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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新兴技术道德治理的逆周期路径 精选

已有 5159 次阅读 2021-7-23 09:44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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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新兴技术道德治理的逆周期路径

范毅强,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鉴于发展新兴技术的坚定信念以及新兴技术的伦理风险,在道德治理中采取逆周期审慎管理,有利于应对系统性风险,有益于维护新兴技术的稳定和发展,有助于提升科技伦理治理的可通约性。基于不确定性的内涵和结构以及新兴技术道德风险的顺周期特征,确证了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与伦理风险之间存在间断平衡关系。参照影响逆周期道德治理的维度和因素,依据技术主体的理性与非理性特点,提出了道德治理逆周期调节的道德适应路径与道德情绪路径。

关键词:新兴技术;道德治理;社会融合;逆周期管理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21)04-0000-06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我国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兴技术与社会的融合进一步加深。作为仍有开发潜力、即将或刚进入应用市场,处于社会融合初期的尖端技术,新兴技术的机遇与挑战一直伴随着它的发展,它的道德风险和伦理价值引起了学者们的再一次反思。面对新兴技术的透明性和反身性,道德治理的顺周期路径已不足以应对突发的道德风险,在新兴技术顺周期道德治理前提下,加强逆周期道德审慎管理,是新兴技术道德治理的新方向。

一、后疫情时代的特征

后疫情时代是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结束后的时期。鉴于新冠疫情风险的地区差别,个体、群体和社会对疫情结束时间的界定和认同存在差异。参照认知分歧,后疫情时代时间起点的范围可设定在新增疫情持续为零和疫苗大规模使用两个时间点之间。毫无疑问,中国将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在疫情、后疫情期间的治理经验将为世界提供借鉴。

“只有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得到很好的满足,才会产生爱、情感和归属感需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1]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危险性与传染性,个体重新定义了风险,社会的安全边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管理辖区以安全为中心,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按照特定的标准划分单元网格,展开实时监控与追踪,开始了数字网格化管理。随之,个体原本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需求在疫情的影响下受到了抑制,个体、社会开始在新的安全边界中寻找新的路径,以满足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需求。

疫情的蔓延,几乎让供应链陷入停顿,产业链、价值链也随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疫情期间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极有可能延续到后疫情时代。在“无接触”、“宅生活”、“云消费”等数字化生活的影响下,疫情期间的有意识转变,会发展成后疫情时代的无意识选择。疫情期间数字与智能软件的大范围应用为技术治理提供了可能。科技助力疫情防控不仅为智能化提供了样本,为工业4.0的发展提供了场景,更加速了智能社会的建设,为新兴技术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在5G商用、人工智能革命等大背景下,新兴技术和新兴技术孕育的多形态产品在后疫情时代将更受市场青睐。

二、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内涵

20世纪初期,不确定性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奈特(Knight1921[2]认为风险是可度量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不可度量的风险。海森堡(1927[3]认为测量干扰了被测量粒子的运动状态,对测量结果产生了怀疑,对测量的确定性产生了质疑。新兴技术作为仍有开发潜力、即将或刚进入应用市场的尖端技术。围绕它的不确定性,及其衍生的道德风险、伦理规范问题,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它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关于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内涵依然存在分歧。

21世纪初期,在价值维度下,“不确定性”概念在事实主张与评价主张的争论中迅速发展。沃克(Walker 等,2003[4]将引发不确定性的原因分为四个方面。①自然过程固有的随机性;②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和可变性;③社会进程的不可预测性;④技术发展往往伴随着意想不到的后果和副作用。科彭扬(Koppenjan等,2004[5]认为,不确定性表现为实施方案与该方案后果的不可知,即无法评估方案产生的效果,它表现在知识和信息的缺乏。张彦(2011[6]认为伦理风险的不确定性即指价值排序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引起的不确定性。借助不确定性的概念化,近年新兴技术伦理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是逐渐从“不确定性”的概念框架中挣脱出来,以特定新兴技术实例和独特的道德治理方式展开科技伦理研究。胡达(Huda2019[7]以信息技术为例,提出以增加道德参与的方式,实施新兴技术道德治理。陈瑜(2018[8]以纳米科技为例,提议以价值前置的方式对新兴技术实施道德治理。范毅强(2019[9]以区块链技术为例,提出了伦理规约的中置模式。

新兴技术的风险不仅来源于技术自身,而且与技术主体的主观感受息息相关,甚至发生在新兴技术社会融合的情景之中。“来自无知的论证和类比的论证都发挥了重要的认知功能,在缺乏知识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促进了探究。”[10]新兴技术的伦理风险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人与技术的关系视角下,新兴技术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它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在概率上是不可知的,所有的确定性和所有的不确定性,它们都具有平等的实体性地位,等待社会的检验。在新兴技术社会属性的前提下,新兴技术社会融合过程的不可逆是新兴技术伦理风险的内在根源。新兴技术的确定性为它提供了社会属性,在技术、技术主体、社会之间设立了道德现场,在接受社会检验的过程中,如果道德基础薄弱,技术的确定性就会转化为社会情景的不确定性,衍生出道德风险,甚至转变为伦理风险,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伦理代价。

三、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与伦理风险的顺周期特征

在新兴技术社会融合视角,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对技术本身的不可知,更反映在对新兴技术未来发展规模的未知,但是,由不确定性衍生的道德、伦理风险具有结构特征。在新兴技术风起云涌的今天,它的社会属性已成为技术异化的主要原因。“道德并不存在于作为科学的对象的任何关系,道德也不在于知性所能发现的任何事实。”[11]在知觉与情绪前提下,休谟否认道德来自于理性,并提出了著名的伦理学难题:“应该”能否从“是”产生?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转换和连续关系提出了论述。基于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新兴技术伦理中的“是”、“应该”、“是”与“应该”之间的差异问题,可转化为不确定的可行性、合理性、一致性及其与伦理风险对应的关系问题。

1.不确定的可行性

技术将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人、自然与社会的联动中释放了新的价值,形成了新的价值导向,提升了道德选择的主体性,技术的确定性不能保证道德主体在社会情境下道德理由的正当性。不确定的可行性意味着技术自然属性的确定性,并不等同于社会属性的确定性。一方面,新兴技术作为刚走出实验室,进入大众视野的新技术,在社会融合的初期,因为缺少样本的借鉴,技术主体风险意识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很难形成统一的伦理价值共识,缺乏有效的道德和伦理体系约束;另一方面,新兴技术仍具备开发潜力,新功能的出现会孕育出新的应用场景,扩大技术的规模,也使得道德风险更容易藏匿在新功能、新场景内。由此,新兴技术自然属性的确定性不止不能等同于社会属性的确定性,而且对技术主体的道德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区块链技术作为社会融合初期的新兴技术,它叠加了加密技术、分布式账本技术等。可是,标榜着去中心化、安全性、可追溯性、匿名性等特点的区块链技术,依然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例如,环签名技术,它是公认的隐私保护较严密的加密技术,它采用一次性密钥来隐藏交易的数量、目的地和来源。库马尔(Kumar,2017[12]发现环签名技术依然存在漏洞,可将匿名集大小作为隐私度量的弱点,只需要一个被动的区块链分析,就可以对超过87%的隐私信息进行破解。在不确定的可行性影响下,新兴技术的道德风险呈现出顺周期特点,很多数字货币(如比特币、门罗币等)的攻击方法在互联网上公布,造成了道德风险的积聚。

2.不确定的合理性

不确定的合理性意味着新兴技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技术主体道德意图的确定性,它表现为技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不稳定的耦合关系。鉴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特点,容错机制是构成区块链技术的核心,它直接决定区块链数字应用的共识机制与效率。例如比特币、蚂蚁链的容错机制都运用了拜占庭容错方案。它建立了不需要第三方公证的共识机制。虽然,超过半数认同的议案才是最终的选定值为区块链数字应用的运转提供了合理性,但是,在缺少伦理价值指标下,准许错误信息存留的方式为区块链技术的合理性增加了不确定性,如果超过50%的参与者不具备道德意图,都选择将错误信息进行传递,会对原有的伦理价值发起挑战。

算力是比特币工作量的直接影响因素,为了稳定产出,很多比特币矿工都加入了矿池共同挖掘共享收益,这也引发了大众对“51%攻击”的恐慌。此外,博诺( Bonneau2016[13]展示了另一种可能,运用短暂租用算力也能实施51%攻击,实现“双花”。埃亚勒(Eyal2014[14]发现比特币不止存在“51%攻击”,还存在“自私挖矿”可能,利用比特币中的共识机制,扣留新区块并延迟公开,快速发展自己的链条长度,获得更大的收益。区块链技术的合理性(例如,透明性和匿名性)容易被不道德技术主体所利用,藏匿在技术的高墙之下,用不道德的方式(51%攻击,双花,自私挖矿等)破坏道德规范,引发模仿和跟从,让技术失信。由此,技术主体的道德意图、行为不仅需要更多的自省与自觉,还需要严格的道德审查,以维护伦理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3.不确定的一致性

不确定的一致性是指,技术的合理性与技术主体道德意图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伦理价值的一致性。新兴技术与社会融合的过程中,个体对道德风险的偏好并不相同,个体、群体间道德适应的差异会改变技术主体对技术的依存状态,改变技术主体与应用场景之间单向度的从属关系,在群体范围内形成新的伦理价值。在道德主体内,道德感受与道德评判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鸿沟影响着主体的道德适应,也影响着个体、群体间伦理的分歧与一致。道德适应的差异决定着新兴技术社会融合的渗透力,技术的社会融合表现为技术的道德应许与个体、群体、社会的道德适应之间的渗透。“道德适应的现实情况是个体需要总是千差万别,同时个体感知总是因人而异,这使得不同伦理诉求的道德个体在目标不一致时容易与共同体产生冲突。”[15]应用场景变化及其对应的道德风险是影响新兴技术的伦理风险的主要原因,正向、负向道德目标的一致或分歧可能会转化为道德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挑战伦理规范,形成伦理负效应,触发伦理系统风险。

如果伦理的目的是评估技术,那么它必须考虑到技术融合时不确定的一致性。技术的叠加,以及技术社会融合的不可逆特征,为突发道德事件触发伦理系统风险提升了可能性。The DAO事件的发生,推动了以太坊的硬分叉,不仅反应了智能合约代码中的漏洞,应验了数字货币主体的偷盗行为,映射了数字货币组织内部的不道德行为,更说明了新兴技术社会融合的顺周期特征。突发的道德风险事件助推了技术主体羊群效应的发生,数字货币持有者对数字货币的风险判断形成了一致,大量的数字货币被抛售,以太坊的价格在三个月内下降了70%,引发了数字货币的系统风险。“因为伦理中置方式的缺失,突发的风险事件,动摇了技术的道德信用,激化了技术主体的情绪,闪现了区块链技术伦理信任的瓦解。”[16]

四、新兴技术道德治理的逆周期路径

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应的结构特征和伦理风险展现了明显的顺周期特点。一方面,新兴技术的确定性对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容易造成资本的大规模涌入,在缺少社会融合可行性的前提下,盲目推广新兴技术的应用会衍生道德风险;另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吸引参与者使用新兴技术,而且参与者对其它参与者的行为存在模仿和跟从,呈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积聚了风险;再一方面,随着新兴技术的叠加式突破,新兴技术不再以独立的形式出现,它与经济、社会、文化绑定在一起,不确定的一致性为伦理风险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单一技术内部的道德风险通过情绪、信息媒介快速在群体内传播,引发挤兑风险,如不快速实施逆周期审慎管理,有可能挑战整个新兴技术体系或社会伦理规范,形成伦理负效应,引发系统风险,甚至付出惨痛的伦理代价。

1.顺、逆周期道德治理的差异

新兴技术道德治理的顺周期策略可按功能分为前置、中置和后置三种模式,前置模式有专家导向法、多元主体导向法、负责任创新法。中置模式有协同治理法、过程性治理法。后置模式以技术的伦理评估为主。以多元主体导向法为例,麦克诺滕(Macnaghten2014[17]将多元主体的关注点聚焦到5个领域,分别是,科技的目的、信任、包容、创新的速度和方向、公平。并依照这5个领域提出了基于“上游模型”、“诚实的代理人模型”和“问题倡导模型”的三种治理方法,分别针对技术的预期、确定性和反身性。西宝(2016[18]提出了新兴技术的协同治理框架,该协同框架包括了8个协同主体,以及问责机制、参与机制、评价机制、交流机制、共享机制在内的5个协同治理机制,协同主体和机制共同在新兴技术的研发、开发和生产的过程中发挥治理作用。

道德治理的逆周期调节是对新兴技术道德治理运行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它加强了新兴技术道德信用和伦理信任的联动性,削弱了技术内部、外部因伦理失衡和突发道德负面事件的双重风险。技术层面,参照新兴技术的叠加和关联特征,针对新兴技术伦理风险的顺周期性,道德治理的逆周期策略构建了基于全局视角和未来前景的动态规划,将新兴技术道德规范的局部最优化升级为全局最优化,防范由技术顺周期波动和不同技术间伦理风险渗透所导致的系统风险,为风险提供缓冲,平稳释放风险,维护新兴技术体系的稳定与发展;社会融合层面,通过提升道德风险监控的水平和效率,逆周期调节不仅能够有效引导新兴技术道德认同向道德内化趋近,还能够有效防范新兴技术伦理的系统风险。

新兴技术的发展必须以伦理道德框架为基础,技术的社会融合对社会的改变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对社会道德行为、道德规范、伦理价值的改变。前置、中置和后置道德治理的目标是将道德风险阻隔在技术运行的伦理道德框架之外,充当着“防”的角色,可是新兴技术不确定的可行性、合理性、一致性往往让道德风险防不胜防,这时就需要在道德治理中加入逆周期操作,发挥“控”的作用,弥补顺周期道德治理的不足。在中置道德治理中,新兴技术内部的透明性和共享机制有利于道德监控的实施,可是,它也为道德风险的传播提供了途径,突发的道德风险事件(如技术漏洞、虚假消息等),会在群体、社会中迅速蔓延,动摇技术主体对技术的道德认同,为羊群效应和挤兑提供可能。

2.逆周期道德治理的实施路径

从技术触发期到技术成熟期,每一项新兴技术的社会融合总会引发社会对伦理价值的深度反思,并给社会带来道德观念的变化。后疫情时代,新兴技术的风险不仅不会消除,相反它会伴随着新兴技术一起共生。缓解道德风险的顺周期性,加强道德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将成为后疫情时代新兴技术治理的重要方向。

1)道德适应路径

在技术主体与技术情景的联动过程中,主体内在的伦理价值和道德预期与情景内的道德风险刺激的协调、融合或分离过程就是道德的适应过程,它是伦理价值、道德预期、道德评估的融合或分离。技术主体依据对技术的认知,依照伦理价值产生道德预期,在道德风险的主观感受中形成道德判断和评估,并据此实施道德或不道德行动。该行动又反过来影响、改变技术原有的道德轨迹,二者不断地相互影响。技术主体的道德适应能力直接影响道德风险的扩散速度,造成技术的顺周期波动。“道德适应可分化为道德认同、道德学习、道德实践、道德内化四个阶段。”[19]结合道德适应的特点,对突发道德风险进行跨周期评估,有利于实施逆周期道德治理。

按照道德风险的特点可划分为:自发、叠加或延展、模仿、跟随、统治型道德风险。如自发型道德风险,技术主体借助对新兴技术的通晓,创造逃避道德治理的方案。不道德行动的获利行为容易引发不道德技术主体的跟随,引发跟随型道德风险,改变新兴技术的道德轨迹。技术的叠加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关联特点,一处漏洞就会为道德风险的爆发制造条件,引起社会对整条技术链的不信任,催生系统风险。借助道德适应的特征,跨周期评估能够前瞻性地控制道德风险的扩散的速度,化解系统风险。以区块链技术为例,数字货币的账本是公开的,不仅单一加密货币的分类账能够被追踪,而且跨分类账同样能被追踪。高德菲尔德(Goldfeder等,2018[20]展示了第三方网络跟踪器可以去除加密货币用户的匿名保护。针对突发的道德风险,有必要使用逆周期操作,采用跨周期评估,提升技术主体的道德适应能力,避免出现大范围伦理风险,付出伦理代价。

2)道德情绪路径

在技术主体的理性状态下,道德适应限制道德风险的传播。“情绪不但起到增强群体内部纽带的作用,而且还可能有助于改善、恶化社会群体间的关系。”[21]突发的道德风险有时使技术主体的判断和行为变得不理性,容易受到群体内情绪的影响,触发羊群、挤兑现象,加速道德风险的爆发。“情绪有可能是由认知与知觉之间的着陆问题产生的,知觉与认知之间的鸿沟越大,渗透性越差,对情绪的影响可能也越大。”[22]占斌(2020[23]发现道德判断与公平准则冲突时,个体会更依赖道德判断进行决策,对高道德水平者有更高的公平期待,对其不公平行为会诱发更强的负性情绪。突发的道德风险,如果超出技术主体道德判断或预期的范围越大,越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引发系统风险。

依照道德风险扩散范围的上限可将风险划分为四类:上层应用道德风险,涉及人数少,小范围风险;上层应用道德风险,涉及人数多,局部风险;底层技术道德风险,涉及上层应用少,小区域风险;底层技术道德风险,涉及上层应用多,大区域风险。风险扩散范围的上限越小触发羊群、挤兑现象的可能性越高,并快速向类似的群体蔓延,它反映了特定范围内新兴技术伦理信任的瓦解。克里特(Krettenauer等,2013[24]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亲社会行为偏好略有下降,亲社会行为偏好与道德情绪之间的相关性却在增加,儿童协调他们的道德自我观和道德情绪期望,以达到更大的自我一致性。由此,可以推断,随着技术与主体之间依赖性的提升,亲技术行为偏好与道德情绪之间可能存在正或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情绪作为纽带,在群体内迅速传染的主要原因。

道德风险引发的情绪传染往往非常迅速,新兴技术道德治理逆周期调节体现在维护技术的伦理信任,道德情绪路径下逆周期道德治理的方法主要有:①最短时间法,逆操作决策时间不应超过顺周期伦理规约的决策时间;②干扰法,逆操作的实施应当改变新兴技术主体范围内不确定或确定的一致性状态;

③分箱法,参考道德风险特征,结合道德风险扩散范围,及其底层技术的可靠性、技术的可追溯性、技术的关联性、应用范围,对底层技术或上层应用进行分箱处理,隔断它与技术链的关联,并限制箱体内技术主体的流动性,风险解除后箱体回归;

④维度处理法,去掉无关属性,依据新兴技术的道德信用和伦理信任,依据突发道德风险的特征,在4类扩散范围中寻找切入点,逐步向前提升伦理信任,逐步向后建立道德信用。

五、结 

本文在描述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同时,阐述了不确定的可行性、不确定的合理性、不确定的一致性,以及在伦理风险中的顺周期特征,提出了道德治理逆周期策略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后疫情时代采取逆周期审慎管理,有利于防范新兴技术衍生的伦理风险,有益于维护新兴技术和社会体系的稳定和发展。基于以上论点,在新兴技术社会融合视角下,从新兴技术与道德风险的共生、顺、逆周期道德治理维度,展开了道德治理逆周期调节的路径研究,认为技术规模与风险扩散速度是影响逆周期策略实施的主要原因,并依据技术主体的理性与非理性特点,提出了逆周期道德治理的道德适应路径与道德情绪路径。

 

参考文献:

[1]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Psychological Review,1943,50 (4):379.

[2]Knight F.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M].Boston: The Riverside Press,1921:20.

[3]Heisenberg W. Uber Den Anschaulichen Inhalt Der Quantentheo-retischen Kinematik Und Mechanik[J]. Zeitschrift fur Physik,1927, 43:189.

[4]Walker W, Harremoës P, Rotmans J, et al. Defining Uncertainty: A Conceptual Basis for Uncertainty Management in Model-based Decision Support[J].Integrated Assessment,2003,4(1):13-14.

[5]Koppenjan J, Klijn E. Managing Uncertainties in Networks : a Network Approach to Problem Solving and Decision Making[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6.

[6]张彦.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6.

[7]Huda M. Empowering Application Strategy in the Technology Adoption[J].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Management,2019,10(1):173-188.

[8]陈瑜,丁堃.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新路径[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40(5):103-110.

[9]范毅强.区块链技术的风险与伦理规约的路径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5(2):53-57.

[10]Cummings L. Reasoning Under Uncertainty: The Role of Two Informal Fallacies in an Emerging Scientific Inquiry[J].Informal Logic,2002, 22(2): 122.

[11]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08.

[12]Kumar A, Fischer C, Tople S, et al. A Traceability Analysis of Monero’s Blockchain[C]//European Symposium on Research in Computer Security. Cham: Springer, 2017:14.

[13]Bonneau J. Why Buy When You Can Rent? [C]//Financial Cryptography and Data Security. Berlin: Springer, 2016:19-26.

[14]Eyal I, Sirer E G. Majority Is Not Enough: Bitcoin Mining Is Vulnerable[J].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Cryptography and Data Security, 2014 , 8437 :436-454.

[15]李建华.道德适应: 新型伦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J].社会科学战线,2020(7):10.

[16]范毅强.新兴技术伦理信任的路径研究——以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4):37-43.

[17]Macnaghten P, Chilvers J. The Future of Science Governance: Publics, Policies, Practice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2014,32( 3) : 530-548

[18]西宝,陈瑜,姜照华. 技术协同治理框架与机制——基于“价值—结构—过程—关系”视角[J].科学学研究,201634(11):1615-1624.

[19]李建华,刘刚.论道德适应的衍化逻辑[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1):4.

[20]Goldfeder S, Kalodner H, Reisman D. When the Cookie Meets the Blockchain: Privacy Risks of Web Payments Via Cryptocurrencies[J]. Proceedings on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2018(4): 179-199.

[21]刘易斯.情绪心理学[M].南莎,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362.

[22]范毅强,李侠.实验哲学视域中的认知非渗透研究[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037(5):9-14.

[23]占斌,杜碧煊,陈绍华,等.道德判断影响大脑对公平行为的早期评价[J].科学通报,202065(19):1985-1965.

[24]Krettenauer T, Campbell S, Hertz S. Moral Emo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Self in Childhood[J].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3, 10(2):15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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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跋】这篇文章发表在《东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4)上,本期封面文章,范毅强博士的很多想法还是很有趣的,在做第二站博士后期间,他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任务,期待他有更多好玩的新观点,与编辑部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1-7-23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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