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的优先性何以可能？——听季卫东教授演讲有感

李 侠

                3月4日下午，在法华镇路校区听了季卫东教授的一个演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新程序主义进路》，主要讲在价值冲突中实现和谐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告，讨论的问题也是当下最为困扰国人的思想难题。季先生的报告准备得很充分，理论论证很到位，问题阐述得很清晰，应该说这是近两年来我听到的一个最有想法的报告。我评价一个演讲的标准就是，首先，演讲人是否对论题有充分的理论支持与准备，其次，演讲人是否有自己的想法。这两点在我看来都达到了，所以说这个报告很有价值。由于我不是搞法学的，也没有相关的系统训练，只能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聊几句感想。

        关于程序正义的话题应该说已经能够成为一个常识性问题，而我们遭遇的当下恰恰是常识缺位的时代，所以我们的很多努力都与恢复常识有关。我最初关注到这个话题还是十年前对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好奇。如今再来看这个问题，内心也是颇多感慨，我们日益陷入一个怪圈，任何一个问题处理起来都是：尾既是头。导致这些年在思想上根本谈不上多少进步可言，这是很令人沮丧的事情。如何打破这个局面，唯有进行有效的切割，只有如此，方有希望。怎样进行切割，就是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我想季老师提出的新程序主义的深意也在于此吧。季老师把当下的价值冲突归类为三种：功利主义论、自由至上论与功德论，这些分析我都同意，如果回到我的行当，当下配合这些价值观在思想上就演变为：犬儒主义、颓废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泛滥，这种价值观与思想取向的交叉重叠，导致中国当下的思想图景异常纠结。“无解”似乎成了我们的宿命。

        对于程序的捍卫，无非是强化了公平与合法性。程序的最大好处就是以一种自然化的思路，使实践便于推广（如同标准件），在满足正义的前提下，使社会运行阻力最小，以此改革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的局面（对于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罗尔斯进行过讨论，如差异原则等）。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程序的捍卫，可以打破中国长期存在的政治怪圈。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无论怎样监控，权力运行后果的质量都比较差的困境。监控失灵的原因也在于此。由此，引出笔者的两个思考：其一，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架构，中国的法治概念与西方的法治概念在指称上具有不可通约性，这是很令人悲伤地事情，社会技术的落后才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此背景下，我们默认了摸石头过河等经验主义的内在困境，由此生发出无数的特色理论与国情说，这点你是懂的。其二，集中权力背景下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本质上要求对于权力进行约束与制衡，而集中权力恰恰是不喜欢程序正义的，这种扭曲，注定了中国改革的诡异性。

        社会心理学上讲人的从众行为，其实面对诸多的无力感，从众是化解个体内心绝望与无助的一种有效措施，从众可以增加渺小个体的力量感。

        会后在回家坐地铁的路上，偶遇也准备回家的季老师，简单聊几句，季老师为人平和热情，已显大家气象，也祝愿他能够对我们国家正在遭遇的思想困境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匆匆而过的人生路上，在某个路标或者树下停留一会，点上一支烟，欣赏一下偶遇的风景，也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

        这次报告很精彩，是为记！

2011-3-5课后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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