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在2006年12月25日举行的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高中毕业考试要增加体育考试，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对连续两年学生体质健康下降的省份，要调减其重点高校的招生指标。（200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无论从老早就提出的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要求看，还是从近年来中学生和大学新生的身体素质看——某大学一份该校新生身体素质测试结果统计表显示：参加身体素质测试的2500多名新生中，有1500多人未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超过60%，而成绩优秀者，全校仅6人，良好者人数不足100人——以及从扭转当前中小学教育将体育课严重偏废为副科，不加以重视的局面出发，教育主管部门重视学生身体素质发展的意图没有错。但是，把重视体育与会考结合起来，又步入了以前的“老套”——把高考作为指挥棒，让学校和学生由此重视体育教学。

 

这样的“重视素质发展”的思路，已经被历来的高考改革证明是行不通的。10余年前，我们为了体现对学生全面素质的重视，在高考录取中引入了“加分”政策，希望通过“艺术加分”、“体育加分”、“特长加分”等引导学校和学生重视发展综合能力、综合素质，而加分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形成新的“加分教育”，催生出围绕加分的教育培训产业、考级产业，使加分成为众多学生新的负担。学生的综合素质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这一两年来，取消加分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

 

可以想象，当体育作为会考项目，新的“体育应试”会随之而来。迎接体育会试，会成为学生准备其他应试科目之外新的压力、新的负担；而且，体育测试场上，各种乱象也可能无法避免——近年来发生的体育特长生招生丑闻已经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此起彼伏——这显然是教育主管部门所不愿看到的，因为这根本无法达到促进学生体质增强的目的。

 

让中学重视体育教学，让中学生重视体育，不是通过会考体育的途径。会考会让学生看重的是“体育成绩”而非身体素质，那么，有人会问，在当前的高考体制下，又有什么办法来促进学校、学生重视体育呢？这实在是两难的问题。其实，答案很明确：要么在现在的高考体制下，只考虑如何用较少的成本、较公平的制度、更简单的办法选拔出进入高校的学生，而根本不要去想什么综合素质；要么就对高考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否则，对原有高考制度进行嫁接，得到的只是难以入胃的变味果。

 

这里，不由要提到美国高校的招生。在不少美国高校衡量考生综合素质的“标准评分体系”中，体育活动让学生得到的加分，可能超出国内学生的想象，美国大学对学生的体育素质极其重视，体育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最多可以获得40分的加分，几乎是SAT成绩（高中学术水平考试）权重（SAT满分最多可获得25分）的2倍。美国大学考察学生的体育，显然不是通过会考，而且考察学生在中学时参加过什么运动队、参加过什么比赛——这显然是针对体育的过程。而在重视体育的同时，美国大学并没有为那些身体素质先天不佳的学生关上大门，在标准评分体系中，他们有家庭因素、多元化因素、超级录取因素，力图做到公平。

 

对比美国高校录取，我们现在的问题也就突显出来——没有统一的“体育会考”，中学提供的学生参加体育运动队、体育比赛的资料可信么？大学在进行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时，会真正以公平、公正为依据，做到教育公平么？——残疾学生被学校拒招的事每年都在发生，更何况当体育被日益重视之后会给学校新的理由——这两大问题，事实上是我国高考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也就制约了高考改革的步伐，最后让高考改革变成原制度的嫁接。

 

总之，我反对在高考权威地位下的嫁接改革，这除了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之外，不会带来期望中的“素质”、“教育”——会试体育无疑属于此列。我国高考改革，从长远看，必须在改革整体教育体制背景中进行推动，即通过整体教育体制改革的推动，重新建立起学校属于“教育性质”的公信力，由此将中学平时表现、大学综合评价、国家标准水平考试结合起来，形成真正注重学生能力和素质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