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名画中的传染病

上海健康医学院图书馆馆长 彭骏

2020年伊始，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顷刻间将大家拉回了2003年非典那段人人恐惧的日子。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我们遭遇了数不清的瘟疫灾难，其中有些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影响十分巨大，如黑死病、天花、流感、非典等。而这些瘟疫就是由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等引起的传染病。

今天我们试图结合一些医学名画去回顾人类所经历的这些传染病，我们可以发现面对瘟疫暴发后人类社会的反应，总是惊人的相似。对于新疾病的出现，人类的态度先是漠不关心，接着就是莫名的恐慌，再加上对感染者的歧视，当疫情发展稳定后则产生一种病态的“适应力”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乐观。最后疫情解除，人们又洋洋得意于人类的胜利，认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一切恢复生活旧态。

《死神的胜利》是彼得·勃鲁盖尔于1561年创作的一幅木板油画，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公元14世纪在欧洲所发生的黑死病疫情，近代的科学研究基本认定是由一种名叫鼠疫耶尔森氏菌的致病菌所导致的腺鼠疫疫情。而传播这种病菌的主要是老鼠身上的鼠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开始于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或中亚。在随后的数年由商人和士兵携带到俄罗斯南部克里米亚。现代估计十四世纪黑死病总共造成了45%到60%的欧洲人在差不多4年之内死亡，在欧洲总共造成了2500万到5000万人死亡。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这种瘟疫的恐惧，认为这是死神来人间收割生命。

Figure 1 彼得·勃鲁盖尔《死神的胜利》1561年

 

《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at Ashdod），法国画家尼古拉·普桑创作于1630年。这幅收藏于巴黎卢浮宫的作品，同样也表现了14世纪地中海地区瘟疫爆发的悲惨情况。画的前景里，一位母亲上半身裸露着躺倒在地上，一个孩子躺在旁边，另一个孩子伏在她的胸前。有人向远处仓皇逃离，有人捂着鼻子前来观看这具腐烂的尸体。当人类看到瘟疫时，害怕+好奇的矛盾心理，被这幅画表现得淋漓尽致。

Figure 2 尼古拉·普桑《阿什杜德的瘟疫》1630年

 

19世纪法国学院派画家居勒·埃里·德洛内（Jules Elie Delaunay，1828～1891）1869年所作的油画《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Peste à Rome）。画中展示了异教徒的尸体堆满了罗马古老的街道旁，天空中阴云密布，垂死者痛苦的挣扎着。画面中唯一充满生机的是红衣和黑衣的善恶两天使，善良天使正指点着恶天使使用噩运的长矛敲击无神论者们的房门，而敲击的次数正表示了将有多少人死在该屋内。这幅画的题材取自于中世纪描述圣人传记的《黄金时代的故事》，以宗教的方式讲述了公元680年发生在罗马的大瘟疫。由于症状并不典型（也可能是记录的错误），对于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当代人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主流的几种观点分别是：天花、麻疹或出血热（如埃博拉病毒）。而当时的人们只能祈求天使降临来拯救身处疾病痛苦中的人类。

Figure 3 居勒·埃里·德洛内《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1869年

 

人类同死神的抗争其实从未停歇，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踏入正确的轨迹。法国医生查尔斯·德洛姆（Charles de Lorme）于1619年发明的传染病医生防护服。面具类似鸟喙的结构中装有香料或草药、身披长袍以隔绝秽物，同时手持长棍以避免直接接触病人。《Doctor Beak from Rome》这幅画就反映了中世纪时，黑死病横行欧洲，当时的医生为了杜绝感染而穿戴的鸟嘴防护服，虽然作用甚小（大多数医生感染身亡），但毕竟是人类开始寻求科学防治的尝试，当然在黑死病时代，瘟疫医生能做的事情相当有限，多数时候他们起到护士的作用，照料病人，并为政府记录死亡数字。

Figure 4 Columbina，Paul Fürst《Doctor Beak from Rome》1656年

大家都知道，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一个病人，这时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家人的照顾，朋友的关心，我们需要的是在熟悉的一个环境中去恢复健康。但是在传染病流行时，人们因为对疾病的恐惧，往往会嫌弃甚至歧视病人。但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互助，安慰，这是一种人性的传递，是在平等基础上的情感表达。当病患出现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作为一个关心别人，尊重别人，安慰别人的角色，这在我们的名画当中，也有很好的体现。

 

Figure 5 保罗·费利克斯·圭里《皇后访问霍乱患者的旅馆》1866年

1865～1875年，霍乱第四次大流行，在欧美各地爆发，共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人数之多令人寒悚。从1865年夏天到1866年冬天，霍乱也在法国的许多地区爆发，欧仁妮·德·蒙蒂霍（Eugénie de Montijo）作为拿破仑三世皇帝的皇后，1866年7月对亚眠进行了访问，参观修道院和医疗机构，对霍乱病人进行了探视。保罗·费利克斯·圭里（Paul Félix Guérie）的这幅《皇后访问霍乱受害者的旅馆（The Empress visits cholera victims at the Hôtel-Dieu）》就很好地重现了这一事件。

 

我们再来看这幅画安·让·格罗《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画中拿破仑去触摸了一个鼠疫的患者，鼠疫可是当时欧洲最为恐怖的传染病。与拿破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边的一个士兵，拿出了一个手帕遮挡口鼻。我们知道医生经常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人（当然也要科学做好防护），但是医生不能表露出一丝一毫的嫌弃，我们需要表现出对病人的尊重和关心，因为这就是病人最大的安慰。要理解这种行为，我们需要追溯其历史根源。在中世纪，作为医者的僧侣和修士就算是知道接触麻风和鼠疫病人可能致死，仍然会去照护他们。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令他们并不是冷漠地按照科学规程或者医疗效率来行事。他们是出于对他人的爱，出于对他人需求的本能反应。

Figure 6 格罗《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1804年

面对传染病人，人类一直在找寻治愈的方法，还有不少医者拥有科学献身的精神。黄热病是由黄热病毒引起，死亡率高及传染性强的急性传染病。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而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黄热病就再一次在古巴流行，美军叫苦不迭。于迪恩·考维尔（Dean Cornwell）创作于1939年的《黄热病征服者》就记录了1900年美西战争当中的一段真实的故事。画中美国医生詹姆斯·卡罗尔（James Carroll）和杰西·威廉·拉泽尔（Jesse William Lazear）在古巴的康威尔营区进行黄热病实验，给自己注射了从蚊子中提取的黄热病毒来证明卡罗斯·芬莱（Carlos Finlay）“黄热病由蚊子传播的假说”，后来拉泽尔不幸死于黄热病感染，医者为追求医学的真知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有这样一批又一批医者去献身于医疗事业，使得人类治愈传染病的本领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提升。

Figure 7 迪恩·考维尔《黄热病征服者》1939年

直到今天，医学界的英雄开拓者们仍然会出于医学的牺牲精神，出于对全人类的爱而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做“最美逆行者”。2003年SARS肆虐，全国各地的医者面对不知原因的疾病，仍然争分夺秒、不顾自身安危去治疗病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画家赵振华的油画《抗击非典》，题材取之于2003年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历史。画作分为争分夺秒、医者神圣、奋不顾身三个部分，反映了医务人员战斗在第一线的感人事迹。

Figure 8 赵振华《抗击非典》2003 

 

       而《洁白的屏障》这幅作品创作于2004年，以抗击非典的医务工作者为主题，描绘了他们上“战场”前做防护准备的场景。整幅画面有一种既紧张又静谧稳定的感觉。从人物神态和动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医务工作者那种面对危险的淡定、有序和严谨。“回想当时广大白衣战士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躯铸成一道坚强屏障来抵御非典的肆虐，我就感到激动不已。正是这种激情激励着我一再重访这个题材。”面对疫情，医务人员是勇敢的逆行者，他们是救死扶伤天使，是人类健康的守护者，是洁白的屏障。

Figure 9 杜国浩《洁白的屏障》2004年

最后，我想说：从医学名画中我们既要了解到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的能力去应对各类“瘟疫”，但是新的传染病还是会不断向我们袭来，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还将继续下去。我们要对自然保持敬畏，用一种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相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别人抱有信心和爱意，有恻隐之心，有悲悯情怀，有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精神高贵的人来对待病人，对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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