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落后了会怎样

李侠

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曾于1958年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观察渗透理论。这个理论当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观察不是客观的，它会被头脑中拥有的理论、信念等所污染。既然观察被理论影响是很常见的现象，那么我们稍微引申一下，就会推出两个很有趣的命题：其一，拥有不同理论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其二，拥有不同理论的人是无法交流的，后者就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范式不可通约理论的通俗说法。先抛开后者不谈，本文只关注前者，即拥有不同的理论和信念的人在科学活动中会有怎样的差异？

为了更通俗地点明本文的主题，我们想知道拥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会有怎样的认知差异？笼统地说，世界观是一个非常大的观念集合，大体包括自然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其中自然观与科学有关，其他部分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学科有关，所有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人们的宽泛意义上的背景理论，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这个理论体系去观察世界的，没有人可以越过这个模式。按照哲学家波普尔的说法，没有理论的支撑，你什么也看不到。

早些年曾看过一些国外科学家的传记材料，与我们的科学家的传记对比一下，总是感慨于他们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判断与我们简直有天壤之别，一直困惑于此。经过这些年的思考大体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其一，中国相对于西方而言，最落后的不是科技而是人文；其二，落后的人文理念制约了中国科技人员的创新能力；其三，构成中国人的世界观的人文学科知识已经属于退化纲领。这三个结论牵涉到两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命题：首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斯诺命题）；其次，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李约瑟命题）。对此简单论证一下即可明白其中的道理。

对于两种文化的争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学者斯诺的一个著名演讲，随后很多人对此有过论述，但笔者认为，这些论述中缺少最为重要的一点即科学发展的条件问题。由于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探索与批评精神，但是这两种品质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即民主机制的保障，没有民主机制，科学研究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还哪有自由探索与批评精神存在的空间呢？在权大真理多的地方，科学也就沦落为权力的婢女。对此，只要想想20世纪50年代马寅初的人口论的命运就不难理解这点。而对于民主机制的研究与探讨恰恰是人文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放眼全球，当今世界上科技发达地区大多是民主机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很少有例外，这绝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必然联系，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由此，可以推出，在人文学科非常孱弱的地区是很难出现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的现象。遥想五四先哲，坚持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举，实在是如先知一般具有洞穿时代的眼光。毕竟，人文学科的使命就是倡导美德，并为整个社会的治理与秩序提供基本的知识支撑，缺少这些，科技发展的土壤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蔑视人文学科的人是极度短视的，历史的温暖之处在于，它无数次验证了任何短视行为都是要为之付出代价的。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研究十七世纪英格兰科技起飞时的社会背景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默顿命题：即清教主义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科学的发展。在默顿看来，清教主义促成的正统价值体系于无意中增进了现代科学。清教的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一切的综合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大一点，就会看到自15世纪以降，欧洲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人类的心灵逐渐摆脱宗教的桎梏，由此带来两大发现：重新发现人与重新发现自然，这是一次根本性的观念转变；随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7世纪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实现了社会的变迁；再加上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扩散，理性精神得以占领思想舞台；紧接着19世纪德国大学改革的确立，以及20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起，正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变革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因此，才有后来欧洲科学400年的腾飞。这个思想演变的谱系也揭示了五次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清晰路径与背后的思想变革之间的复杂互动模式。没有这一次次震撼心灵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哪能有欧洲科学的快速崛起呢？为了能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拿第一次科学革命期间的中西对比来间接证明我们的命题：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大体时间跨度是150年，即从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为标志，到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这期间人们在思想领域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光荣革命的洗礼，一种独立的现代人的人格形象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并演绎了人类的智力奇迹。反观这个时间段的中国，正是明末清初之际，到1644年满清入关，导致文化出现周期性震荡回落到谷底，余下的两百多年也仅仅是重新回到儒家的正统轨道，丝毫没有进步可言，人们的世界观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时代变了，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然沿袭着封建时代的主仆关系，从骨子里说仍是一个旧人，他们仍然生活在古代，仍然践行着学而优则仕的单一社会分层渠道，这些人的世界观几千年都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状况又怎能带来科学的崛起呢？

英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奥克肖特（1901-1990）在提及这段历史时曾说：现代欧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即把罕见的精力献身于智力事业的人们及其团体的出现，这些人最关心的自己的智力工作并为自己的智力上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他们识别自己所依据的是自己的各种信念，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和他们自己的各种普遍观念，而不是各种实用的工作。反观中国文化，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几乎耗尽了其全部的创造性功能。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的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来说明儒家文化的特点就是：这种文化达到过分成熟阶段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形态，外部扩张无力，则返回到内部使内在结构无限复杂化与精细化。当一种文化进入到内卷化阶段，这种文化带来的只是群体之间交易成本的上升，进而导致整个社会进入退化轨道。更为困难的问题是一旦我们默认了这套观念，我们很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笔者私下里曾对学生们开玩笑说：儒家文化主导中国社会的2000余年，仅仅造就了四大发明，平均下来每500年出一件重大发明，你不觉得这种效率太低了吗？我们给了儒家文化2000年的时间来展现它的创造性，很遗憾，它并没有带领这个族群走向文明与富强，反而是导致族群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内耗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充其量是一种退化的世界观。建国后我们大力推行唯物主义，打压唯心主义，以此构建一元化的新的世界观，通过采取整齐划一的思想塑造模式，严重摧毁了群体世界观的开放性，长期在精神领域的严格管控，导致族群在思想领域极度贫乏，人们剩下的唯一出口就是热衷于庸俗的唯物主义。这样的世界观既没有丰富内容，也没有预见能力，是一个典型的退化的世界观。精神生活的匮乏是另一种形式贫困。笔者曾在多个场合说过：中国最落后的不是科技，而是人文知识。由此，也能约略推出中国人的世界观在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如果世界观落后了，那么拥有它的人会怎样呢？我们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吧。假设天文学家第谷和开普勒一起站在山顶上看夕阳落山，由于第谷信奉地心说（落后的世界观）而开普勒则信奉哥白尼的日心说（进步的世界观），那么两个人将对同一美景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甚至他们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东西。这还仅仅是世界观中的自然观的差异，即科学理论的差异，那么构成世界观的其他要素落后了又会怎样呢？再让我们看一个关于科学家对于自己工作的伦理思考的案例。二战后期，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从事该项研究的物理学家开始思考自己工作的伦理责任问题，当时出现三种意见：其一，科学家对自己的科研成果负有完全伦理责任；其二，负有部分伦理责任；其三，完全没有责任，这样一些观点的差异就是每个人头脑中的世界观的差异造成的。试想这样的思考会在我们科学家中发生吗？对此，笔者不想武断猜测，不过现实生活中，很少听到我们的科学家们会有此类公开的思考。更遑论有“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之类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因斯坦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其科学成就，更体现在他所拥有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上。如果此言成立，那么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也许此刻需要补充一个说明：科学知识是普世的，真正的源于人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是普世的，差别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大，如果任意夸大这种差别只能理解为偷运私货。试想为什么你会对《泰坦尼克》这部描写欧洲人爱情故事的电影流下激动的泪水呢？其实，人同此心，你也有过这类情感，或者能够理解这类情感。再比如，二战期间给犹太人发放“救命签证”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之所以受到后世高度赞誉，是因为他的决定是基于普遍的人性。不敢想象，今天我们是否还会出现这样的外交官？如果普遍的人性是存在的，那么基于此的科学也是可能的，因而也是普遍的。

在我们的世界观构成中，只有自然观没有多少改造，其余部分大多被进行替换，毕竟我们还要仰仗源于自然观中的科技力量去维系社会的发展，以及为制度的合法性提供证明。即便这点也是有过惨痛教训的，文革期间曾有人试图改造自然观，指责那些成果是资产阶级的学问，结果不但制约了科技的发展，也导致社会整体发展乏力并沦落为反智社会，这才不得不放弃此类愚蠢做法。世界观内容替换中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过分强调唯物主义，如今其后果已然显现，很难想象，靠一群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就可以把社会引领到文明的前沿。伴随市场化的发展，庸俗唯物主义滋生的贪婪野心已经无法控制，各种社会失范现象层出不穷，究其根源皆在于此。随着传统乌托邦的宏大叙事的瓦解，世俗生活越发践行崇低的价值取向，这是所有人不能接受的，思想的真空必然被填充，毕竟人不仅仅有物质生活，他还无比强烈地渴求精神生活。这些年各种宗教的大举进入以及邪教的衍生无不与此真空有关。当下高调出场的文化复古主义同样是想填补信仰真空留下的尴尬局面，毕竟这套体系在中国运行了2000多年，推行起来社会阻力比较小，问题是这套体系是一个退化的纲领，它源于农耕文明，与工业时代是不匹配的，它同样无法带领13亿人走向文明和现代。每遇危机便祭出古法绝非上策，对于古代的无原则崇拜是一种迷信也是一种思想的懒惰行为。记得以前曾看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一句话：造就新加坡奇迹的不是靠什么儒家文化，而是依赖殖民地留下的法治体系。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

时至今日，再去回想爱因斯坦为何喜欢读马赫等人的哲学著作就不难理解了，构建一个进步的世界观对于个人成长、社会进步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点就更显得重要了，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和达成共识，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被孤立与此有关，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之所以创新乏力也与此有关。

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说：城邦的最大美德就是追求正义，而要实现这个美德，就需要公民践行智慧、正义、勇敢与节制的美德。只有基于此，我们才会如苏格拉底所言：永远走一条向上的道路。

【备注】这篇文章记得是写于5月份，刚刚得到信息，已经刊发在《科学家》2014（7）上，这本杂志的品相很不错，与王佳雯老师的合作很愉快，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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