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欢欢

 

 

2004年秋，北京中关村，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大楼的走道上，一名年轻人碰见了大物理学家彭桓武，于是便向彭先生提出自己关于实现受控核聚变新途径的想法，彭桓武当即问了他的名字。两个月后，所长欧阳钟灿院士给年轻人打来电话，说彭先生请他去家里谈谈。

 

这名年轻人就是陈裕启。谈起这段经历，陈裕启记忆犹新：“连我自己都没太在意，那些想法并不成熟，但彭先生就把我记住了。从那之后，我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家讨论，有些想法他觉得很有意思还会跟我一起计算。有时候，我自己打退堂鼓，但彭先生不断鼓励我，只要过一段时间我没去找他，他就主动找我。他说：‘即使做不成也是有贡献的，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别人不用再走了。’”

 

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欧阳钟灿院士说：“彭先生一生追求理论物理应用于实际。”理论物理所副所长吴岳良也说：“在彭先生身上就能看出为什么‘两弹一星’可以成功，因为他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目前，实现受控核聚变有两种方式：惯性约束和磁约束，但如果能通过一种简单、低成本的方法实现受控核聚变，则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陈裕启说：“彭先生常常能对学科发展作出战略性思考。在国内的物理学大会上，他多次提出希望走一些新的路子来实现受控核聚变，希望有人参加，按照彭先生后来的说法是：他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很高兴能钓到我这条小鱼。”

 

“后来，我们不断提出新想法，并对其中一个可能性较大的方案做深入研究，彭先生亲自做了很多计算。”在理论研究有了进展之后，彭桓武还运筹帷幄，积极推动这项工作朝实验方向进展。陈裕启说：“他很希望实验的人能参加进来，于是积极联系这方面的老院士、专家、相关单位，让我过去跟他们讨论。还联系了他的很多老朋友，像于敏先生、黄祖洽先生等，把他们找来听我的报告，找漏洞、提意见。”

 

临终前，彭桓武还惦记着这件事，写字条给陈裕启指导他下一步工作。“最后一次在医院，他听了我的汇报，点头表示同意。因为身体虚弱，开始都没写东西，最后临走的时候他还是要了纸，希望组织实验的人来一起推动这件事。”

 

“彭先生的科学态度非常严谨，前几年有报道说冷聚变有一些新的实验，他很关注，因为如果可以在常温下进行聚变就解决了能源问题。他把实验数据找来分析，花了很多时间，亲自计算里面的热量等复杂过程。冷聚变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包括电解、金属吸气、相变等，他知识面很广，这些也只有他能做得了。后来又计算常温下核反应的几率，包括各种可能克服库伦位垒过程，最后得出否定的结论。”

 

虽不是师生，却胜似师生，陈裕启说：“彭先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有时我们之间就学术问题展开争论，谁对了听谁的，一讨论就到了晚上12点。随着交往的增加，谈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广泛，他也跟我谈很多他个人的经历、接触过的物理大师们的故事、对理论物理的理解等，我从中受益良多。在我一生中，彭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有时候他在报纸、杂志上看到好文章就给我看，《科学时报》2006年8月16日刊登了杜祥琬先生的文章《于敏先生的治学风格和哲学智慧》，他特地拿给我看，让我向于先生学习，第二天到他家里谈学习的心得体会。”

 

“彭先生对学生的培养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做大学问必须要宽广，博士毕业之后应该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以后如果能把两个方向连成一片，就能做出开创性的工作。他举例说，一位大科学家到苏联访问，苏联人称他专家，结果他很不乐意，说‘我不是专家，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很多东西的’。”

 

陈裕启说：“彭先生的道德标准、个人修养都很高，一生完全专注于科学研究，淡泊名利。90多岁高龄还保持着对新实验的关注，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心态年轻，天天坚持工作，自己推导公式，有些公式即使年轻的研究员都觉得非常复杂；用计算机写文章，亲自完成了大量复杂计算。在彭先生那里根本就没有‘浮躁’这个字眼。他是中国科学家的典范。如果我们现在哪怕有一小部分人能达到他那个境界的话，中国科学的状况会大大改观。”

 

陈裕启说：“我有幸在彭先生生命旅程的最后两年多时间与先生近距离交往，使我各方面受益良多。彭先生走了，我很难过，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的物理问题需要讨论。彭先生为推动新原理实验做了大量工作、付出很多心血，没能看到新原理实验的进行和结果是很遗憾的。对彭先生的最好的怀念就是加快进行新原理实验论证，完成他的遗愿。”

 

 

欧阳钟灿院士刚到理论物理所时还不能带博士生，彭桓武为了支持化学物理这一交叉科学的发展，就和欧阳钟灿一起带博士生。有3位博士生幸运地有了两位导师，刘全慧是其中最后一位。

 

回忆起自己的老师，刘全慧表示有一件事没齿难忘：“1999年7月毕业前的一天，我去彭先生家，彭先生拿出3份写上字的文章抽印本。第一篇文章上批注了‘对：增强信心’。这篇文章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是彭先生将物理知识应用于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实际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彭先生对我说：‘我们后来原子弹和氢弹都搞成功了，证明我在文章中培养出的自信心是对的。’”

 

“后两篇文章彭先生都批了错在何处。他认为这两篇文章漂亮在数学，而非物理。但我认为其实都是了不起的文章，特别是最后一篇，获得了比前人漂亮得多的结果，引用率很高，引出了国内外很多后续性工作。”

 

“他之所以要给我这3篇文章，还郑重其事地批上字，其实都是一个目的，想给我今后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一个启示。我大学阶段的物理主要是自学的，他希望我少做理论漂亮但实际应用价值不大的东西。由于毕业之后我回湖南就不能经常见面了，他是在告诉我今后如何开展研究和教学，怕口头说了我忘记，因此特地写下来，让我可以时时温习。这么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为了让我的学问能有一点儿长进，耳提面命、苦口婆心，现在想起都很感动。”

 

刘全慧说：“彭先生回国后一些文章是发表在国内的《物理学报》等杂志。他认为他是中国人，就要在中国人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对中国科学会有更直接的贡献。”

 

当彭先生的儿子去世后，学生去看望他时，彭先生并没有特别的表现，照常讨论问题，但身体状况还是明显下降。彭先生的学生秘书邵振说：“那年冬天，他人瘦得特别多，头发也从灰白变成全白了。”2006年年底，彭先生对吴岳良说要配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样以后他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时还能工作。“也许是感到自己精力不够用了，去年年底的时候他跟欧阳所长讲，他现在不是指导我做研究了，而是合作。2006年11月18日他给我发E-mail，希望我过去。11月25日，我在北京听了彭先生最后一次公开报告。报告会后，他给了我10份左右电子文档，给我详细讲解这些计算稿，希望能解决什么问题，希望我将他的包含内部空间的推广的广义相对论等课题进行下去。2007年2月8日，我去北京医院看他时，他只能借助呼吸机呼吸，迫不及待提笔问我‘你算过什么？’”刘全慧回忆说。

 

“我博士生时有一半时间跟他学习广义相对论，3年多来他一直指导我，有时候有一个新想法就给我电话，我就赶过去。直到现在我毕业了他还是很关心我，每出版一本新书总是签上名送给我，写上‘刘全慧教授指正’，我真是不敢当。”

 

“有一次，他跟我说：‘你要把自然当做你的老师。’意思是要从活生生的现象中思考问题，不要迷信权威。彭先生本人非常注重实际，他不是简单的理论物理学家，也不是简单的核物理学家，他是真正的物理学家，一位道德文章都臻于完美的大师。”

 

“彭先生的人品和德行之高尚，我常常感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每次去他家，他从来只谈学问、只谈物理、只谈还有什么研究没有完成。我除了听他说过谁在什么方面的学问比他强以外，从不言人之过。先生修为，凡人何及？他的去世不仅使物理学界失去了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