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转眼就已经过去，年初许下的诺言终究没能实现。但在这一年至少有了一个开始，而热情尚没有减退，愿望也始终没有更改。于是赶在2014到来之时，为脑科学与生活的博客做一个更新。

最近大家谈论最多话题的无疑是单独二胎的政策的逐步实行。从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国家和社会应该尊重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个人基本权利，并坚信它在整个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中巨大力量。但作为一位心理学研究者，这里不对计划生育的政策妄加评论，因为这里面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环境和伦理等问题。而是希望对家庭结构和个体发展中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做一个探讨。其中有关家庭动力学与科学创新的问题颇有意思。

2013年初， Science的一篇报道颇具争议。该研究发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一代独生子女，与该政策实施前出生的人相比，表现为不太信任他人、竞争力较差且较不愿意承担风险。在该研究中，LisaCameron及其同事招募了大约400名北京的居民，出生时间或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1975年或1978年）或是在政策实施之后 （1980年或1983年）。他们用了一系列的经济游戏来检测参与者对他人的信任感、冒险精神及竞争意愿；在这些游戏中，试验参与者会交换或投资少量的钱，或作出其他不同的经济决策。通过个性调查，也发现那些独生子女往往较不乐观、更为敏感或紧张，且更缺少责任心。

虽然该研究采用了严格控制的经济任务和复杂的统计分析，并且选择了计划生育政策前后的两类家庭，以尽量避免时代发展对结果的影响。但这个结果我们还是应该持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正如作者自己坦诚，他们的结果反映了北京地区的独生子女的情况，这些结果不一定适用于在其它地方或其它时间出生的独生子女。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所设计的游戏虽然其可以反映个体的一些决策过程。但大量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这些简单的经济决策后面有多个因素和过程在起作用。比如，风险决策反映了个体对输赢的敏感性，对概率的估计，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对刺激的寻求，相关的经验等等。更重要的是，很多的研究发现这些经济游戏任务中所测量的竞争合作，风险意识等并不能很好预测个体在真实生活中的能力和倾向。最后，很难在脱离个体和社会背景以及具体工作任务的情况下对这些个性特征做出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比如，冒险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我不是一个阴谋论者，但可以想象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力量形势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在潜意识的层面影响到很多人价值取向和判断，包括严谨的研究者和权威的杂志编辑。况且Science期刊本身非常推崇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基于这个考虑有时也会牺牲一点严谨性和系统性，这在其发现的很多论文中都有特个特点。结论虽存在争论，但这个研究的确为我们启示了一个重要的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以及一种新颖的科学研究思路。

与上述研究考察独生子的人格特征不同，2007年Science的发表的一个研究却发现独生子，或者长子在智力上的优势。挪威的研究者对25万军队应征入伍者的深入分析发现，第一胎出生的孩子其智商测试分数要明显高于他们的年小同胞成员。第一胎出生的智商平均要比第二胎出生的智商高2.3分，第二胎出生的智商要比第三胎出生的智商高，依此类推。 2.3 分的智力分数虽小，但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往往意味者巨大的差距。比如，美国的SAT考试的阅读和数学部分总分为1600分。2.3分智商差别意味着在SAT成绩上大约30分的差距，也意味了哈佛大学和普通大学二流大学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并不是源于生理因素。因为年小的同胞孩子在其长兄或长姐死后，会被当成最大的孩子一样来扶养，他们也可以有相对高的智商。因此，可以推断，家庭抚养的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这里面存在多个可能的原因。首先，最年长的孩子经常有更多的时间和父母一对一相处，可能能够促进孩子的智商。其次，年长的孩子经常作为父母的代理人，来教育他们年小的兄妹。可以看到，如果是第一个原因起决定作用，我们的独生子应该有更大的智力的优势。

但在个体的生涯发展中，智力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很多时候，人们讲性格决定命运，提示非智力的因素的重要作用，包括在我们认为智力应该起决定作用的科学研究领域。十多年前， 美国著名心理学学家Frank J.Sulloway的研究就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带来了颇有影响的研究发现。

Sulloway博士目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的教授。他197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与1984获得号称天才奖的McAuthur奖。他的书《弗洛伊德，心智的生物学家：超越精神分析的传奇》（1979）（ Freud, Biologist of the Mind: Beyond thePsychoanalytic Legend）用一个激进的观点对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有效性进行了再分析。此外，Sulloway博士还撰写有关科学创造力的本质的文章。在大众性的话题上，他发表了大量关于达尔文的生平和理论的文章。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Sulloway博士最主要的研究成果还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探讨家庭动力学如何影响人格发展，包括创造力天才。他对出生顺序施加在人格和行为的影响特别感兴趣。其研究成果总结在《天生叛逆：出生顺序，家庭动态和创造性的人生》（1996）（Born toRebel: Birth Order, Family Dynamics, and Creative Lives ）一书中。该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前100名。同时得到包括哈佛大学进化学家Ernst Mayr，科学史家BenardCohen，以及麻省理工大学心理学Steven Pink等的高度赞扬。其中ErnstMayr的评价是“每隔很长的时间就会出来一本书，能够改变整个研究的领域和每个人的思想，这本书就是天生叛逆”。

在这本长达600页的著作中，作者的用大量的证据来论证一个最核心的观点，那就是：在创新精神的培养中，家庭内部的动力因素大于外部环境，出生顺序至关重要。简单点说，头生子女倾向于保守，后生子女倾向于变革。头生的孩子倾向保守、循规蹈矩、创造性小。他们尊重权威、遵守纪律、捍卫现状、易做现行体系的领导者。而后生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他们不遵循规则，挑战权威，富有创造，容易做各个领域的革命者，包括科学研究和科学思想。他认为，提出和支持革命性的创新思想的人中，后生远多于头生。而且对于是否支持思想变革来说，出生顺序产生的作用，要高于国籍、阶级、性别、宗教、性格、政治倾向、年龄、科学地位等。

Sulloway主要采用了科学史料分析法来论证他的观点。它针对一百多个历史（科学史和社会史）事件，收集了几千个案例，并做出严谨的统计和分析来支持他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对进化论的支持。他发现，提出和支持进化论的观点的专家学者多数是后生，包括著名的达尔文，华莱士。而反对的多数是头生，包括阿加西等（其他的例子见表1）。经过简单的统计，他发现后生者中支持进化论的比例是头生者的9.6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差距。对其他革命性的科学理论的争论，包括哥白尼革命（5.4倍），牛顿物理学（3.1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3.8倍），爱因斯坦的狭义（3.6倍）和广义相对论（1.3倍）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除了这个基本的发现，还有两个现象也非常值得关注。首先，这个现象往往在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刚刚提出来的时候更加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头生和后生之间的差距会逐步缩小。第二，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个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说明家庭动力学对科研创新的影响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一个观点刚刚出现的时候，证据往往并不充分，大家往往根据自身的信仰、价值观和人格特征做出一些基础情绪的判断，而非基于科学的证据理性思考，这个时候最能体现一个人人格因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证据更加充分，在激烈的争辩中是非曲折也弄的比较清楚了，情绪的判断往往被理性的思辨所替代，人格因素的作用会渐渐减少。

Sulloway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当时法国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人非常的小。除了法国人自有的文化自信和骄傲之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家庭的结构变化。他指出：“1859年，法国科学家平均每人只有1.1个兄弟姐妹，而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平均每人有2.8个兄弟 姐妹。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中，达尔文主义也从未真正在法国立住脚；一直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自然选择理论才在这个国家得到普遍采纳，距《物种起源》的发表已相隔近一个世纪。在这不寻常的延迟的背后不是居维叶派在作祟，而是避孕和计划生育。”

在饶毅教授的博客中，他还提供了美国能源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Steven Chu)一家的例子，似乎也和这个结合非常吻合。

当然也有没有和这个例子不吻合的案例，其中著名的例子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牛顿、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拉瓦锡等。但支持他们的观点的人中，还有后生的比例较大。

作者虽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但结论并不是基于某个或者某几个个案。如果采用个案和逻辑思考的方法，上述不同的个案可以让我争论100年也无法得到清晰得观点。Sulloway则遵循了数据驱动和统计分析的方法，特别强调了自己研究的科学性，并在收集历史资粮中遵循了三个原则：（1）抽样要具有代表性；（2）对其科学立场的评价应该准确；（3）由于这种评价涉及到主观判断，因此还需要具有可靠性。为了满足第一个要求，他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和专著，并且在100多位科学史学家的帮助下确定了和每个革命性理论相关的最重要的科学家。仅仅进化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就抽取了几百名科学家。为了实现2，3两个目标，他采用了二分和连续计分的方式来考察科学家对某个观点的支持程度，同时让10位达尔文理论的史学家对他们进行打分。最后，Sulloway还通过统计的方法控制很多干扰变量的影响，包括家庭大小，性别，阶层，宗教，性格和时间等。可以说，如果我们相信历史资料的价值，那这个结论应该是非常严谨和可靠了。

那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Sulloway借助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他认为，在一个家庭的内部，兄弟姐妹间往往需要竞争来争夺父母的投资，包括金钱，时间，关注和教育等等。在发展的早期，后生的弟妹往往在体力和智力上都落后，依靠正常的途径往往无法获得竞争的优势，必然发展一些不寻常的方式来获得父母的关注。另外，家长的观念也会这个竞争的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家长期望长子来继承家业，希望长子能够关心照顾弟妹，因此更注重培养他们独立和责任意识。

家庭动力学影响儿童发展的另外一个现象是，为什么同一个家庭的子女性格迥然不同？这个问题颇让家长费解，甚至怀疑有一个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其实，套用上面的解释，我们可以寻得一些答案。首先，很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父母往往有意无意突出兄弟间的特点，从而把他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夸大。另外，孩子们之间为了赢得父母的关注，必然突出自己得独特特点。这就造成了同一家庭的孩子的性格特点非常突出。

当然，对Sulloway的观点还存在一些争论。一是对个案研究的方法还存在一些质疑；而是对整个的研究基于一个相关的描述，而非实验的证明，当然实验的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是很难实现的；三是社会心理学得问题往往涉及到众多因素的复杂影响，统计的方法或许并不能完全分离出各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对难以明确出生顺序的作用；四是不清楚这些观察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和人文环境下还能否重复。虽然家庭动力学影响儿童发展不容质疑，但其作用方向在新的时代是否还是一成不变。最后，对于这个现象后面的解释，目前还主要以思辨和猜测为主，缺乏更科学探究。但无论如何，Sulloway几十年的系统深入研究有力地展示了微妙的心理因素如何决定了人类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