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武

 

 

宋国君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科学系主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从事环境政策、环境经济等方面研究。刘德寰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也是《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的调查专家和执笔人。近日，记者对两位专家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对“民生指数2006”进行解读。

 

 

“民生指数2006”显示，2006年，环境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热点话题之一。在10个热点问题中，环保与医疗和教育问题一起成为公众关注的三大热点，关注人数超过40%。比2002、2003、2004、2005年有了大幅度攀升，环境问题再度升温，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

 

 

宋国君：环境问题之所以会成为热点问题，第一是因为环境问题确实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垃圾废弃物、水污染及饮用水问题、食品安全、生态环境恶化、病虫害增多，这些问题确实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第二个原因是随着知识教育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自身生活环境的知识不断增多，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健康意识、舒适要求、景观要求，都促使公众关注环境问题。

 

 

宋国君：我觉得这并不矛盾。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很高，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但是当发生环境事件的时候，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并不能给公众充分的知情权，也没有相应的机制推动公众参与环保。今后，落实政务信息公开制度，顺畅政府部门与公众的沟通渠道，是公众参与环保的第一步。

 

刘德寰：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很高，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兴起健康思潮，人们的环保行为也随之跟进。在中国，这些年随着环保宣传的加强，人们的环境意识有所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但就目前的生活水平看，人们主要还在为生计谋，参与环保的现实行为相对就少了。相信今后人们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会不断提高。

 

 

宋国君：过去我们一直是计划经济，因此考虑问题都是计划的思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经济方面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但目前的社会管理模式仍然保留较多的计划模式。在这种形势下，环境问题的解决，还应该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对公民环境意识的引导做得不够，今后相关部门应该加大投入，支持环境教育和环境宣传。

 

我认为针对环境问题的手段可分为三种：命令控制、经济刺激、劝说鼓励。受国力限制，命令控制受到相关政府部门执法能力的制约，经济刺激手段的施行也有一定难度。目前我国环保部门与林业、国土部门相比，权力很小，执法能力很弱，这种情况下，鼓励劝说是比较可取的形式。通过环境教育，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措施。而且，环境教育是成本最低的环保措施。

 

目前，环保方面的投入大多投向了工程。工程是必要的，但一项工程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而在环境意识教育方面的投入，虽然不是立竿见影，但如果能影响到一个人，则可影响其一生。

 

刘德寰：公众的环保意识跟教育有密切的关系。环境教育不仅仅是学校书本的教育，也包括社会的、公众的自身教育。如果中国的代际之间能够有传承式的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那么环保问题早已不成其为问题了，但是很多人会忽视平时生活中一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实际上就变成了大的社会问题。

 

在环境教育中，应加强对社会中间层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参加环保活动的大多是老年人和学生，这两类人相对有比较空闲的时间，但仅仅是这些人参加环保活动还不够，还应该动员社会中间层的参与。

 

目前在我国企业界，环保意识还比较薄弱。企业参与环保活动，总想与营销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会阻碍环保向纯公益方向发展。在国外，政府对投身环保的企业有返税等政策，这是很好的一项措施。鼓励企业致力于环保，可以减轻政府部门在环保事业上的压力，是对政府开展环保事业的补充。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谈到社会责任时，制度的保障非常重要。在美国，冬天人人都会参与扫雪，这是因为美国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如果有人因为道路积雪原因在某人门口摔跤，那么路人的医疗费用由户主支付。但中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政策措施。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2006年9月发布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分析结论认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总量的3.05%。

 

 

宋国君：环境问题如水资源紧缺、水质差、土壤质量下降、空气质量差，都在直接影响经济生产，使经济效益大大降低。环境问题的间接影响体现在：水质不好、空气质量差，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进而导致劳动力资源的质量下降，社会生产的成本也就相应地提高。

 

长远影响就更多了，生物多样性消失，子孙后代可以利用的资源就没有了。一些资源现在没有用，是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技术来衡量的，但今后的价值我们不清楚。现在理想的做法，就是把一些重要的地区、典型的地区保护起来、保存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宋国君：过去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使中国成了世界上自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环境问题，今后会更加突出，政府部门应该更加重视。一些地方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解是片面的。在历史上，山西是个好地方，可是现在山西一些地方，野蛮开发到处都是，简直是无法形容了。我在山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走过，总在想这还是自己的家园吗？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的机会！

 

 

宋国君：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等资源的消耗，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目前阶段，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先进的技术，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现在一些技术，已经可以部分替代传统的生产模式。比如说太阳能的利用，生物质能的开发等。中国的环境问题相当严峻，应该增加比发达国家更多的投入加以应对。

 

可以说，环境问题，再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立法、提倡环境友好、科学发展观、绿色GDP核算，我认为凡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的，都是很好的事。这些概念都能让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考虑环境保护问题，都注意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但是所有的概念，都不能流于表面化，应该坚持下去，努力实施。

 

刘德寰：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但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决不是孤立的和对立的。如果不考虑环境等因素，经济发展不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面对的。环保投入不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的事，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同时，需要企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意识。

 

我认为，如果在一个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环保问题，环保部门和地方主管部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应该成为考核、评价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环保部门确实该管而没管，进而形成一些问题，就需要对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严格的惩处，因为这相当于渎职。

 

 

“民生指数2006”显示：61%的公众认为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很重视”和“比较重视”，其中认为“很重视”的为18%，认为“比较重视”的为43%，认为“不重视”的仅有4%。

 

对环境部门在工程或工业项目开工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一做法，70%的公众投出了赞成票。对环境部门由于环境污染而对项目“关停并转”这一做法，也有70%的公众投出了赞成票。

 

 

宋国君：我觉得极弱。国家环保总局到现在，我觉得只赋予它一项命令控制手段，就是“环境影响评价”，可是“环评”与“土地许可证”之类相比，其强制力是很弱的。

 

环保部门发起的“环评”、“关停并转”、“区域限批”等，不能说没有作用，环保部门也开始有所“作为”。可是你想，土地政策中这么严厉的措施，结果还有违法问题。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不能像土地政策这样，赋予行政主管部门更多的权利呢？

 

命令控制手段，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是很有效的。中国目前针对众多的环境违法问题，应该采取一些严厉的命令控制措施。鼓励劝说措施是一种基本的措施，但在紧迫、严重的环境事件中，它又只是辅助性的措施。

 

刘德寰：随着我国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政府也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所谓“环评风暴”是这项工作当中一个重要的手段。由于环境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受到广大公众的关注，相信“环评风暴”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会一了了之，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当代与后代人的长期的事情。

 

但是环保工作不能什么都指望政府，而是说政府在环境改善和环保问题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实际上，环境问题绝不仅仅是政府所能完全负责的，需要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与环保意识，尤其是对于企业组织更应该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对环境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政府在这其中，可以起到一个制定法律法规、规范企业行为的作用。这一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门替代不了的。

 

“环保民生指数2006”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覆盖中国7个地区、28个城市，样本量包括4482名普通居民。受访对象是年龄在18~65岁之间的当地常住成年居民，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常住居民，也包括地级市、县级市以及一些普通的县城的常住居民，还有居住在乡镇和农村的农村常住成年居民。抽样方式主要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

 

 

宋国君：让环境问题和受环境影响的公众直接对话，直接了解百姓对环境问题的感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一直以来，我国对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视程度很不够，目前对环境领域的问题，多数的决策都要求有科学的依据，已经走上了“唯科学”的偏路。可是“科学的依据”有时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目前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设立很密集的监测点，甚至由于经费的问题我们并不能进行连续监测，虽然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但这样获得的监测数据并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虽然这次民生指数调查还存在样本量比较、抽样规范、覆盖地区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这种方法用到环境领域，无疑是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