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网上一篇比较杨振宁和邓稼先的文章流传很广，文章对杨振宁的攻击失之偏颇，

本文以严肃的物理学史研究，描述这段故事。

杨振宁放弃实验物理时所表现的焦虑、不安和失望事实上是一种失约和愧对师长的歉疚感的自然流露。

杨振宁得到这样一个偏离最初设计的博士学位，便难以按照预先的计划启程回国了。  

1949年发生政权更迭，1950年他与国民党战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结婚，回国的念想就此了断。

事实上，按照叶企孙等人的设计，邓稼先肩上的这付担子在很大的可能上会由杨振宁去担负！

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1949年，芝加哥大学

中美庚款留学考试恐怕是史上最难的考试，全国选拔，一届只录取20来人。中美庚款留学考试考了6次，抗日战争前有4次，分别于1933、1934、1935、1936年举行；抗战期间2次，分别于1940、1943年举行。第六届考试录取21人，杨振宁是其中之一，同届录取的还有洪潮生、钟开莱、吴仲华等名家。中美庚款留学是我国唯一一个完全针对国家需要和填补学科空白而精心设计的留学计划。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当，主持人得力而获得了巨大成功。就物理学及其相关学科而言，中美庚款留学造就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如：龚祖同(考选科目为应用光学)，顾功叙(应用地球物理)，蔡全涛(真空管制造)，吴学蔺(钢铁金属学)，熊鸾翥(弹道学)，王竹溪(理论流体学)，赵九章(高空气象学)，钱学森(航空)，张宗燧(天文)，王遵明(金属学)，马大猷(电声学)，王兆振(实用无线电)，胡宁(金属学)，杨振宁(高电压实验)，洪朝生(无线电学)等。

中美庚款留学考试严格设定留学生研习的方向，这些方向的确定非常认真：先由清华大学各学院院长征集各系专家意见提出建议，然后由校务会议对各院的建议进行讨论和归纳，拟出选派计划，最终报评议会审议通过。评议会议决的计划，还要报教育部审核通过，教育部往往征集实业部、社会部、农林部和资源委员会等有关部委的意见，对计划提出修订。例如1934年实业部就曾要求在考试门类中增加“工厂检查”一门，1941年教育部也曾根据社会部和农村部两部部长的意见，将清华大学报送的第六届留美公费生应考学门做了修改，删掉了原计划中的英文、政治学、法律、工业经济4学门，改成医学(注重肺病治疗)、制药学、造林学、纺织工程4门。

杨振宁是第六届中美庚款留学生，他考取的科目是“物理（注重高电压实验）”，留学预备期间，他的指导员是赵忠尧和王竹溪。（按照《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生章程》的规定，录取各生出国前要由二三位指导员指导，就拟习科目开展调研和实习工作半年至一年，以获充分准备，并明了国家需要。）两位都教过他，对他的能力和特长非常了解，为了人尽其才，他们曾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尝试改杨振宁的科目为核物理理论，信中有这样一段：“前奉函嘱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经与杨君数次商谈以目前美国情形高电压实验较难进行，可否略予变通以应时宜？查高电压实验研究之目的在研究原子核物理，查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研究此门学问以普林斯敦大学较宜”。梅校长掌校时的清华大学素以制度严明著称，评议会的决定是无法更改的，如果不是事关重大，两位熟知清华校规的指导员也不会提出此议，但这是无补于事的。

最终杨振宁不得不按计划去美国跟大物理学家费米做实验物理，而不能按照自己和导师的意愿去普林斯顿这个理论物理的圣地深造。费米是美国原子弹工程的最大功臣之一。

从1946－1948年间，杨振宁做了20个月的实验，在芝加哥大学“协助艾里逊教授建造了一个40万电子伏的柯克罗夫特－瓦尔顿加速器，并用它做核物理方面的实验”。

杨振宁后来多次提到自己不擅长实验，他到哪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就会遭殃，实验室流传的笑话是“Wherethereis bang，thereisYang!”（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

中美庚款留学期限为2年，特殊情况可申请延迟一年。即便实验不顺利，杨振宁还是要硬着头皮去做，而不便转到他擅长的理论物理方向去。因为有约在先：在《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章程》中规定，公费生在留学期间，每逢2月、8月需向学校提交修习情况和学习成绩证明，如未按规定科目研究或成绩不佳，即被取消学额。因此，改变研习科目是不容许的。杨振宁同届的张燮考选方向为造船工程，学习过程中感到不合自己兴味，曾请求改学戏剧，但未获批准，张亦不愿委曲求全，遂提前回国。

眼看2年过去了，试验没有太大进展，杨振宁苦恼不堪，最终迫不得已，接受泰勒教授的建议，放弃实验，转向理论。

做这一决定意味着对清华大学的失约，相信杨振宁在作这一决定时，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杨振宁回忆道：“有一天，泰勒来找我，他问，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我说，对了。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我听了这话很失望，因为我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我说需要想一想。想了两天，决定接受他的建议。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如释重负。”（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宁平治等主编.杨振宁演讲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p.121.）

最终，杨振宁以一篇原始长度只有3页纸、后来按照泰勒要求扩充到10页纸的理论文章，获得了博士学位，杨振宁的文章被泰勒称作自己指导的最短、最优秀的博士论文。这个泰勒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杨振宁得到这样一个偏离最初设计的博士学位，便难以按照预先的计划启程回国了。1949年发生政权更迭，1950年他与国民党战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结婚，回国的念想就此了断。

中美庚款考选的许多科目，如应用光学、仪器及真空管制造、兵工、飞机制造、硫酸及硝酸制造等，都是非常专门的技术，考生很难对其发生兴趣，而且，许多专门技术在大学或研究机关根本学不到的，需要削尖脑袋去一些公司或工厂去探密，困难重重。因此，如何使留学生按既定目标工作，而不至于因为志趣不合或学习不易中途改行就非常很重要，这是保证这项留学计划收到预期效果的关键。我们看到，制度上的保障措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使命感、师生情谊和道德力量在维系这项计划的实施。

梅贻琦和叶企孙是这项留学计划的主要主持者和推动者，从这批留学生在留学期间给梅贻琦和叶企孙的信中，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些学生身上已深深地植入了一种责任感和义务感，使他们千方百计推进拟定的计划，完成肩负的使命。这些学生大多能牢记师长们的瞩托，寻找各种机会去专业工厂实习，以求成为“学技兼具”的人才。考上弹道学门的熊鸾翥利用兵工署派验收团到德国莱茵炮厂监造并验收375px榴弹炮的机会，请验收团代为介绍进莱茵厂实行，结果得以在Dürseldorf研究弹道，并在Unterlüss实行射击测验。兵工署致清华大学函中，盛赞他工作努力，“学得实际上之学术颇多”，“大部绝非课堂上及书本中所能求得者”。考上应用光学门的龚祖同则从原来在国内偏于理论研究，转入应用技术。他于1934年7月到德国，初拟入耶纳(Jena)大学，后觉得如入耶纳大学，不过是做一篇研究，考一个哲学博士，对国计民生毫无裨益，因而改入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在柏林高工他完成了几种光学镜头设计，“此种设计在光学工厂里最为重要，通常目的为取得专利权，很少发表的”。1936年6月，他接到兵工署函，获悉由于商务关系，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去Hensoldt光学工厂实习6个月的机会，他当即中断了在柏林高工按部就班，以学位为目标的学习，进了该厂。在致梅贻琦的信中，他写道：“中国技术人才太少，尚未可如德国那样精细的分工，因此生所学亦不得不稍广，以免回国后只知其一，不知其他，而有无从着手之苦。但对偏于一小方面穷年累月的做论文，以求得学位工作，则现在不得顾及”。

从熊鸾翥与龚祖同两人的身上可以看到这批学科开拓者们的精神，没有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和牺牲精神是难以膺此重任的。

也正是这责任感、义务感和道德约束力，把杨振宁绑在他不擅长的实验物理上长达20个月，几乎等于全部的法定留学时间。

杨振宁放弃实验物理时所表现的焦虑、不安和失望事实上是一种失约和愧对师长的歉疚感的流露。

杨振宁写过一篇纪念他的同乡、同学、室友邓稼先的文章，感情真挚，令人动容。

邓稼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在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受辐射伤害罹患癌症去世，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据说邓稼先在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后，仅各获得10元钱奖励。杨振宁称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访问，曾问邓稼先，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不是有外国人帮助设计，邓稼先没有马上回答。结束访问前，上海市领导人为杨振宁送别，在宴会上，杨振宁收到邓稼先递来的一张纸条，杨振宁读了泪流满面：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在文章中写道“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不管杨振宁是否意识到，他的这种强烈的感情震荡，其实也是埋在心里多年的歉疚感的一次宣泄。事实上，按照叶企孙等人的设计，邓稼先的这份担子在很大的可能上会由杨振宁一起去肩负！

杨振宁与邓稼先，学业同样优秀，人生旅途却迥然不同。

杨振宁放弃试验物理、选择留在美国，最终成为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并获得诺贝尔奖，是世界物理学事业的荣幸，也成就了他本人的光荣。他曾说，他的最大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这个巨大贡献应该可以消弭他的大部分歉疚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