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冬，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一张旧书桌上。耄耋之年的彭桓武在微机前舒舒筋骨，口中低声吟诵着刚刚亲手键入的一首诗：

 

 

在对诗意反复咀嚼中，老人的思绪穿过了时间隧道，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浮现在眼前。

 

 

几年前的一天傍晚，彭老漫步在圆明园中，兴致盎然。一位续采访彭老几年的年轻女记者趁着彭老高兴，便问起他当初历尽艰辛，一定要回国的原因是什么。不想一向温厚的彭桓武竟满脸不悦，激动地反问道：“回国需要理由吗？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彭桓武16岁考入清华大学，以博学多思名冠清华园，与王竹溪、林家翅、杨振宁并称“清华四杰”。大学毕业后，考上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1938年，以优异成绩考上英剑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先后师从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大师马克思•波恩和薛定谔，取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两个学位。发表了一系列在世界物理学界颇有影响的论文，研究领域涉足晶格动力学、量子力学、分子运动论、场论、固体物理、凝聚态物理中的超导问题等世界物理学界的前沿课题，有些就是后来诺贝尔奖的课题。其中，与海特勒、哈密顿合作HHP理论，更使其名振世界物理学界。并与玻恩共同荣获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被聘请为都柏林高级研究院教授。

 

一系列出色表现，使彭桓武一时间名扬国际物理学界，成为世界理论物理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在欧洲科学界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海特勒后来回忆录中写到：“同事中最受热爱的是一个中国人彭桓武。”“经常的兴致结合着非凡的天才，使他成为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但彭桓武始终没有忘记苦难中的祖国，两次寻求回国效力。1941年，彭桓武曾欲借道美国返回故土，但因美国海关人员歧视性的无理要求而奋然作罢。1948年，彭桓武历经周折，终于回到久别的祖国，从此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当钱三强告诉彭桓武，新中国准备成立科学院，并可能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时候，彭桓武无比兴奋，高兴地说：“这回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

 

听到新中国的核事业需要大批人才，彭桓武义不容辞地说：“最基础的工作由我来做，我去教书育人吧！”

 

他在清华开设普通物理、量子力学及数学物理方法等课，招收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生。他带出来的研究生，后来在我国核物理事业及其他领域均作出突出的贡献。其中，黄祖洽成为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的主要设计者，周光召在“两弹”理论设计中功勋卓著，鑫星南、唐懋荧、张继恒、严肃及后来的其他研究生在发展我国核事业中也都立下汗马功劳。

 

1953年到1955年，他在物理所的理论物理室主持一个核理论的讨论班，集体学习和讨论核物理中的理论问题；1954年暑假在青岛由教育部举办的讲习班中为各大学培训了一批量子力学的师资。他讲授量子力学，既注意使学生清晰掌握基本的物理概念，又注意引导学生将量子力学用于解决原子、分子等微观系统中的物理问题，从而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1956年秋，他和黄祖洽、金星南合作，在物理所举办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学员20多人，均为刚出大学校门的青年。他还在二机部培训工程师，由他和胡济民、朱光亚共同授课，主讲核化学、核化工。他不仅解答学员们提出的有关核反应堆的理论问题，还解答有关核反应堆的大量实际问题、决策问题，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

 

彭桓武不仅积极投身于为祖国核事业储备人才的工作，而且及早地开始了核理论的研究工作。彭桓武深知：无论开展任何工作，理论是成功的基础。我国原子弹和氢弹所以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因为打了“理论仗”。

 

1950年5月19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彭桓武任理论组组长。

 

在北京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里，彭桓武、钱三强及吴有训、何泽慧等人开始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和开拓性工作，创业者们决定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作为初期的研究方向，重点是原子核物理。

 

为模清物理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状况和趋势，彭桓武、朱洪元、金星南组织黄祖洽、邓稼先、于敏等年轻人进行了艰苦的调研，逐步开展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理论的研究，填补了我国核理论的空白，同时注意到反应堆、同伴素分离、受控热核反应等应用性理论工作。

 

1957年6月，彭桓武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全面负责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工作。除继任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外，兼任第四室主任，负责理论物理工作。

 

原子能反应堆，对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科研人员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有些人基石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怎么办？那就从核理论的“ABC”学起。彭桓武把大家集中在一起，由他亲自做学术报告。他的报告从理论、工艺设计，讲到安装、运转、开堆，知识面广，深入浅出。当年听他课的许多科研人员后来都成为我国自己建造反应堆的中坚力量。

 

为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彭桓武将物理研究所原来八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逐步发展成16个研究室和4个技术单位，其中堆理论、堆物理、堆材料、热工不力、元件考验及与反应堆有关系的工程单位形成了一条“堆工线”。

 

在全体同志的辛勤努力下，1958年6月13日，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于18点40分达到临界开始运转。

 

彭桓武紧接着又投入到研制核潜艇动力堆的任务当中去。负责“核潜艇动力堆”工程的组织领导和堆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并兼任科技领导小组组长。

 

核潜艇动力堆的设计难度与普通原子反应堆不可同日而语，由于作战需要，对其就有若干特殊要求，如体积小、重量轻，有高度的灵活性（如能随时起动或停止），耐冲击、耐摇摆，尤其要具有高度的安全可靠性。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了这项技术，但他们对其严格保密，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资料可借鉴。

 

而彭桓武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大部分是刚从大学毕业，经验、知识都不足。方案设计又必须适应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基础的实际，这使工程的设计工作更加困难重重，荆棘塞途。

 

困难面前，彭桓武没有低头，他和李毅、孟戈非培生等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不久，一支由200多科技工作者组成的科研设计队伍，陆续开展了堆设计、堆理论、堆材料、材料防腐、元件工艺、热工水力、自动控制等一整套有关堆工程的科技研究工作。

 

为了“原子能反应堆”在建成启动后，不断提高运行的质量，也为我国自力更生开展反应堆的制造积累经验和培养人才，彭桓武于1959年春夏时节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他要求负责反应堆各个系统运行的科技人员提出报告，说明运转中的经验、遇到的问题和改进的意见，并交给大家讨论。经过这些生动的学术活动，不仅提高了堆工作者的水平，引发了他们深入钻研有关业务的兴趣，而且为后来“原子能反应堆”的改建，提出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和金星南一起，在研究所培养并组建一支精干的计算数学队伍。

 

虽然由于国家计划调整，“核潜艇动力堆”工程被迫放缓。但是，1960年6月，“核潜艇动力堆”研究设计者们还是如期提出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并被后来重新上马的研究工作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核潜艇动力堆工程”虽然搁浅，但却带动了大批工作的开展，填补了我国许多空白学科，同时培养了一支堆科学技术队伍。这批人才后来走向我国反应堆工程、核潜艇动力堆和核电站研究设计的不同岗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他的学生，后来担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在《彭桓武论文选集》中序言中写道：

 

“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彭桓武教授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著作都是走在最前列的创造性工作，并解决了实践中提出的大量实际问题。”

 

 

1961年4月初，钱三强亲自通知彭桓武，希望他参加尖端研制。

 

钱三强说：“这些年，你本可以在你熟悉的领域里有所建树，可是……”

 

彭桓武打断钱三强的话，说：“三强，总得有人来干这项工作，国家需要我，我去。”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信誓旦旦，这便是彭桓武。

 

两天后，彭桓武抱起自己的铺盖，来到了核武器研究所。与彭桓武一起来的还有王淦昌和郭永怀。他们的使命是顶替早期撤走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彭桓武任研究所第四技术委员会主任。

 

尖端武器的研制，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

 

一天，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被专车接进中南海，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亲切地询问彭桓武老家何处，并郑重地叮咛：“这一次，调你去研制原子弹，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啊！”

 

这句话，彭桓武记了一辈子。

 

核武器研究所位于京城北郊，一片乱坟的旁边。就在这里，科学家们开始了这项伟大的事业。

 

由于原子弹为尖端机密，没有任何资料，没有条件进行实验，一切有关核武器的重要物理现象、规律及计算方法，都要依靠自己来模索。

 

这一次，彭桓武又发挥了自己善于集智攻关的特长。在他的倡导下，理论设计研究室每周一上午开一次专题讨论会。在这里，没有年龄、资历的界限，独到的见解、充足的论证，就是在这里的发言权和说服力。所有的突发奇想，所有的疑义难题都可以在这里提出来，排排队，大家共同探索、同解决。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和初出校门的后辈济济一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真正实行了科学民主，谁的对就听谁的。

 

会议室的黑板上，是大伙儿疾思走笔的场所。一个个公式写上去又被擦掉，一个个计算结果得出来又被否定。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汇聚到一起。这些平日里文质彬彬的专家、学者和大学生们，往往为了一个方案、一个公式、或一个数据而争得面红耳赤、情绪激动。

 

彭桓武从不以大科学家的身份自居，始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年轻人的意见，不懂就问。他特别珍视这些年轻人的工作，深知他们为计算每一个参数所付出的努力。当然，在年轻人对某些问题考虑不周到时，他也会毫不客气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经常随手将一大串公式写在小黑板上，力图从不同侧面启发年轻人的思路。他热情鼓励他们要大胆设想，并及时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每一点价值的东西。

 

讨论会之外，那时的彭桓武还养成了一个“串门”的习惯。经常深入到同志们中间，以便随时了解大家的想法。他办公室的门也是随时向大家敞开的，成了创业者们集思广益的场所。多少次，为了论证一个问题，他冥思苦想后，又反复同大家探讨，有时甚至难免争论得口干舌燥，互不相让，但经过科学、认真的计算、验证后又“共弃前嫌”。

 

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在切磋、辨析、诘难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每一个在争论中诞生的假想、猜测又在一次次的扬弃、修正、补充中经受检验，一个又一个天才般的设想被验证，每一个人的灵感都在被不断地激发，这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伟大工程的蓝图正在不断完善、被描画，成功的曙光已现端倪。

 

大量的分析和计算之后，从纷纭的数据之中，一个个在当时文献和资料上找不到公式终于被列了出来，一个繁复的联立非线性偏方程组由这些天才而勤奋的探索者创造了出来。

 

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方程组几乎不可解！

 

中科院惟一的万次计算机一星期只给他们用一天，大量的计算工作只有靠一架产自德国的手摇计算机，每秒10次。苏联的乌拉尔先进一些，叫电动计算器，也不过每秒100次，算一个除法要分好几步，若算开方，还要查巴罗表。

 

这时，彭桓武显示出一个成熟的理论物理学家的素质，他运用强有力的理论手段把复杂的议程组予以简化，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粗估计算，并科学地划分了反应过程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物理图像起了重要的作用。

 

彭桓武称这种“粗估”简化的方式为“穷人的算法”。

 

孰不知，彭桓武在找出起主要作用的那些关联时，所运用的“形象思维”，用心算对数量级进行的“粗估”方法，恰恰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成熟的水平的标志。正是由于他巧妙的化繁为简，机器上做不了的计算，也能靠粗估把握大方向，及时检验计算的正误，从而计算上才能赶上时间，理论才没有辜负作为“龙头”的使命，才能为千军万马斩关夺隘开辟通途。

 

在都柏林工作时，彭桓武曾向薛定谔请教科研究方法，薛定谔的微言大义只有四个字“分而制之”。

 

如今，彭桓武实施的正是这一方法，他把原子弹反应过程科学地划分若干段后，提出决定各反映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从而掌握了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和物理图象。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兵分作战，各自攻克自己面对的堡垒，以期全线突破。

 

理论部的进展，牵扯着所有参加原子弹理论设计工程的人心。如果把这项工程比作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设计方案就是龙头。这条“龙”假如没有龙头，或则龙头出了哪怕是很小的一点差错，后果都是可以预见的。

 

1961年，周光召从国外归来，彭桓武请他复查邓稼先小组的B方案，周光召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了用特征线法所作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使对B方案流体力学现象有了透彻的理解，又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走出了迷雾。1962年9月，原子弹理论方案终于诞生了。

 

 

作为第四委员会主任，彭桓武亲自领导并参加了中子点火装置的研究设计工作。

 

1963年秋冬之交，彭桓武和王淦昌、吴际霖、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一起，第一次走进青藏高原，进行一比二核装置聚合爆轰试验。

 

这一次，他的心情无法平静，爆轰试验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第一颗原子弹的命运。因为它不仅能够检验他领导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是否正确，同时也将决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能否在党中央提出的期限之内完成。

 

彭桓武自幼体弱多病，强烈的高原反应使他头晕、气喘、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什么也要爆响这颗‘争气弹’！”彭桓武心中始终有这样一个信念支撑着，使他坚持着与年经一代科学工作者一起努力工作。

 

11月12日，试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彭桓武同大家一样，心情既紧张又激动。

 

“一切准备完毕！”

 

“检查完毕！”

 

“起爆！”

 

“轰——”惊雷般的巨响，地动山摇，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向蓝天升腾……

 

示波器上，闪出了蓝色的光亮。

 

彭桓武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

 

四十分钟后，测试底片被冲出来：爆轰波理想，点火装置点火成功！

 

皑皑雪山下，成了开拓者们欢乐的海洋。

 

现在，成事俱备，只欠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铀芯了。然而此时，浓缩铀还没被有关工厂生产出来。浓缩铀能否如期生产出来，将直接关系到原子弹设计任务的完成。原子弹设计和制造中的那么多难关都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一一攻克了，难道因为浓缩铀这一关而拖延计划的完成吗？

 

作为核工业部临界安全小组第一任组长，彭桓武又奉命去兰州浓缩铀厂解决临界安全的问题。

 

重任在肩，彭桓武感到了压力。

 

要想制造出浓缩铀，必须先得把那些叫扩散基的设备连接起来。处理的都是可裂变的危险材料，如果哪怕只有一丁点疏忽，就会造成链式反应事故。因此，对于这里的安全，要求是做到亿万分之一的程度。

 

彭桓武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工厂不出事故。

 

彭桓武到后首先对设备进行熟悉，不懂就问，向工厂里的工程师询问，与其共同研究计算哪个环节可能容易造成事故。

 

制造浓缩铀的主要原料六氟化铀是气体，如何运输是一个难度。因为它容易腐蚀机械，从而造成冷却水的泄漏，冷却水又会同气体反应……如果出现链式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光是调查研究，彭桓武就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反复考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要知道进行这项实际工作需要更广博的知识面：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和普通工程学方面的知识都要应用到，还有应力、腐蚀、蚀孔口径与流量的关系、气体化学反应的速度等等。他又一次显示出精于估算的本领，和他的助手黄祖洽一起进行大量的估算和计算，在这些基础上，提出监测办法，选择监控点的位置。他提出的原则：哪里最容易出危险就把监测点设在哪里。彭桓武熬了一夜，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出台了，并最终形成了一整套规章制度。

 

当1964年新钟声敲响的时候，兰州浓缩铀厂终于正式启动投产。1月14日，生产出被人们称为最难以捕捉的铀——235，这是一个辉煌的日子。

 

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生产出这种产品的国家。

 

随即高浓度的铀——235被送往核部件加工厂，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装即将开始……

 

核爆前三天，周总理指派刘后罗邀请当时在北京的彭桓武、邓稼先、郭永怀等几位核物理学家，乘坐张爱萍总指挥派回的专机一同飞往罗布泊，观看原子弹爆炸实况。

 

数年磨一剑，几年的耕耘，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

 

说来似乎令人不解，越是临近那光辉灿烂的时刻，彭桓武越显得轻松愉快、信心十足。因为他晓得，理论方案历经千锤百炼，可称无懈可击；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轰试验，又在实践上对理论方案进行了检验。因此，彭桓武只待巨响过后，看天空升起红日一般的大火球……

 

距“零时”越来越逼近了……

 

终于，广播里传来倒时计数的报读声：“10、9、8、7、6、5、4、3、2、1，起爆！”

 

虽然戴着防护眼镜，彭桓武还是感觉到了那强烈的闪光，那令人眩晕、又令人狂喜的闪光！

 

只见铁塔处一个比太阳更大更亮的火球翻滚着向上升腾，一个蘑菇状烟云矗立在场区中心。

 

原子弹爆炸成功啦！

 

成功啦！

 

观察所沸腾了，戈壁滩沸腾了，整个民族都为之震撼了。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欢呼着、庆祝着，怎样的举动都不算过分。叫啊，笑啊，跳啊，有的人情不自禁地从沙丘上滚下，把帽子抛向天空……

 

彭桓武这时仍很冷静，他没有叫，也没有跳，更没有与人拥抱。当身边同志们激动得无法自持时，他正用他惯用的方式，以简易的目测去估计烟云高度，换算爆炸当量。他计算的结果经过难与后来测量的结果基本相符。

 

可当蘑菇云渐渐消散，周围的一切也渐归平静时，彭桓武却眼底酸涩，突然想哭……

 

庆功宴上，彭桓武赋诗一首，以柔性他对祖国核事业的热爱和感慨。彭桓武操着东北口音朗诵道：

 

亭亭铁塔矗秋实，六亿人民愿望同。

 

不是工农兵协力，焉能数理化成功。

 

 

早在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之后，彭桓武就开始率领着他的队伍悄悄地向一个新的课题进发了。

 

这个新课题就是氢弹。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不可比拟的。有人形象地比喻道：原子弹只是氢弹的火柴头。

 

在北京北郊那座灰楼里，1963年，彭桓武作学术报告，从理论上阐述了加强型的原子弹还不是氢弹。

 

在彭桓武、朱光亚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总结前一段的研究工作，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第一步继续进行探索研究，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质量、威力与核武器使用要求相应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

 

彭桓武以他学术带着人的领导魄力召集各种讨论会，群策群力，让不同的观点、相悖的认识汇集在这条集体智慧的河流中。经过他独特卓绝的洞察力和凝聚和升华，最后形成三个方案。彭桓武根据各人不同的研究风格，安排理论部的三位副主任分别带队，展开多路探索。

 

多路探索，是中国氢弹突破的途径，也是彭桓武作为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学术领导人的一种领导艺术。当年在清代华校园，他曾对他的研究生说过：“作研究时要把眼光放开，看到每一条可能走的路，不要局限在一点；而每一条路又要把它走到底，这样得到的结果，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才有可靠性。”

 

与此同时，何泽慧小组经过半年左右的实验研究，对热核材料的核反应截面进行了测量，获得了可靠的实验数据。而于敏小组则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这一重要课题。消息传到理论部，群情振奋。彭桓武、邓稼先马上组织力量，夜以继日地猛追穷究，一番苦干之后，一道道难关被攻克，一个个秘密被揭开，新的理论方案诞生啦！

 

这时，世纪的步伐已走入1966年的冬季。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人来到青海湖畔基地，和从事技术研究的同志一道论证并制定计划。

 

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氧气只有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二。彭桓武又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便又处于“不吃不饿，不睡不困”的状态。他全身心投入到神圣而又紧张的工作中，忘记了高山反应，忘记了多病的身体，带领这支队伍奋勇攀登。

 

彭桓武以敏锐的判断力，对新方案充满了信心。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豪情满怀地引用了毛泽东的名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这个学术权威人的态度，为领导下最后决心加上了一个重要砝码。

 

罗布泊，多雪的冬天。

 

1966年11月下旬，冰封雪冻的西部戈壁又一次迎来了参加核试验的大军，理论、设计、试验、生产、装配，各路人马纷纷洪到这里，准备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罗布泊再一次沸腾起来，热火朝天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科学家、领导者、工人、解放军官兵汇成罗布泊热火朝天的激动人心的奋斗画面……

 

彭桓武对成功充满了信心，但在“零时”到来时，他悬着的一颗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手心也出了汗。

 

1966年12月28日12时，在一片蓝天下，氢弹装置按时起爆，强烈的闪光撕裂天宇，蘑菇去翻滚着直冲九霄，雷鸣般的轰响震动天地。

 

大量的测量数据表明，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上空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可这次彭桓武因故未能参加现场试验，没有亲眼目睹他领导和参加设计制造的氢弹的爆炸。

 

 

1984年，彭桓武领导和参加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而当大家将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送给当然的第一功臣——彭老时，他却坚决不受。

 

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

 

理论所所长说：“不。彭公，这是国家的规定，请您一定要收下。”

 

彭桓武略一沉吟，接过奖章说：“好，既然这么说，我就先收下。”话锋一转，他又说：“现在这枚奖章已经归我所有，我就有权来处理它。请将它带回去，就入在研究所，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吧。”

 

说话间，彭桓武撕下一页日历，提笔写道：“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功成不居，是彭公一生的写照。

 

钱三强生前多次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带起了反应堆的理论研究。‘两弹’理论是学术领导，同时还培养出一批人，带出了一个学派。写起历史来归功于他，不是夸大。”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当初彭桓武不是冲破层层险阻回到祖国的话，也许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名单上将多出一个华裔科学家的名字，而对于中国来讲，将绝不仅仅是“两弹一星”的功勋名单上少一个名字那么简单。

 

早在欧洲留学期间，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提及他的得意门生彭桓武：“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还教我。”“他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

 

而1960年玻恩与彭桓武再次相遇后，玻恩却以“他是傻瓜”来评价这位中国高足，因为此时玻恩已隐隐感觉到彭桓武离开了他所熟悉的领域，正在从事着核武器理论的研究。

 

玻恩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虽然彭桓武所做的事业无法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荣誉，但是他却使一个弱的民族挺起了脊梁。

 

（2005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