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在中国，知道爱因斯坦的人很多。然而，在50多年前，两位世界级理论物理大师玻恩和薛定谔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曾多次提到彭桓武并给予嘉扬，这却是只有少数中国人才知道的事情。

 

彭桓武的名字是与新中国在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基础物理上的辉煌成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反应堆理论与反应堆计算人才；他是核潜艇动力方案的领导者；他领导并参加了原子弹设计方案的制定、氢弹的设计试验以及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理论领导工作。他培养了周光召、黄祖洽等一大批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但长期以来，彭桓武一直把自己隐藏在普通的人群之中，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个“怪老头”，以致于与他交往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钱三强多次感叹道：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也评价说：彭桓武是位真正的大家。

 

的确，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彭桓武的名字最好地诠释着这个群体在学术圈内的声名卓著和学术圈外的默默无闻。

 

 

和许多大科学家一样，彭桓武也是“海归派”。几十年来，经常有人问他：“当年，你已经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和地位。为什么还要选择回国?”他听后非常生气地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为什么。”

 

1938年，彭桓武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恩教授，后来又在另一位物理学大师薛定谔教授带领下从事研究。1948年他光荣的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这一切说明，他在英国已有了很好的发展前途。然而，他早就盼着回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耽搁，直到1947年他才抓住机会，毅然回到了当时仍然战火纷飞的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彭桓武奉命协助钱三强教授组建了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他和王淦昌出任副所长。与此同时，他还在清华和北大任教，教授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周光召和黄祖洽等一批青年才俊。

 

1960年春的一天，正在高能物理所伏案工作的彭桓武见自己敬重的朋友钱三强登门来访，心里非常高兴。自从1938年夏天彭桓武第一次在居里夫人的实验室与钱三强、何泽慧伉俪相识后，他们便成了挚友。

 

钱三强微笑着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搞原子弹。现在得请你和王淦昌这些大教授出山，坐镇把一把关。”

 

“不是有邓稼先他们那些年轻人吗?”彭桓武反问道。

 

“年轻人思路活，有闯劲，创造意识强，但有老教授在身边，成功的系数不就更大了吗?”

 

钱三强果然慧眼识人。

 

就这样，彭桓武担任了原子弹研制第四技术委员会主任。这时，年轻的留美博士邓稼先已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的计算结果，但这与从另一渠道获取的数据大相径庭。使得一些人不由得对我们自己的计算产生了怀疑。彭桓武听了汇报后，颇有大将风度地说：“要相信我们自己的计算结果，那些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缺乏科学根据，是靠不住的。”

 

果然，他的研究生周光召重新对方案进行了计算，结果验证了我们最初设计方案的路子是对的，避免了走弯路。

 

中国的核武器上马之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身处大漠深处的原子弹研制人员和部队陷入断粮的绝境。为此，周总理亲自在军委会上向各大军区的司令“要粮”，解决科研人员的无米之炊。接着，周总理特意安排了一次国宴，给一群“国宝级”的科学家“补脑”。

 

那天，彭桓武和钱三强、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等中国一流的核物理学家被请进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大家刚刚落座，掌声便响起来了，周总理在陈毅、聂荣臻元帅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在钱三强和钱学森中间入座。

 

总理落座不久，聂荣臻元帅就站起来宣布会议议程：“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国一流的大科学家，为了感谢大家为国防尖端事业所做的贡献，总理让我和陈毅副总理把大家请来，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请大家吃肉。”

 

随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此时，彭桓武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总理请吃肉”成为了那个虽然艰辛但充满了激情年代的一段佳话。中国的原子弹横空出世终于进入倒计时。

 

1963年晚秋时节，彭桓武和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一批科学家在青藏高原的一片荒原上进行了一次核装置聚合爆轰试验。随后，彭桓武又被派到西部大漠的一个核工厂里，去督导最关键的核材料铀235的研制。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3O分，在古老的大西北荒原上，雄壮的蘑菇云团腾空而起，气势磅礴的红色火焰急剧扩张，如烈日当空，中国的原子弹终于横空出世了??

 

站在60公里外望着原子弹爆炸的彭桓武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随后他又带着自己的学生于敏、周光召、黄祖洽完成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时隔3年之后，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

 

 

“科学探索永无止境”，这是彭桓武常说的一句话。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把一辈子的精力和兴趣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

 

彭桓武自幼体弱多病，读小学和私塾花了7年时间。幼年的彭桓武经常翻看父亲的书籍，养成了自学的习惯。1931年，只有半年高中学历的他凭着自学考入了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彭桓武严格遵循着主修物理、选修化学、旁听数学的学习计划，生活紧张有序。清华6年，他和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被称为“清华四杰”。

 

在清华的第一年，彭桓武每周只有三天课程。于是他就利用这点时间进书库，挑选图书。每次总要凑满三册，这是借书规定的上限。他借的书大多与上的课程无关。当时的借书期限一般是两个星期，少数需要精读的才能续借一次。那一年里，16岁的彭桓武就读了康德所著英译本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用理性批判》，罗素的散文集，怀特海的逻辑著作。第二年夏天，他每天上午都要到图书馆的老阅览室去，从靠墙的一个书柜里，取出先秦诸子丛书，仔细阅读。这时的他，已经在4年前就读完了《史记》，两年半前浏览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汤姆逊所著《科学大纲》的中译本。这时，刚学完大学一年级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看过几本英语哲学书，正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关键时期，所以他对诸子的观点不无思辨，有时晚上还要在宿舍写心得到深夜。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彭桓武比较认同荀子的唯物观，比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后来，他曾专门借去荀子的著作精读，并假设该书章节在流传中有位置错乱，为之试作更正。他还对“道心维微，人心维危。维精维一，允执厥中”这16个字作科学的认识论的理解。若干年后他才体会到这里面包含着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而他从选择物理系时起就把重点放在科学地认识物质世界这个方面。

 

彭桓武一生得了很多荣誉，但他总是把荣誉归于集体。他说：“科学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重要的项目一定要合作去研究，依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

 

1995年，彭桓武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将金100万港币。获奖时，彭桓武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要说的话太多了，但他不知从何说起。他想了一下说：“我非常感激能够得到这个奖。但是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很不够，缺乏周培源先生的那种锲而不舍勤能补拙的精神。总知，还缺乏一种科学精神。”

 

走下领奖台，彭桓武的学生、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刘寄星研究员对他说：“彭老，难道您还不够勤快吗?”

 

彭桓武谦虚地回答：“我比不上周培源。周先生平时有众多社会活动，但他一直坚持在科研第一线。如果我能像他那样，科研上再勤奋一些，我还能取得更多的成绩。”

 

但不管怎么样，瞬息之间，彭桓武已成一名“百万富翁”了。

 

当时，他年逾古稀，身上有多种疾病，有人劝他拿这笔钱去国外看病。而他首先想到的，是要用这笔钱去奖励那些过去为祖国的尖端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为此，他取名设立了“彭桓武纪念赠款”。他要用这样一个独特的方式去奖励和帮助如今因年龄和伤病等原因没力量再去竞争的人们。”

 

彭桓武纪念赠款“的第一位受益的者，是一位早年曾经与他合作过，后来因遭受核幅射而致病早退的黄毅英同志。彭桓武在赠款信中说：“毅英同志：您好!‘彭桓武纪念赠款’将于1996年10月首次举行。赠款对象为我个人认为在核科学方面值得纪念的人。”

 

时隔4年，“彭桓武纪念赠款”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项目。他在给黄毅英的信中报告了增加医疗补助报销项目的消息。由于公费医疗改革，个人负担份额加重。补助报销金额，将根据实际情况，不作任何限制。他请黄接到信后尽快与之联系。

 

 

的确，几十年来，彭桓武在我国国防科技战线上辛勤地耕耘着，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这是由于“文革”后，在公开参加领导、制造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家名单时，他已经离开这条战线回到了中国科学院。更因为他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对叩门而来的荣誉也惟恐避之不及。

 

彭桓武的非凡，一方面表现在自然科学上的博大精深、学贯古今。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科学上的懵懂浅陋、迂阔笨拙。彭桓武是先学会做算术题，后学会说话的。他三、四岁时就展现出了数学方面的天才，上小学时，算盘和心算能力就远远地高于同龄孩子和他的哥哥姐姐，高中时，他一年连升三级，入清华又被师生誉为物理系“四杰”之一。在欧洲留学时，更得玻恩、薛定谔、海特勒的称赞。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就多次提及彭桓武，称：“他比其他学生更聪明能干，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在《薛定谔传记》中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彭桓武：“简直不可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 ”海特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同事中最受人热爱的一个是中国人彭桓武??经常的兴致结合着非凡的天才，使他成为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不过，彭桓武在待人接物方面所表现出的木讷和蠢笨也是令人惊诧的。三四岁时他就讨厌与外人接触，那时家里只要来了人，他就躲起来不见，每次理发都被母亲追得满屋子跑，上小学时手工课上常挨老师的板子，父亲对他重复得最多的评语是“不懂政治，不会办事”。在英国，希特勒的第一枚炸弹落在他留学的城市里，满城的人都惶惶不安，而他却坐在灯下纹丝不动。“文革”中，中国科技大学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前面没有冠以“反动”二字，他看后竟高兴地说“他们表扬我呐!”直到晚年，仍然有人说他是“不问政治的科学家”。彭桓武也不避讳这一话题。他说自己一辈子也没弄明白军、师、旅、团、谁大谁小，一辈子也没有明白部、局、处到底是谁管谁，他给自己的评语是：“人情方面的知识还不如一个中学生。”

 

除此之外，彭桓武的非凡还表现在他一方面记性好，一方面又忘性大。他记性好表现在数学、物理学方面。在原子弹、氢弹进行理论攻关时，他经常在小黑板上推导出一长串的公式，手中的粉笔从不打绊儿，甚至到80多岁，物理学上那些繁杂得吓人的公式，他都能毫厘不差地背下来，这令他的同事们惊叹称奇。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是个忘性大的人。时常有这种情况出现：当别人兴致勃勃地讲起他不久前所做的一些事情时，他就像第一次听到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显出同样的兴致勃勃和一脸的无知，问道“真有这样的事吗?”他曾试图把忘性大的罪过归咎于62岁那年得的一次脑膜炎，可马上就有同事站出来替脑膜炎“喊冤”。因为在此之前，就有人问他钱伟长戴不戴眼镜。与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同一小组做实验达4年之久的他竟然回答不出来!

 

彭桓武的博学多才是与他勤奋读书、埋头研究分不开的。他在57岁那年，还在学习拓扑学。拓扑学让许多数学家都望而生畏，而他却不耻下问，多次向比他年轻的数学家请教。82岁时他又买了电脑，学会操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过去所创作的百余首旧体诗词输入其中，以备日后出《彭桓武诗集》之用。1996年春天，李觉去看望他，只见他的书桌上摆满了外文书和演算稿纸。回来的路上，开车的司机感叹地说“老科学家还在看书呢!”

 

彭桓武身上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怪人。

 

他看不懂文学作品，看不懂电视剧，但是他的旧体诗感物抒怀、冷风弄月、文辞瑰丽、气势奔放。夫人刘秉娴撒手人寰时，他悲不可阻，长歌当哭，一口气连作七绝句十二首。他还常去听音乐会或西方古典歌剧，聆听着《费加罗的婚礼》和《命运交响曲》，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经常称自己“忙”而谢绝会客，甚至拜访者到了门口，他也拒不开门。这些年来有多少慕名而来的人或“拜师求教”、或“一睹英姿”，有的被他用身体挡在门外，好言劝走，还有的甚至被他冷嘲热讽地“赶走”，然而，称自己忙的他却经常蹲在路边看别人下棋，有时一看就是大半天。

 

彭桓武４３岁结婚，６２岁那年爱妻离世，后来唯一的儿子也远赴美国求学。此后２０年，他独自一人，过着简朴的生活。前些年，他正喜欢经常到香山走一走，那里是他当年和妻子携手同游的地方。现在，由于年事已高，他已经很少出门了。

 

他在家里做什么？简单地说，继续在科学的王国里遨游，推算数学公式，希望解开他当年留学英国、爱尔兰时曾特别着迷的若干个科学上的不解之谜。他的住室内看上去有些凌乱，到处都是可以发现写满了数学公式的稿纸。

 

每当他所在的社区筹办老年关怀活动时，彭桓武也被列入关怀对象。但是他总是推辞说：“我在生活上可以自理，你们先去照顾别人吧。”

 

母校清华大学在彭桓武心里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前不久，他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清华大学的91年校庆，那天，在清华大学礼堂举行了《我愿以身许国—“两弹一星”元勋纪实》电视系列片的首映式。放映结束时，在场的上千名清华学子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彭桓武等出席校庆的7名“两弹一星”元勋报以热烈掌声。

 

（2006年第8期《人才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