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知识论建构对当代面临的两个认知困境具有启示：一方面在文化多样性保护中，需要建立知识生态保护区；另一方面在跨文化对话时，应该发展知识转译的拓扑学方法。其理论价值在于为后殖民知识论提供了非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但需要警惕可能滑向文化相对主义的风险。

谢谢 许老师富有启发性的专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