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鹤鹏

 

中国媒体对科学的报道在下降，但是贾鹤鹏认为，科学家、新闻宣传人员和新闻记者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现状。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科研突飞猛进，但是媒体的科技报道量却日渐萎缩，中国的科学新闻工作者也对上个世纪80、90年代科学新闻的黄金岁月充满了留恋。

 

在2006年11月发表的第一次有关媒体科学报道的大规模统计研究揭示了科学新闻不断下降的困境，这已经导致中国的科学新闻工作者们上书中宣部，呼吁提高媒体的科学报道量。（参见中国记者呼吁科学新闻低保制度）。

 

然而，尽管中国的科学记者们完全有正当的理由进行这种呼吁，中国的科学新闻界——也包括中国的科学传播界——也要反思，如何才能让科学新闻发挥其应有的赏识。

 

 

在中国，科学记者们面临的障碍因为其媒体不同而有所区别。党报和市场化媒体的境况很不一样。党报，也就是诸如《人民日报》那样的媒体，通常在部分上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他们的报道因而更多地服务于宣传的目的。而市场化媒体完全没有政府的资助，它们不得不倾心于某些新闻以换取更多读者和广告商的关注，从而养活自己。

 

而市场化的导向经常被认为是导致科学报道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许多市场化媒体的编辑认为公众觉得科学太枯燥和复杂。现在，这种观点已经扩散到党报的编辑中。

 

的确，经常能在许多党报的科学新闻中看到艰涩的科学术语，并且这些新闻往往着重渲染中国科研取得的成就。这类报道中经常缺乏的、或者表现不充分的，是向大家解释被报道的研究为何与公众有关。而另一方面，市场化媒体的编辑们经常毫不犹豫地把那些科学术语从文章中删去，甚至干脆枪毙掉整篇科学文章。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科学新闻的运作方式。人们经常会感到，科学新闻首先是为了科学界，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科学新闻经常被用作表彰国家的科学成就和它们的重大政治意义。结果，大量的科学新闻报道的是中国的研究如何具有原创性、如何取得独立的知识产权或者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的进展，而探索自然界奇观的新闻则屈指可数。即使有，通常也是在国际科技新闻中出现。

 

难道科学新闻不应该激发和教育公众，并给他们带来新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吗？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党报媒体的记者由于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更容易接触到新的研究。而市场化的大众媒体则不得不依赖官方的新华社来获取重要新闻。但是，如上所述，如果科学新闻太科学化，或者与公众无关，它们就经常被大众媒体所忽视，而大众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新闻。

 

由于版面或者播出时间有限，编辑们经常不太鼓励记者们写更多科学新闻，担心这些新闻没有地方放。

 

也许中国的科学新闻工作者缺乏恰当的教育、培训和耐心写出可读的科学新闻。但是也不能光责怪他们。他们也是被一个宣传体系所驱使，而这个体系通常不会首先考虑一条科学新闻对公众的重要性。

 

这在部分上是由于中国的科研资助系统所致。比起那些科学家们感兴趣的题目来，那些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笔者注释——路甬祥的话）的项目通常优先获得资助，这也在阻碍科学家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本能。在政府对科研项目的资助中，也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包含了对科普的预算。

 

 

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需要对整个中国科学传播系统进行改革。

 

在决策层，应该拨款支持科学家们把自己的研究解释给公众。科研院所的新闻官应该更多地花费精力，在新闻稿中解释这项研究如何与公众有关，并选择更多与公众趣味更相关的题材。科学记者们也应该首先把精力投入到有趣的和可读性强的新闻中，而不是首先倾注精力赞美国家的科学成就。

 

科学报道需要正式的训练，但是这应该是由记者们自己发起。科学总是新的，也总会有新的术语和概念出现，科学记者们要消化它们并解释给公众。

 

当然这并非易事，但是却十分必要。只有这样，中国的媒体才能让公众知情，了解科学界的情况。这也是确保公众成为科学进程的一部分的唯一方式。科学首先是要造福于人民，而不是各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