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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学减负从何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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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拙文《大学须重塑自尊》（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13年6月20日）中提到，在现有体制下，中国大学重塑自尊的基本条件，就是要给大学减负，那么这个“减负”应该从何做起呢？
要给大学减负的关键是重新调整大学管理的政策和方针，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重新认识大学的社会功能。
大学乃教育机构是一个常识性的定位，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个常识性定位却因为种种复杂因素而显得并不清晰。
过去20年，中国大学从产业化、大众化、公司化，到GDP追求，每走一步都不是在事先周详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
“摸着石头过河”一般是改革初级阶段的手段，之所以在大学需要更上一层楼之时还传为金针，正说明我们对于大学的常识性定位尚缺乏起码的尊重。它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大学提升层级的障碍了。
影响定位的另一个因素是学习或者说模仿的对象不稳定。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大多具有海外经历，每年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也不计其数，按理说应该具备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然而，我们的哪所大学真正地十年如一日地模仿国外一所名校？有哪所大学可以被誉为“东方的哈佛”或“中国的牛津”？
在教育上，不卧薪尝胆地十年如一日地虚心学习，是很难取得人家的真经的。光想着巧妙地综合，所谓取长补短，取精华、去糟粕，在不具备良好判断能力和消化能力的情况下，只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大多是事倍功半，热闹有余而底气不足。
以论文为例。不可否认，我们在SCI收录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总数位居世界第二是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取得这个成就的代价却是教学越来越不受重视。
于是，有关部门又开始提倡重视本科教学，三令五申地要求教授承担本科生的课程，还搞了若干个奖项，以刺激教学水平的提高。而实际上，所有登上论文数量高铁的学校都不情愿以降低论文发表的数量和排名来提高本科生的教学水平。
但问题在于，提高本科教学水平恰恰是大学向教育机构基本定位回归的一种表现。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如何为了追求一项指标而忽视了基本的定位；另一个问题则是，在当下现实中，要真正地回归大学的基本定位是如何的困难。
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是以科研提高教学水平，以教学和整体氛围影响和塑造学生人格的。如果我们承认大学的这个社会功能或者说社会义务仍然有效的话，就不应该把附着于大学身上过多的，比如既要顶天，又要立地；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之类的责任，不分主次地过度强调。
在科学研究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的时代，一个学者能够在一个专业的某个领域有所成就已经不错了。大学也一样，办出特色比大而全、样样精通更为现实，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会更高。
我们不希望大学里的佼佼者都被化装成既能研究和教学，擅长经营、社交，擅长整理申报材料和填表，又能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伪全能运动员。
因此，重新调整管理大学的基本方针，就需要尊重教育规律，回归到大学的基本定位之上，尽可能地减轻大学的主体之一——教师身上过多的负担，使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有相当的精力和能力，从容不迫地教学以及与学生相处。这也是“重视教学”的号召得以落实的前提。
大学减负的另一个方面是精简行政机关。上世纪90年代，大学“后勤社会化”的改革曾经为大学减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取得过成功的经验。然而，榜样在前，步伐未进。现如今还出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大学行政机构似乎一直在改革和变动，但改革和变动的结果却是行政人员越来越多。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教学机构的调整和改革上。自从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最早在南京大学倡导设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来，相同或类似的校级研究机构纷纷设立。但有趣的是，它们是否真的达到了像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样，优化组合研究人员，迅速提高研究水平的预期效果似乎尚形不成问题。因为在一些学校，这类机构成立本身就是目的，就属于改革的重大成果。
为教师减负不仅需要政策倾斜，而且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实行起来也许需要时间。
因此，要减轻大学的负担，从精简大学内部的行政机构和不必要的科研机构做起，未必不是一条简单易行、切实有效的路。而且它符合现有的评价标准，可以量化，便于检查和考核。落实这一切，当然要看有关大学管理部门有没有贯彻群众路线，满足广大师生深化大学改革的迫切愿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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