难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的就业难可能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但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则必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严陆光认为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第一是高校扩招与实际需求产生矛盾。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要远大于各单位实际用人需求的数量，真正需由大学生来胜任的工作岗位或许没有那么多，而同一职位可能就会有中专、大专、大学、硕士、博士不同层次的众多求职者一同应聘，大学毕业生受大专生和硕士生的两面挤压，而很多大学生又不愿意降低自己的择业标准，高校应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第二是高校的教学质量存在问题。现在的不少大学过于重视对学生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造成很多学生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无所用或不会用。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适应环境能力、自我发展能力都有很大的欠缺，难以应对激烈的人才竞争和多变的工作内容，这也就是说提倡多年的素质教育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第三是现有的教学体系存在不足。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不合理，对实际需求的考虑不够，部分专业的设置离社会的实际需求相差较远，学科划分过细，有的专业根本没有必要设置。庞杂的大学专业对宝贵的高等教育资源造成了浪费，更主要的是那些社会需求度不高的专业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受所学专业的限制，他们的择业范围小，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严陆光表示，大学专业的设置是由社会需求来决定的，但是现在的许多高校在设置专业上都存在着一个误区：只重视眼前的社会需求，哪个专业热，各大学就争相开设哪个专业，但社会是在发展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今天是热门专业，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冷门，对学习该专业学生的社会需求便会经历一个“紧缺——饱和——过剩”的变化过程，从而打破了对相关人才需求的总体平衡。他说，要使高校专业设置趋于合理，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调整机制，把眼光放长远，既要考虑社会现阶段的实际需求，又要考虑专业的发展前景。

 

 

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韦苇表示，高校也有些无奈。高校为了促进大学生就业，纷纷成立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千方百计拉各种关系到自己学校开招聘会，为学生牵桥搭线，还千方百计利用校友的关系和品牌效应来为在校生开拓就业渠道。但是，这些并不能强制企业聘用人才。她说，现在的用人机制是完全市场化、商品化的，而高校培养人才，自身具有一定的规律和周期，一个学生的培养要4年，这实际是跟不上市场变化的。因此学校只能尽可能地预测市场变化，在专业调整和课程设置上让学生将来能够更加适应市场的要求，培养宽口径、广基础、一专多能的人才。

 

此外，韦苇还呼吁现在的用人单位，应该有战略储备的长远眼光。她说，前几年企业一窝蜂地招聘高学历毕业生，导致用人成本提高，现在又偏了过来，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核算用人成本之后，有点矫枉过正，偏重于只用有经验的、有技术的，而不管企业以后长远的发展，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既然企业要创新，就要靠创新型的人才，那么就应该选择理论兼应用型的人才，应该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有一定的技能，这样才能在企业中完成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