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2007中国“民生年”已拉开了帷幕，有关民生的话题和报道汇集于各级各类媒体。与社会民生成为热点相对照，大学内的民生问题却少有人提及。这种冷热反差虽有其社会缘由，但对大学而言，它不仅掩饰了存在的民生问题，也使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被凭空悬置。

 

大学有民生问题吗？当然有。有人的地方，就有民生。表面看，大学里的民生问题并不像某些社群那么迫切。大学教师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也比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优越得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的民生问题得到同步解决。

 

民生既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又是一个差异化的概念，它既不应限于温饱和基本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仅考虑一类或少数几类社群。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作为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们的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同样会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简单地把“人民的生计”理解为温饱，显然不妥当。温饱只是民生的一个最基本的表征。人们在获得温饱时，一方面要追问温饱从何而来以及温饱提供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会将温饱后的更高一层的“精神民生”提上议事日程。

 

应该说，温饱乃至部分小康是目前大学中多数教师的基本生活状态。但吃穿不愁以后，大学教师的“幸福指数”却不见得同步增长。从理论上看，教师与学生都是大学的主体，但这两个主体却无法真正获取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应得的权利。北大的李零教授曾提醒管理者，不要把大学办成“养鸡场”。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以为，当下的大学更像是“衙门”。说到底，这都与目前大学的行政主导体制有关。正是由于行政一方过于强盛，而且始终不见精简，大学教师和学生就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很多本来容易得到的权利、容易理清的问题，要么被消解，要么变得复杂化。

 

相对而言，大学教师和大学生都是注重精神生活的一类人，其特点就是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更重要，因而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就决定了他们容易批评地对待现实以及学校的政策。这本身是大学的特征或组成部分。但是现在行政主导的大学不具备这样保障批评和容纳批评的机制。

 

没有协商就没有民主，没有参与就无法产生责任感。大学教师这个主体被拆解之后，所能剩下的只有“打工者”的角色和心态。课当然都在讲，科研也在进行，但对于学校却无法产生感情。打工者的特点是“主观为自己”的，至于客观是否为学校，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目下，大学中的人员流动已经常态化，而频繁的人员进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管理的问题。管理者总以为，给予学者经费和待遇是一种主要留人方式，殊不知这种居高临下的投资行为并不能让学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过去讲“感情留人”，庶几乎还有精神在其中。现在的投资只是在利用，是用纯物质方式的交换，一旦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搁置在一边。难怪某些学者也学会了眼观六路的预警，讨价还价，跳槽在路上。

 

大学精神民生的维护，从根本上说，需要机制改变。机制改变是朝着权利的自主、人格的自立以及人文精神和学术精神的阐扬的方向进行的。权利的自主，指的是教师和学生有充分参与校内事物的权利；人格的自主，是指教师和学生都能合理地维护自身尊严的可能，作为大学的主体，他们应该是被服务的对象，而非为管理者“打工”；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尊重个体的人，学术精神的基础则在于理性与求真。大学的文化，不仅是组织晚会、卡拉OK。文化是一种氛围，在这个氛围内，人们能感受到公平、尊重，归属感和幸福感自然会产生。

 

民生不是指标和数据，不只是大楼和经费，它的衡量指标最终都要落到人的感受之上。大学教师和学生对精神民生的需求，既合理又有意义。说合理，是因为它属于人的合理要求的一部分；说有意义，是它可能对社会其他社群的民生问题的进一步改善和提升提供借鉴。这后一方面体现的正是大学存在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